我不断写作,不断重生。 记忆的利爪又向我伸出,挠破现实的薄衣,一举撕碎恐惧的面具,要我赤裸面对昨天。 回忆就是天上的一朵轻云,明明在那里,伸出手去,却什么也抓不住。
抓得住的,只有文字。按灵感出现的顺序排列的句子,码出了漫漫长夜的每个孤独时辰。
我所做的,只是在记忆狂荡的海边不断拾起遗散的贝壳,希望辛勤弯腰能替我保住一个逝去的世界。而串起这些珍珠贝壳的,无非是文字而已。
深处一个洞穴之中,深处一个洞穴之底,身处完全的孤独之中,这时你发现,写作会拯救你。
杜拉斯如是说。
写作是编制一个网,一个蛛网,将喜怒哀乐、过往幻想全都粘连其中,将世界折叠成最本质的状态,把生命的戏剧性浓缩进去。
写作什么都不需要――有生活就有写作,有功夫就有作品;然而写作什么都需要――孤独、耐心、激情、娴熟,对生命不竭的好奇心,对人类悲苦不倦的同情心;对世事充满良知的拷问,对表达的渴求,对倾诉的掌控。
写作也是构建世界。作者所做的,不比辛勤的泥水匠、娴熟的建筑设计师少,而他构建的世界,与我们身处的现实世界既交叉又平行。之所以交叉,是因为写作源于生活,是对生活的记载和反映。而之所以平行,是因为作者构建的世界不受现实世界拘束,高于生活,是美的结晶。
而我们为什么写作?
写作可以修补现实世界的疤痕,改写生命的不圆满;写作可以网罗记忆的渣子,打捞逝去的生活,为现实的残酷修筑一道大堤。更重要的是,写作揭示人间美丑,在歌颂生命的同时揭露它的丑恶,好让我们知道,什么样的人生,才真正值得。
正因如此,我们有《巴黎圣母院》里内外皆美的吉卜赛女郎,外丑内美的敲钟人,和表里俱恶的红衣主教,贪图权势、觊觎美色、最终自取灭亡,为欧洲虚伪的教会与社会制度的土崩瓦解作预兆。
正因如此,我们有《老人与海》里的那个硬汉,一生都在狂风巨浪中漂泊,一生都在与困难作斗争,最终战胜了自己,获得一条鱼骨,说明人生即使耗尽一切,倾其所有又最终一无所有,总会剩下一些东西:勇气、目标、坚持不懈。
写《巴黎圣母院》的雨果,曾亲游圣母院,因刻在院内石墙上的一句“命运”大动恻隐之心,又目睹大革命前夕法兰西人民的疾苦,故文思泉涌,写下是书。
而产出《老人与海》一书的海明威,虽最终自己结束了生命,活着的时候却是硬汉一条,历经战场、病痛,毫不畏缩,以勇士的精神把生命的豪情挥毫写进无数作品中。
这就是写作的功力――抚慰个人,拯救民族。
当一个民族被自私和得过且过的纱布裹得快要窒息的时候,也只有写作能拯救它。
近代史上的中国就是一例。在国家危亡山崩地裂的新旧时代交接处,如果没有戊戌变法诸君抛头颅前的慷慨遗书和孙中山的革命党誓死血战封建王朝的决意书、战略集,那时的中国就将仍是浑噩朝廷,麻木大众的天下,而没有勇气撕破让我们窒息的民族裹尸布,顺时代洪流前进。
所以,写作绝不只是个人小情小怨的书写,而应关照更广大的人群。沉浸在矫情的自我世界里诚然诱人,谁人的恩恩怨怨又都可以编造出许多煽情故事。然而,这样的写作注定是短命的,因为它的作者认为自己太重要了,又错将小女生情怀、儿女情长一类等同于文学的全部。
换言之,写作源于个人,却不等同于个人。
那么,该怎么写?
罗丹说,对一个真实的,对众人也真实。巴金对此有所呼应:把心交给读者。写作,是来不得半点虚假的。企图哄骗欺弄读者的,就如小丑跳舞,最终只能自现其丑,欲盖弥彰。写作要情真意切、呕心沥血、牵肠挂肚、如履薄冰。作者要将自己的血肉融入作品,方能动人。要将生命分放在纸上透析,要给单薄的文字披上厚重的感情外衣――换言之,要先动心,再动笔;文字不是目的,而只是我们喷薄感情的载体。相反,不要矫情卖弄文字功夫,或是将一时小情小怨无限发挥,非要将某些苍白的呻吟用文字无限发酵,企图将其塑造成鸿篇巨幅。要知道,如果原料是生冷乏味的,就酿不出美酒。
但是,这并不是说写作要摒弃自我,摒弃对痛苦的描述,篇篇皆成宏伟篇章。离开了鲜活个人生活的写作是寡淡无味的,假装对个人生命的痛苦无所谓的作品也是伪善的。问题是,在这个人人以自我为中心的后现代时代,在这个作者已死,主题已灭的大抄袭当头,我们很容易就将自己的重要性夸大,将自己的痛苦扭曲延展,将写作降级为宣泄个人无足轻重的小恩怨的出口,而彻底失去严肃写作。
我说,如果真要描写痛苦,就将那痛苦写得刻骨铭心,令人战栗:《情人》里两个种族之间的人深沉而无望的爱情;《洛丽塔》里两代人之间超乎情理却又合乎人性的苦恋;还有《飘》里那两个时代,两个家庭与时代粘连的恩怨……
而如果真要歌颂自己,就把自己所属的人类也一并歌颂了:李白诗里逍遥飘逸的酒仙;《浮士德》里老来愈勇的英雄;《名人传》里不向命运低头的贝多芬,和海明威笔下以自己为原型的硬汉……
要产出力透纸背的东西,写作才有意义。也许,我们的时代的确呼唤对个人的捍卫,对自我的抒写,甚至对小情绪的赞美;但是,也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我们不能丢弃某些文学之所以陪伴人类文明延续到今天的共性:反映生活,表达真情,救治心灵。我不是现代主义宏伟叙事的怀旧者,更反对用文学说大话空话的行为。但是,面对当今将个人等同于一切,借文学之名大干非文学事业的“风气”,我也有话要说。其实,要说偏好,我还更爱那些在蒙?模糊中将某些情绪抒发得淋漓尽致却不问作品主题的后现代作品。但即使是这样的作品,在那与时代浪潮吻合的异质美感中,也有些更深刻的东西――说穿了,也还是对人类的关照。
所以写作啊,岂止是将一堆字搬上纸;要让那堆字活灵活现起来,就要用心,致意,向深处发掘,甘愿承受寂寞和痛苦。
正如杜拉斯所言,这是作者的孤独,作品的孤独。写书人要与周围的人和世界保持距离。
只有当我们远离现实世界的辐射,才能更精准地描述它的威力。
写作的原子弹,能将人类的意识轰炸清醒。但它不会致残,只会驱动我们向着更美好的生活更完善的人性前行――如果,作品够好的话。
而写作的人,沿着文字铺就的道路,向着自己的幻想王国进发,一辈子都在探寻新的目的地。
这,难道不是文学和写作的终极快意?
我临时决定不去云南而去重庆,临上车的时候心中升起一股空荡荡的感觉。――我并不很介意阔别家乡颠沛流离,事实上我倒一直挺羡慕那些浪荡游子。我时常设想这样一个画面:我和我的小提琴相伴,辗转于中国各地,饿了就啃着馒头充饥,累了就枕着我的琴睡在天桥下,有了闲情雅致就随便找一公园敞开了拉琴,讨两个零花过活。我连拉的曲子的顺序都想好了:先来首维尼亚夫斯基的《D大调波兰舞曲》镇镇场子,然后以《流浪者之歌》或者《木屐舞》过渡,再来几首巴赫的小舞伴奏,最后以塔蒂尼的《魔鬼的颤音》或拉威尔的《茨冈》画下完美句点。我甚至感受得到观众热烈的掌声和源源不断的施舍。
当然这只是个想象,并不现实,不论是去流浪的事实还是想象中拉的那些曲子,都不现实。我坐在车上,满脸络腮胡子的司机师傅忙着点票,然后就回座位准备发车。我妈在车下一个劲儿摇手,我想起小学时去成都参加为时一个星期的夏令营,回来了我妈就追着问我:“想不想我?想不想妈妈?”大有我不当场作答就不准我进家门的气势。我说:“不想。”废话么,不过是离开个把星期有什么好想的,我要想你就不去成都一直在家陪你好了?我也冲我妈摇摇手,车子就一颠一簸地出了站,等到了拐角处我再回头看时,我妈已只剩下一个潇洒的背影了。车子继续颠簸,向高速路方向驶去。这次不同于成都夏令营那次,也与初中毕业时和姐姐妹妹三人从重庆去上海那次不同,这是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独自离家。看着熟悉的街道,熟悉的房屋渐渐被我落在了后头,前面的路已经开始变得陌生,我想,我终于是离开了。
当然此时我并没有离家的忧虑,因为我说过,我其实很羡慕离家的。我在家虽然不爱挪动,老是呆在家里,但一出门我就希望能走得尽可能远一点。这次走得真够远了,一百多公里地哩!我心里一直都十分平静,没有对未来路途的丝毫期待;但或许是由于我向来注重发掘潜意识的缘故,我静下心来细细探查,发现自己心中并不是完全平静,竟然还有着许许多多的难以捉摸的情感在里边儿。关于这样的心情,我想起一个很恰当的比喻――“譬如晴朗星空下的海洋”。晴朗星空下的海洋虽风平浪静貌似平缓,但海洋底下却深深涌动着无数肉眼难以分辨的暗流。这些暗流就是我所谓的“难以捉摸的情感”了。
车子一上高速路,那一个陌生的世界彻底向我笼罩过来。路架在一条高地上,路两旁连接着山谷,再过去又是一座又一座郁郁葱葱的青山,山峦起伏排向远处视线的尽头。山是一阵又一阵的绿,绿得人心里像吃了蜜一样舒坦。天上乌云密布,来势汹汹,直向这些绿色的山压将下来。我只觉得有趣,绿油油的群山和小雨霏霏的天空一直都是我所向往的,所以我的注意力一直都集中在车窗外秀丽的景色上。很久以后,当坐我旁边的戴眼镜的中年男子摸出盒云烟想抽又不敢抽时,我才想起,比起关注车窗外的世界,我不如多关照一下自己的内心呢?因为相较于客观的世界,我对主观的东西更感兴趣,这不得不说是受了普鲁斯特和伍尔夫的影响。
这还是我第一次独自离家到这么远的地方去,小学那次虽然是到成都,但毕竟是有学校老师参与的活动,有许多老师同学相陪,自己作不了数。而我初中毕业去上海那次,也毕竟是有姐姐和妹妹在一起。我们三个年龄差不多的孩子乘飞机时心里忐忑不安,紧张并兴奋着,这种心情在飞机降落时升级成了惶恐。我们透过飞机上小小的舷窗看到夜上海的景色,并不很美,也还凑合。飞机的降落使得机场前的高楼都向我们威压过来,越来越接近,简直快撞上去了,而机场跑道还在我们很远处。我紧张得手都在抖,想喊“快撞上了,快撞上了!”但觉得丢人没喊出来。而其他乘客泰然自若,穿红色制服的漂亮姐姐们脸上笑容程式而美丽。算起来,这次去重庆还真是我第一次独自离家。我心中突然升起一阵难耐的兴奋感,其间又夹杂了一种微妙的自豪,肚子里像有一股暖气攀升到嗓子眼儿,团团转动,想出又出不去,弄得我痒得难受。就是这种微妙难耐的兴奋感觉很快取代了原先那种平静得像晴空下的海洋的心绪。我想:“我现在终于是一个人了,自由自在。”我并不介意暴露出我内心最真实的想法,就如同在刚刚发车时的回忆中,我毫不掩饰地对母亲的关怀表示出不屑一顾的冷酷,因为我本来就不是一个情感外露的人。卢梭在《忏悔录》中尚剖析了一个最真实的自我,难道我还需要隐讳什么吗?
车子穿过隧道一个又一个,窗外出现青山一座又一座,漫长的旅途乏味且疲惫,只有在过江时稍微给我带来了点新鲜感。我打了一个哈欠,为的是让疲乏的我打起精神来。我的琴就放在座位顶上的隔板里,旅行包因为太大只得压在腿上。我戴着耳麦听柴可夫斯基的《D大调协奏曲》。窗外的雨从广安开始就没停过,一路过来越下越大。我的肚子饿得咕咕直叫。车子还有五分钟就到站了。我的心情逐渐平静,一如出发时。沉甸甸的旅行包压得我的屁股疼得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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