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丹将自己多半的精力都用于游历与思索，这让他成为中国最为新锐的设计师之一，也在无形中成为中国当代环境艺术设计界的话题人物。 城市的迅速崛起，带动了环境艺术设计的快速发展。
中国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才开始有“装修”的概念。进入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城市步入极速发展时期，以上海市为例，在过去十年中，新建的摩天大楼，比整个美国西海岸全部摩天大楼的总和还要多。大量建筑的横空出世，让环境艺术设计真正成为全民要求的开始。
然而，这样的现象也使更多的设计师为了提高效率而忽视设计的个性，使中国的环境艺术设计千篇一律，缺乏人文要素。
荷兰著名设计师库哈斯曾在一次国际建筑设计学术研讨会上调侃中国同行：“中国建筑师的数量是美国建筑师的十分之一，在五分之一的时间内设计了五倍数量的建筑。这就是说，中国建筑师的效率是美国同行的250倍。”虽然这句话有失偏颇，但就建筑的设计理念以及设计方案而言，中国设计师大都直接取材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模式，缺乏城市的特性。设计师如果不善于从城市积淀的历史和现实出发，或简单仿古仿洋，或坚守传统设计理念，便会造成设计缺乏个性、没有灵魂。
环境艺术设计与建筑设计的状况雷同。在盲目抄袭和照搬中清醒过来后，究竟应该如何规划和设计我们的城市，设计我们的家，才能让中国的城市建设以及室内装饰不会成为经济快速发展的牺牲品，从而以自己独特的魅力笑傲历史？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著名设计师苏丹认为，中国设计师要有所突破，首先必须准确地给设计一个定位――设计是不是艺术？设计虽然具有艺术性，但它并不是艺术。在新时期人们该怎么去解读设计中体现的美，也是核心的问题。这些问题不考虑清楚，中国设计将永远无法进步。
设计不是艺术
许多人认为讲究形式的东西就是艺术，而设计里面有时候要讲究形式，但它的最终目的却不是为了形式，而是为了解决各种矛盾、各种问题，设计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由于中国的设计专业大多出自于美术院校，于是多数设计师对形式有一种迷恋。
苏丹向记者介绍了一个他非常喜欢也非常欣赏的设计作品，它是韩国首都首尔建筑界的话题，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建筑，叫做Kring。
Kring以大自然中的雨滴为造型的原点，并在不同的尺度范围内给予深入的表现。这种独特性的形式拓展和演绎方法在视觉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它带有下雨的一种印象，这些雨滴在不同的时间规范和空间规范之下，表现出了律动、平和、变换、交织、激荡，甚至是吞吐吸旋等多样表情。因此相互和谐与相互矛盾的景象在空间处理、界面装饰和建筑造型上不断出现，展示了当代审美中新发现的一种重要视觉。
而让苏丹叹为观止的不仅仅是Kring的造型，它在类型上也独具特色。
Kring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建筑――既不是纯粹的艺术博物馆，也不是纯粹的俱乐部，也不是一个公共空间，更不是一个商业空间――它几乎兼顾了所有这些场所的可能性。它的首层包括艺术品交易展览，时尚的推广和发布，以及一个小型影院。这个影院是用来上映艺术和独立电影的，由韩国一个名叫“为了艺术的电影公司”来经营，电影院的收入全部用于帮助韩国电影业发展的电影语言。在建筑的第二层设有开放型的咖啡厅，它是由首尔一家著名的“咖啡名家”品牌来经营的。这家咖啡厅不收取任何费用，但是客人在喝咖啡的时候，要表达一下对艺术的支持，对创造的支持，随意发挥都可以。这个项目的主人把其收入全部用来支持韩国当代艺术活动。在二层还有用于展览、讲座和推广时尚的多功能厅。建筑的三层是投资方以小样板间的方式来描述未来的居住风格以及高格调的生活方式。建筑顶层是一个大型的空中花园，这个花园是开放性的，标志着未来建筑和城市进一步通融的发展趋势，私有领域向公共性锐变的可能性。
我们看到，当代的设计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形式，它本身是一种内容，设计实际上是内容和形式紧密联合在一起来表现的。苏丹说，当设计师设计出真正好的作品的时候，他将会给欣赏者带来一次心灵的享受，就像童蒙初开的稚子，即使他们并不懂意识、文化，却能在不同的建筑中感受愉悦与不安。
中国人的机会主义情节
Kring的功能组织开创了一种新兴的文化类空间，积极地反映了当代市民文化中心艺术的存在状态。环境艺术设计传达的是人们对公共利益的思考，并提升人们对公共意识的认知程度，这点是纯艺术所无法达到的高度。
在米兰理工大学的一位教师的家中，苏丹欣赏到了这位教授“引以为豪”的三件设计作品。一个是书架，一个是灯，还有一个是一个白色方桌。书架的特点在于，它的稳定性是靠摆满书来达到的，灯则是可以上下调节高度的，至于那个白色的方桌，如果摆放到中国的家庭中，可能大家会觉得它再普通不过――它没有线角、没有雕饰、没有材料的炫耀，但它却用智慧转化了一种高度的理性。这个桌子呈正方形，桌子的四边分别可以坐四个人。当家里来客人的时候，把桌子的四个角翻过来，它的面积就会增大一倍，周长也增大一倍。苏丹说，这个看似普通的桌子实际上是个非常经典的设计，有非常高度的理性和高度节俭的设计，但这种设计在中国基本得不到肯定。
中国的环境艺术设计是以实用主义为主的，机会主义至上的，人们对公共利益以及公共意识的思考极为淡薄。苏丹通过自己居住的小区的变化，就明显地感受到中国人的“机会主义情节”。
这座小区是由四个国家的建筑师设计的，一位来自西班牙、一位来自澳大利亚、一位来自香港（英国籍）、一位来自日本。这四位建筑师给每一家提供了院子和绿地，他们所表现出来的空间的组合能力和空间的创造能力是中国当代建筑师所没有的，非常精致、非常通透。但是中国的业主买这里的房子，看到的不是绿地的美，而是它的“价值”――可以去建造房子。于是这个原本精致的小区经过业主的一番改建后，已经面目全非。
“我们的这个民族是否过于机会主义？每次都能看到机会，所以中国的商业不可能不发达，经济也不可能不发达，但是我们的文化却并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苏丹有些恼怒，“不光是广大业主过于机会主义，中国传统式的院校教育也存在野性不足的危险，过于机会主义，善于‘画设计’、‘把玩设计’，而缺乏‘做设计’。”
在游历中思索
苏丹认为行走是保持思维鲜活和抢救野性的最好方式。苏丹每年有三个月的时间在欧洲游历，以意大利为核心游览周边的国家，他也会经常带一些学生出去，让他们感受世界各地的不同文化。
在环球的游览中，苏丹捕捉到了来自于全世界各种地域风情与各种文化的元素，并把这些见闻与思考融于作品中。这使他从2006年起到现在，在国内的每一次竞赛中都百分之百的第一。但是，苏丹仍然无法骄傲。他的失意，源于每年四月举办的意大利米兰设计周。
意大利米兰是全世界的设计中心，在每年的四月，欧洲所有的展览都偃旗息鼓，正因为届时举办米兰设计周活动。苏丹几乎每年都会带学生去做展览，但这些作品并没有达到他所期望的效果。苏丹说，我们的设计缺乏思想和手段，这和我们的经济大国实际上是不相称的，你无法拿出让全世界惊艳的设计。尤其是中国现当代建筑的设计，让苏丹感觉到“很遗憾”，“中国人总习惯于回望，回望我们伟大的文明，回望我们曾经辉煌的历史。回望固然重要，但是中国更应该活在当下，中国的设计师应该向世界展示出中国当下的样子，这才是中国设计师的使命。”“但是日本却截然不同，日本总是米兰设计界的话题。在2009年，米兰设计周上最经典的设计就是日本做的，名叫《崛起的视觉》。”
经过研究与思考，苏丹发现日本在设计届的成就源于日本独特的文化以及思维方式。他回忆起在2006年去日本访问时所参观的一个国家级的民族博物馆。这次履历给苏丹留下极深印象的是，在博物馆中有一个很大的区域里面是玩具，即体现传统生活中的趣味、娱乐等各种各样的玩具。苏丹突然意识到，玩具是能够把一个人的身体和心智完全调动起来的最好的工具。
“其实不同的人对设计有各种各样的描述，但是我们今天以独特的视觉来理解它的时候，不难发现，设计与控制有关。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实际上是在不断地完善和强化自己的过程，而各种各样的游戏，正是训练你不同的控制能力的最好方法。”
苏丹说：“我认为游戏是一种对现实的结构性的模仿，我们发明的所有游戏，都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都是现实的一个影像，它是一个折射，一个印象。比如象棋，它是运筹帷幄的一种谋略之间的斗争，而围棋则像宫廷政变。还有捉迷藏，它是和很原始的捕猎的方式有关的；放风筝则是依靠于人和自然之间对物体的控制与平衡……”
将游历中所受的启发结合自己深入的思考，使苏丹像一个站在局外的局内人一样审视他的专业，这是他走在前面的秘诀，也让他成为中国最为新锐的设计师之一。
苏丹简历：
苏丹，生于1967年。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环境艺术设计系主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环境建设艺术咨询研究所所长；中国美术家协会环境艺术委员会秘书长；中国室内设计学会理事；ICAD景观设计师委员会委员；中国建筑学会室内设计分会专家委员会委员。著名设计师、设计评论家。
苏丹曾参加2010年威尼斯双年展并展出作品《约会的建筑――前门大街》；参加2010厦门国际奔牛节并创作作品“斑图”；作品“爱是唯一的，唯一的是爱”参展2010年一间宅――空间设计观念展。
所参加工程项目近百项，主要包括：哈尔滨西客站地区中兴和谐广场及中兴休闲廊道景观设计、中国民族文化宫修缮改造方案设计、宁波和丰创意广场景观设计、哈尔滨时代广场景观设计、南通唐闸老工业遗迹改造与复兴工程、北京前门大街景观设计工程、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及中国驻美新大使馆艺术品陈设项目等。
著有艺术设计未来展望丛书之苏丹杂文集《意见与建议》、《住宅室内设计》、《附加的设计》、《风土》、《公众领地》、《先进住居》等论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