汗漫学屠龙，绛灌学屠狗；屠狗位通侯，屠龙不糊口。 ――景耀月《读史感言》 【“恃才放旷”的另一面】 相比蒋介石，陈布雷的形象更能代表宁波人：矮小、瘦弱、眉目清秀，斯文而聪慧。他的家乡慈溪毗邻绍兴。他后半生所从事的工作，近乎绍兴师爷，只是他的性情，有师爷之谨小慎微，而无师爷之刁滑奸诈。如王芸生所回忆：“陈为人谦和拘谨，待人接物，向无疾言厉色。每见陈为蒋侍座，低眉垂目，敛手侧座，必有询问，才答数语。那种恭谨严肃的样子，令人看了透不过气来。”这种恭谨，或如左舜生所言的“极端谨慎”，杨玉清所言的“怕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正是身处琼楼最上层的陈布雷的自全之道。
陈布雷自视为何呢？他的回忆录里，说及自身，总是一片谦辞。他对自己的定位，令人印象最深的一则，是“如有人问我自视为何等人，我只有一语曰‘草草劳人’”。“草草劳人”一说源自《诗¾¬》，Ô¬文为“骄人好好，劳人草草”，“草草”者，忧心也。他生于忧患，长于忧患，甚至死于忧患，自谓忧人，当无不可。他还说：世人视我为愚人、庸人、妄人，或者批评我孤僻、骄傲，都没关系，但是千万不可以清静宁谧誉我，这是我的短处，是我幼年时代身体衰弱所养成的一种习性而已。换言之，蒋介石在陈布雷50岁生日时所赠的“µ¬泊明志，宁静致远”，乃是他的局限，而非他的志向。
读陈氏回忆录，才深深明白他的苦衷。Ô¬来在中老年的陈布雷之外，还有一个青少年的陈布雷；在幕僚陈布雷之外，还有一个报人陈布雷；在那个恭谨、衰弱如荒烟蔓草的陈布雷之外，还有一个负气、疏狂、濯污扬清、慷慨激昂的陈布雷。究陈布雷之本心，他更愿意做哪一个呢？他这一生最大的悲剧正在于此：他想做哪种人，走哪条路，大多时刻都不由自主。这一半是因他陷入了时代与政治、伦理与文化的激流漩涡而无法自拔；另一半，则因他的性情之柔弱，不得不迁就某些外力，反过来，外力如千钧重压，令他无以挺身，他的心灵在重重禁锢之中愈加柔弱。中年后的他，就像是一片摇曳于政治寒风中的秋叶，其命运完全托付于他所献祭的事业。
晚年的陈布雷有多么萧索，少年的陈布雷就有多么昂扬。1900年他10岁，开始读那个年头最新潮的《时务报》，“虽在可解不可解之间，顾独喜阅之”；14岁读《新民丛报》、《新小说》、《警钟报》、《浙½¬潮》等。同年10月，父亲令他参加慈溪县的童子试，他心中十分不愿，却不敢违命，于是去考场敷衍一番，结果151人应考他排在第151名，被父亲痛斥一顿。他不服，去参加宁波府的第二场，高中第一。从榜尾到榜首，可见他的少年心性之蹈厉奋发。从宁波回家的路上，风雪交加，父亲的朋友孙以文对他说：“不患蹉跌，患不能自奋。”30多年后，他还清晰记得。
中年后的陈布雷一向谨言慎行，侍立于蒋介石身侧，像一幅布满尘灰的静物»¬。殊不知他极具演说之才。17岁那年，他在宁波府中学堂读书，开同学会，以学生新道德为题，他登台演讲，想来是过于尖锐，而为守旧的同学所嫉恨，为随后的学潮埋下了引线，他竟因此被迫退学。据他回忆：“余斯时年少气盛，自视若不可一世，尤喜演说，每逢会集，辄自登坛，好评骘人，尤力诋彼时学法政者之志趣卑下，至谓法政学校不关门，民国必无治日，以此甚招当时父老之忌。”此处需交代一点，民国初年对法政及其教育的重视程度，相比今日不遑多让。1912年，浙½¬一省就有7所公立与私立法政学校，律师事务所的招牌甚至比酒店还多。在陈布雷看来，政府的管理跟不上，则难免泛滥成灾，故要极力抨击。
陈布雷有一位老师，姓冯，名?，字君木。此人名头虽不如其弟子陈布雷、沙孟海等人响亮，却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人物。他与陈训正（屺怀）、应启墀、洪允祥并称“慈溪四才子”。这陈训正，正是陈布雷回忆录里无处不在，堪称他一生的启蒙者与引路人的“大哥”。陈布雷的四姐于1912年嫁给冯君木当继室，所以陈与冯的关系十分亲近。冯君木见陈布雷锋芒太露，便教导他说，“少年时炫露才华，只自形其浅薄”；而且，陈布雷的身体一向不佳，如果奔走政治，用不了数年必将过劳而早夭，努力学问，才是正途。这是对陈布雷的当头棒喝，他三省其身，从此不在公共场合轻易发言。
可惜，冯君木的话，陈布雷只听进一半。冯君木谆谆告诫他不要涉入政治之河，他却在38岁那年，不远千里，从上海到南昌，见蒋介石，入国民党，一头扎进了政治的不归路，至死无力回首。
【“分裂”的报人】
“慈溪四才子”中，陈布雷与陈训正、冯君木过从甚密，但将他引上新闻之路的向导，却是另一位才子洪允祥（佛矢）。
1910年，正在浙½¬高等学校读书的陈布雷忽发意气，针对铁路国有问题给名重天下的杨度写了封信，同时寄了份给洪允祥。当时洪允祥和陈训正在上海办《天铎报》，于是将陈布雷此信刊出，并勉励他继续投稿。这对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学生而言，是一种极大的赏识与鼓舞。由此，“余倾向新闻事业之心益坚”。
陈布雷的新闻生涯，可以1927年为分界线，分成藕断丝连的两块。从1911年起，他先后效力《天铎报》与《商报》，同时为《申报》、《国闻周报》、《时事新报》等撰文。此时的他，可谓纯粹的新闻人，“独立与自由之记者”，虽有政治倾向，却无政治立场。1927年他加入国民党后，曾担任浙½¬省政府秘书长、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书记长，翌年辞职，回上海出任《时事新报》总主笔，与戴季陶、邵力子、周佛海等党内同志创办《新生命》月刊。但是，此际之陈布雷，犹如去污浊的妓院走了一遭的良家子，肉身与心灵都受到了严重的污染，他已¾¬丧失了中立化的新闻立场，成为党指挥笔的政治喉舌，他所写的评论，单从标题看，如“国军编遣程序大纲”、“编余士兵之遣置问题”等，便可知他在为ˬ说话，对ˬ说话。新闻生涯之后期的陈布雷，能否称得上“新闻人”，还是一个疑问。
《天铎报》时期的陈布雷，所写文章，多为短评，两三百字，宛如投枪。彼时宋教仁在上海主持《民立报》，陈布雷常去请教。宋问他：何以来报界做事？陈答：为求学问长见闻而来，自信较入大学为有益也――此言倒非谦辞，22岁的他纵然才华横溢，被誉为“二十文章惊海内”，其视野、识见等仍稍嫌青涩。
陈布雷在《天铎报》只是小试牛刀。1920年他重出½¬湖，任《商报》编¼¬部主任，这才是他大放异彩的黄金时代。他撰写社论，“渐觉纯熟，自信心亦加强，于政治外渐涉及文化、社会、国际时事及工商诸问题”。民国要人叶恭绰曾说，如今主持社论的人才寥寥无几，其议论周匝，文字雅俊者，北方唯有颜旨微（《益世报》总主笔），南方唯有陈畏垒（布雷）。陈布雷将此言写入回忆录，可见他十分得意于叶恭绰的评语。当然他要谦虚一下，说：论文字识解，在南方我不如张季鸾，在北方我不如颜旨微和陈博生。前半句应为他的心里话――他对张季鸾是真心佩服。
陈布雷曾评论张季鸾的文字：“¡¬¡¬季鸾先生实得力于汉人之文，故砥节砺行亦似之。季鸾之文最廉劲峭拔，亦最畅达明快，二者难兼而彼兼之。”张季鸾“有感情，有活力”的文字，有时如烈酒，能直捣读者胸腔。½¬南才子出身的陈布雷则文字俊雅，言述之间有一种雍容不迫的大家气度，令人读来如饮清泉。从宣传上讲，自然以张季鸾的文章为佳；以作文之道而言，陈布雷则更令人倾心。
这一时期的陈布雷，虽然对三民主义与国民党颇有赞词，却未丧失一个新闻人的伦理与操守。正因心中无私，他议论政局才能鞭辟入里，笔走龙蛇。他的时论侧重于说理而非鼓呼，常能用一二言语，阐明扑朔迷离的天下局势。如1926年6月，张作霖、吴佩孚北京会晤，陈布雷称他们此前的关系为“卿不死，孤不得安”，此时的关系则为“意气各不相下，而形势各不能相上”，因此才有会谈、合作之必要和可能。然而，张、吴携手，不是因为拥有共同的理念，而是因为拥有共同的敌人，而且是“假想敌”。故陈布雷断言，赫赫一时的传心殿会晤，“不过为将来第四次大决裂之序幕”；传心殿一夕歃血之盟，可为两大军阀预行送葬之礼品。试看此后之历史，张、吴从虚情假意的合作，到坐山观虎斗，再到彻底破裂，只用了大半年时间，陈布雷的预言竟一一应验。
晚年的陈布雷曾慨叹，写文章并非一件乐事，“我写文章，是呕心沥血之作”。这里的文章，则谓为蒋介石代笔之作。《商报》时期的报人陈布雷，必定不作如是观。那时他在寸纸之上纵论天下，视诸侯角力如群蚁争食，下笔千言，倚马可待，笔底隐隐有风雷激荡之声，这种写作是何等凛冽，何等快意。不必说《张吴会晤以后将如何》、《孙传芳主和之索隐》等名篇，便是《东南大势之前途》等平庸之作，都是气势磅礴，一气呵成。他那些年的回忆录，决然不同于此前的悲感无端与此后的满腹幽怨，因心态奋发，连身体都康健异常。
1928年，入《时事新报》重作冯妇，陈布雷已沦为一个分裂的报人。他的时论，转为政治宣传，以革命救国为立场，以阐述“党的历史与党政制度”为主流。虽依旧“言辞警辟，文采斐然”，但其立论，一味追求政治正确，框架之下，笔若千钧，再无扪ʬ而谈的自由与快意。据他回忆，他在《时事新报》，奋斗至为艰苦，因报社只有他和王新甫两个国民党员，其他同事或对革命无信仰，或反党甚烈。他自己承认，此期之撰述，不及《商报》之勇敢，好在“中央诸公”表示了认可。只是，当报纸的读者不是国民大众，而是“中央诸公”，陈布雷是否还能对“报人”之职问心无愧？
1929年8月，陈布雷辞离《时事新报》，此后遥望来时路，却是烟尘漫漫。尽管在陶希圣眼中，担任浙½¬省教育厅长的陈布雷，“仍然是一个新闻记者的风度”。然而，一朝执掌权柄，他对舆论的态度必然发生反转。公权力与独立的新闻，从来就不能相容。对新闻的审查与控制，是专权者的通病。1931年10月1日，时值“九一八”事变爆发不久，担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他对舆论界讲话，鼓励全国舆论界“不惮贡献逆耳之忠言”，同时却要求不能“指摘政府，非难政府，或恣为辩难以窘倒政府为快心”――这二者简直如鱼与熊掌，何以两全？
1948年，卜少夫主办的《新闻天地》杂志，发表了一篇批评外交部部长王世杰的文章。虽然陈布雷读完此文“觉得也并没有甚么”，却仍脸孔一板，建议“少夫兄”“凡涉及外交及足以损我政府人员之尊严者”的稿件，“务尽量避免之”；“有政治毒素”之稿件，必须审慎处理。
此时的陈布雷，已沦为新闻的敌人。他背叛了青春，背叛了此生的志业，背叛了“每思引退、重作记者”的梦想。
他死后，李宗仁挽曰：“有笔如椽，谠论雄文惊一代”，杨玉清挽曰：“诸葛本非求自达，庐陵志不在文章。”二语相反相成，清晰呈现了潜伏于陈布雷生命幕后的两面与两难。这种分裂，正是那些在文学与政治的千古迷局中垂死挣扎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宿命。
【“计划内死亡”】
陈布雷的一生，如一首枯瘦的诗。这首诗并未写完，59岁那年，他的墨水枯涸了，他的灵魂已¾¬无力投笔。死亡于他，不是一个句号，而是一个问号，一个沉痛的惊叹号。
1948年11月13日，陈布雷服安眠药自杀于南京。他的死，一度流变为一桩疑案。他的死因，自然不止一端。最大的凶手，无疑是政治。早在1912年，冯君木就预言并千叮万嘱，劝他不可奔走政治，理由是他的身体之弱。这其实只是表面上的Ô¬由，更深层次上，陈布雷之不宜从政，仍在于他的儒生心性，与•¬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政治生活格格不入。纵然他的性情在时代风沙的磨砺之下，从少年的激扬转向了中年的深沉，但他那颗纯净、忧患的冰心，至死未变，未能解冻而融入世俗的横流。反过来讲，心若变了，他就不会自杀了。
为什么说陈布雷是儒生，而非现代知识分子呢？可以他与蒋介石的关系为证。诚然，他加入了国民党，数十年来一直阐释、宣传三民主义，但这于他而言，始终无法构成一种政治信仰。他投身政治，乃是感念于蒋介石的知遇之恩。1928年，蒋介石与他谈话，问他愿意担任何种职务，他回答：“初愿在以新闻事业为终身职业，若不可得，愿为公之私人秘书，位不必高，禄不必重，但求能有涓滴为公之助。”这已足够坦白。所以王芸生评道：“他（陈布雷）的‘忠’，并非‘忠’于国家，更非‘忠’于人民，也非‘忠’于他的党，而是‘忠’于蒋介石一个人，这样的‘忠’是‘妾妇之忠’。”刻薄一点说，就是“愚忠”。
1938年初，国民党开始打造“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就陈布雷而论，你不能说他不忠于三民主义，不忠于国民党，只是在他心里，领袖就是主义，就是政党，或者说，领袖高于主义、高于政党。他的政治伦理，他的政治信仰，系于人，而非理念。
陈布雷的出身与所受教育，º¬养了他的身份与心性。不像同时代的鲁迅、胡适等，他从未踏出国门一步，在宁波府中学堂、浙½¬高等学校所接受的西方教育之点滴，并不足以改写他的思想背景。他的启蒙者陈训正、冯君木等，从精神谱系上看，皆近于儒生。这便注定了陈布雷的政治之路，只能蜿蜒于儒家政治学的伦理天空之下（张治中说：“布雷受旧思想意识的影响很深，政治缺乏远见”）；以及他的死亡，更多是出于“士为知己者死”。59岁的他自觉油尽灯枯，对恩主再无用途，欲退隐而不得，更不便尸位素餐，只好一死了之。
中国儒家“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忧患意识，穿透了陈布雷的生命。他的回忆录只写到50岁，然而这50年来，他无时无刻不是生存于忧患之中（如他死前二日自述“此心永远在痛苦忧念之中”）。他的忧，用程沧波的话讲，乃是公忧，“君子有终身之忧”。“布雷先生终身之忧，不关个人的穷通利达，而终朝戚戚的，是天下国家之忧。他忧天下国家之忧，他忧领袖之忧。天下国家之忧无穷，领袖之忧亦无尽。仁人君子，又岂能有一日之欢？”这些话，固然有所誉美，却写出了陈布雷坚守的心志。君子之忧，与他的生命悲剧，相互成全。
程沧波另有一言，说陈布雷的死“不是看透人生的消极自杀，以求解脱”。后世论陈布雷之死，往往将其刻写为一头走投无路的困兽，一个向隅而泣的畸零人。但陈之死虽为莫大悲剧，实在不宜以消极积极论之。死亡的引线，从1927年他饮下政治的毒Ö¬之时就已¾¬伏下。死是一种必然，何时死，如何死，则是一种偶然。我们称之为悲剧，则因陈布雷在一个最悲壮的年头，选择了一种最悲壮的死法。
当悲剧的黑幕一层一层缓缓À¬下，陈布雷的自戕显得极其平静。他死前一夜，写了十封遗书，上呈蒋介石，下遗副官，连自家亲人都分门别类，夫人一封，诸弟一封，儿女一封。身后事，在致二秘书的信中，列为十则，详尽备至。其中流传最广的应是呈蒋介石的那两封遗书，不过在笔者看来，最能折射陈布雷心性的则是致副官陶永标：
¡¬¡¬汝半生随我患难，我永远不忘，今我身体衰弱，患严重之脑病而死，对我身后事，望汝多负责照料，待我殓殡之后，护送太太回沪，此后汝可自谋生活，以汝之能力，有诸长官扶助，当不愁无工作，而诸长官必能因我之面情，为汝安排工作也¡¬¡¬
陈布雷死前，连区区一个副官的未来都筹划好了，可见他的周全和温情，更可见他的自杀之理性、冷静。他并非遭遇了什么剧烈的刺激（史家尝将他自杀的诱因归罪于蒋介石的责难），一时心血来潮，陡然寻死，早在1942年、1943年、1945年，他便数度作自杀之念，并已有所准备，“皆因临时之故障以中止”。不妨借用雪珥先生的一个说法，他称辛亥革命为“计划外革命”，陈布雷的自杀，则可谓“计划内死亡”。
所以说，陈布雷之死绝非一个偶然事件。那些外在的Ô¬由，譬如1948年底国运沉沦，令其万念俱灰，以死殉国等，只是外因，却难以主宰他的心魂。不然，怎么解释1945年，抗战八年胜利曙光隐约可见，举国即将汇成乐观的海洋，陈布雷为什么还想自绝于人寰？
李敖认为，陈布雷并非“志在以一死励大众”，他以死所励者少，以死自剖者多。“他终于用一死证明了知识分子跟国民党合作的悲惨下场，他告诉大众他过了错误的一生，他用一死否定了他一生的鞠躬尽瘁¡¬¡¬”这段读来无比熟悉的论调，像是来自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对国民党的过分仇恨，严重蒙蔽了李敖的眼睛，以致他对陈布雷的“自剖”之诠释，充满了政治曲解和偏见。
将陈布雷引上新闻之路的洪允祥，有一段论生死的文字，周作人屡屡引用。洪氏《醉余偶笔》载：“《甲申殉难录》某公诗曰：愧无半策匡时难，只有一死报君恩。天醉（洪允祥自称）曰：没中用人死亦不济事。然则怕死者是欤？天醉曰：要他勿怕死是要他拼命做事，不是要他一死便了事。”――这是笔者见过的关于自杀最严酷的议论，用来批评被政治遮蔽了眼目的陈布雷，也许有些苛责。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陈布雷这一死，实在不曾改变什么，不曾救赎什么。他的后辈，依然如一群“亡羊”，徘徊于政治的歧路。
（作者系文史学者）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3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