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入杨天石的办公室，必须小心翼翼地侧着身子，才能穿过那一层层的书。桌子上摆着厚厚的一摞手写体笔记。细一看，是著名的蒋介石日记，它是主人一字一句从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刚开放的蒋氏日记里抄下来的。
杨天石虽已过古稀之年，但在采访的三个小时里，思路一直清晰敏捷，丝毫不让年轻人。“我现在每天早晨到办公室第一件事就是上网，先看国内外大事。第一个看的是什么?中央日报网络版。”
在很多人的心目中，专治近代史的杨天石是和蒋介石联系在一起的。他做的多是冲破禁忌的“翻案文章”，从2003年出版《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开始，他的一系列研究已经大大改变了读者对蒋介石的印象。他让蒋介石这个“重要又备受争议的历史人物，真正走下神龛、走出政治的牢笼，呈现真实的面貌”。
杨天石的历史观其实很简单，就是追求真实。他希望历史研究自足自洽，不依附于任何政治立场，不预先划定疆界。他是个“史料派”，往往先着力于访求各种档案、日记、函电等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考辨探微，钩沉索隐。用史学大家陈垣的话说，就是“竭泽而渔”。研究蒋介石亦是如此。“除了在胡佛研究所代表蒋家审读的两位工作人员，蒋的日记大概没人看得比我多。如果要对蒋介石做出一个翔实客观的评价，把蒋介石日记看完是一个最基本的条件。”从1985年起，杨天石凭借一己之力四处寻访近代史原始档案。在《海外访史录》一书里，他如实记下了这一艰辛过程。
杨天石著作甚丰，论据大都建立在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或许凭着这股底气，对黄仁宇那本《从大历史的角度看蒋介石日记》，他很坦率地表示评价不高。“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使用的是二手材料，而且他连使用的二手材料都有问题。”
杨天石曾说：“对蒋介石这个人，我党早有结论，他是人民公敌，而我要‘找寻真实的蒋介石’。现在大家的固有观念开始松动，尽管路还相当长，但是可以感觉到，历史的车轮还是在缓缓前进。”
杨天石谈话谨慎保守，什么话能说，什么话不能说，他拿捏得很有“分寸”。他认为现在的学术环境距离理想的学术生态还有一段距离。“理想的学术生态，是能够自由发表自己的学术观点。而现在的国内档案，特别是现代史档案，很多都不开放，在观点发表方面更不甚自由。”
蒋介石日记的忠实读者
2006年3月31日，美国胡佛研究所蒋介石的第一批日记开放。杨天石以学者身份获得邀请，因为他见过大陆和台湾等地几乎所有蒋介石日记的手抄本，更因为他是公认的蒋介石研究专家。
胡佛档案馆规定，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日记。杨天石几乎每天都是第一个到馆，中午吃饭，最多休息半小时，其余时间都在抄录资料，抄到手指磨出血泡，再磨出老茧。两个多月后，他从美国归来，明显瘦了。妻子心疼地问他：“在档案馆你中午吃什么?”“泡面啊。”他轻描淡写地说。
在此之前，杨天石去过六七次台湾，每次都会去“国史馆”等处查阅档案。他的女儿说：
“那儿的工作人员提起父亲，都佩服他的勤奋和功力。长期的研究和积累，使父亲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看一眼就能知道什么样的资料有用。”
2007年4月2日，胡佛研究所开放了蒋介石的第二批日记，杨天石再次赴美，一呆又是两个多月。2008年，他仍然孩童般雀跃，不断询问胡佛研究所何时开放第三批日记。听到对方说可能在7月15日，他立刻不假思索地答道：“好!你若7月15日开放，我7月14日准到!”次年胡佛研究所开放最后一批蒋介石日记，杨仍第一时间赴美阅读。他曾经说过，一定要亲自看完蒋的全部日记。
“蒋介石有功有过，既有大功，又有大过。”他对记者说，
“国民党历史上也曾经是一个爱国的政党，蒋介石也曾经是革命者。”因为这些言论，杨天石一度受到多方责难。
2003年，杨天石出版《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一群化名者在网上发表“公开信”，认为杨天石对蒋的评价“将造成历史的根本颠倒，带来极端严重的混乱”。2006年：他在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讲了蒋介石有功有过，后来网上出现一篇文章，称他为新自由主义在历史学界的代表。2008年，杨天石被集体“上书”，只因他认为国共内战不存在进步与反动、正义与非正义、革命与反革命之分。网上甚至有诸多批评称其为“汉奸”，“蒋介石的走狗余孽”。
这样声势浩大的批判一波又一波地涌来，有关机构甚至已经准备罢免杨天石《百年潮》杂志主编的职务。然而在他看来，民国史研究要前进，必须突破“内战思维”的影响。“我只讲事实。对蒋介石的认识不能一面倒。他反清，辛亥革命时，他是进攻杭州巡抚衙门的敢死队队长；他反袁，曾是山东讨袁队的参谋长；他反陈炯明，在孙中山危急时刻赶到福建支持他；他建立黄埔军校，北伐……国共之间的仗打了十多年，海峡两岸对峙60多年，统一是民众的愿望，也是民族复兴的必须，当前更应该对历史中的蒋介石和国民党做出公正全面的评价。”
“其实我不喜欢蒋介石”
吴虹飞：您大概是内地学者中接触蒋介石材料最多的一位，我想知道您对他从个人情感上有何评价?
杨天石：我不喜欢这个人。我对蒋历史作用的评价，已经讲过很多了。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人物，有功有过，既有大功，又有大过。这个看法是我几年前讲过的，今天也没有变化。蒋介石早年在思想性格上有许多毛病，好色、多疑、暴躁、任性、孤僻，我最近又加了一条――自恋。他总是过分地喜欢自己，把自己的作用估计得太高。他这六个性格，我一个也不喜欢。
吴虹飞你在《找寻真实的蒋介石》一书中以孔祥熙“美金公债舞弊案”为例，说明国民党是怎样解决党内贪污问题的。那么，蒋在大陆时为何没有解决好这个攸关政权存亡的问题呢?
杨天石：蒋介石作为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领导人，他当然知道腐败会把国民党腐蚀掉。事实上在某些地方他反腐败很坚决。譬如说在抗战期间，他曾经把孔祥熙的亲信抓起来枪毙了。当一批银行的年轻人检举孔祥熙在美金胜利公债里有贪污舞弊行为时，蒋介石最初也很震怒，而且亲自调查，找孔祥熙谈话，命其交代问题。但等最后问题越来越清楚、证据越来越多时，蒋介石反倒害怕起来了。因为孔祥熙不是一般人，他当过行政院长，他的夫人就是宋霭龄，如果把孔祥熙的问题彻底暴露出来，他怕影响国民党的威信。所以，他要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当然，蒋介石把孔祥熙中央银行总裁的职务免掉了，这个是处分，但这个处分不够。按照我们的想法，应该把这件事彻底揭发出来，把孔祥熙和所有的贪污腐败分子送上法庭，但蒋介石做不下去了。我想，这就反映了蒋介石的局限性，他想反腐败，但不可能做得彻底。“写文章前，我要先把壕沟挖好”
吴虹飞：有人说，在中国，一个研究民国史的学者有着特殊的烦恼。您的感受是什么?
杨天石：我们只可能在特定时期所允许的条件下讨论问题。我曾经写过一首诗，最后一句是“梦刹春蚕肚里丝，下笔常逢止笔时”。我的所思所想，我的研究成果，虽不 能全部写出来，但是我依然乐观。有的东西我今年不能写，明年，后年我可能会写。历史在进步，尽管路程还相当长。
我们近代史所中华民国史项目的前主编李昕，他生前讲过这么一段话，他说他的著作，可以写10％的废话，但是不能写一句假话。我只能说我的书里没有一句假话。老实讲，我觉得写文章是个苦事儿，但不是苦在收集资料，也不是苦在构思作文。我最苦的，是要左顾右盼，瞻前想后，把文章写得非常严密。写之前，要先把壕沟挖好，把篱笆扎得很紧。这也是种自我保护。你可以不同意我的观点，但是你推翻不了我所建立的历史真实。
吴虹飞：国民党败退台湾时带走了很多档案材料，尤其是核心机密的文献，现在这些档案对大陆学者开放吗?
杨天石：现在基本上都开放了。包括蒋介石的大溪档案，现在都到了“国史馆”。蒋介石带走的国民党党史档案，现在也开放了。当然也有不对大陆学者开放的，主要有两部分，一个是“国防部”市政局的档案，那是军事档案，有“剿共”时期的，也有抗战时期的。不仅不开放，台湾学者要转手给我，也是不允许的。另外，还有“法务部”调查局的档案，那是军统档案，也不开放。
吴虹飞：你觉得台湾的历史学家对蒋介石评价如何?
杨天石：台湾原来对蒋介石的评价是很高的，这些年慢慢在降低。老一代学者里面，评价可能还比较高，年轻一代的学者，当然就多元化了。总的来说，台湾学者对蒋的研究是从神到人，大陆学者是从鬼到人。原来是把他看成鬼，现在慢慢地提升，把他还原成一个人。两岸都有一个变化过程。历史为政治服务的结果是“帮倒忙”
吴虹飞：现在大家对历史读物，特别是近代史的阅读慢慢热了起来，很多民国时代人物的传记、回忆也出版了，比如《李宗仁回忆录》。很多读者以为，既然这本口述在史实上经过唐德刚的订正，应该是没有问题了。我从这本书里看到了一个很不一样的蒋介石。
杨天石：一个历史人物，不同人对他有不同的评价，不同的政治派别会有不同的视角。特别是在历史上和蒋介石有过复杂的恩怨关系的，对蒋介石会有完全不同的看法，这是很正常的。李宗仁的桂系和蒋有合作的时候，也有矛盾闹得很厉害的时候。最后，李宗仁代总统跟蒋介石闹翻了。所以说这部书对于了解民国史，对于研究蒋介石虽然很重要，但是他的立场，他的是非，他所叙述的历史，只能参考，不能全信。历史上有很多政治派别，互相斗争，有时候合作，有时候分离。那么历史学家就不能只是某一派的历史学家。
吴虹飞：对于在台湾出版的近现代史方面的书籍，您觉得在大陆出版的时机是不是已经到来?
杨天石：近些年，我们实际上出版了不少台湾的历史著作。我们完全应该以一种宽和的心态及科学的态度来对待这些史料。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子，连张学良这种历史人物的口述历史，出版社都要删，我很生气。我买了一本咱们大陆出版的张学良口述。我一看，关于“不抵抗主义”的那部分谈话，没有了；关于西安事变的有些部分，删掉了。我很不以为然，为什么删，显然是张学良这些观点和我们某些传统的观点不一样，不合我们的口径，或者说不合我们的口味。这样删是很危险的。张学良是历史人物，不可能句句都对，有些是他讲错了，有些是他记错了。但因为他是当事人，我以为即使他讲错了，也应原样保留，让历史学家，让千秋万代去研究。千万不能用我们自己的观点，去审查，去删改，去掩盖历史真相。
吴虹飞：克罗齐所说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在我们这里成了一切历史真相都要服务于现实政治。结果便是持不同政治倾向或思想派别的人经常会拿出不尽相同的历史事实为自己的观点进行辩论，而历史真相究竟为何并不清楚。您如何看待这种历史被任意裁剪、阉割的怪现象?
杨天石：我从来认为历史是科学的，它不应沦为政治宣传品。把历史当成一个宣传工具是很可怕的。历史不是不可以作为宣传品，但前提是，它是科学的。为了宣传的目的，你违背了科学，那么这种宣传其实是没有用的，甚至起到负作用。卢沟桥抗战纪念馆的布置，就是一个例子。原来我们骂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现在换了八个字，叫“正面战场继续作战”，这当然是个进步。但还是有许多不科学的地方。比如说七七事变爆发后，紧接着应该讲什么呢?谁都知道，是淞沪会战。但是你去看，现在做得怎么样，七七事变以后第一个展览是平型关大捷。平型关的确是个大胜利，这个要肯定。但你不应该放在淞沪之前啊!我敢说布展的人是想突出我们中共中流砥柱的作用。但这样做，人家一看就看出问题来了，对你整个的展览就不相信了。这种违背科学的宣传，是在给共产党帮倒忙。这种蠢事我们做了很多，而且一直在做。所以我讲，你给历史上的国民党，给历史上的蒋介石一个公正的评价，只会表示中共是光明磊落、实事求是的，好多人会因此更加佩服你。这是增加向心力的，否则，你增加的是离心力。我想，按照历史真实来书写历史，来评价蒋介石，无论对两岸的和平发展，还是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和谐，都是有意义的。
辛亥百年，三梦未竟
吴虹飞：去年是辛亥革命百年，很多作家或者史学家纷纷以此题材创作，作为历史学家、写作者和思考者，您对此有什么观察和感受?
杨天石：以辛亥革命为题材的作品大量出现，从一方面来讲，是好现象，因为这样大家就不用再以同一个调子讲话，比如在辛亥革命是否必要这一问题上，出现了百家争鸣现象。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有些书为了迎合读者需求，匆匆落笔，学术上经不起推敲，新意也不多。
吴虹飞：围绕辛亥革命的性质和领导力量问题，学界通常的看法是：辛亥革命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领导的。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杨天石：我认为这样的回答过于笼统，不准确。当时，中国的资产阶级人数不多，经济力量薄弱，而且对政治的影响力也极为有限。在中国，力量薄弱的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辛亥革命这样规模广阔的全国性革命。从历史事实出发，那个时期出现的新型知识分子才是辛亥革命的领导力量。我将其称为“共和知识分子”。
吴虹飞：为什么用“共和知识分子”一词来指称当时的新型知识分子?
杨天石：与传统的封建知识分子以及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新型知识分子相比，当时的这些新型知识分子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特点。他们出国留学，在国内新式学堂读书、教书，出版新式书刊、报纸。这使得他们同传统的知识分子相比，具有全新的面貌：他们以知识为谋生手段，主要服务于新兴的科学、文化，不必依靠科举，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对地主阶级和清政府的依附；他们具有民主思想，不再秉持“臣当尽忠”等旧观念，而是崇尚卢梭等人的“主权在民”说；他们投身革命的目的在于救国，振兴中华，建设一个强大的、实行共和制的民主主义国家，而不是为了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因此我觉得，就其政治追求来说，称他们为“共和知识分子”比较恰当。
吴虹飞：您认为辛亥革命的精神何在?对当下社会有何现实意义?
杨天石：写作时，我一直在考虑这个命题，辛亥革命时期，人们做过三个梦：振兴中华之梦、民主共和之梦、民生均富之梦。百年来，这三个梦圆了没有?可能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见解。我认为，我们离这三个梦的实现还任重道远，不可盲目乐观，估计过高。辛亥三梦中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民主共和之梦”。今年是共和百年，坚持民主，坚持改革，仍是当下中国人不懈追求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