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约我国民营企业发展的因素 十五大提出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调整,国有经济只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存在和发展,而在一般竞争性领域,国有经济退出,转由民营经济进入。而我国加入ＷＴＯ以后,“国退民进”显得更加重要和紧迫,民营经济必须成为21世纪振兴我国经济、提高我国竞争力的主力军。但是民营经济能否承载这一历史重任?民营经济在上个世纪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辉煌,面对新千年如何继续保持和发展这个辉煌?今天制约民营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因素又有哪些呢?这些都是每一个关心中国民营经济的经济学家和企业家万分关心的命题。本文拟从制度、产权、观念和环境几个方面对制约民营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因素加以分析。
民营企业的制度制约 现代企业中,人无论是作为一种资源还是一种资本,其重要性都是毋庸置疑的,企业的主要领导人对企业的成败兴衰所起的作用更是显而易见。但是制度是一个更为基础的因素。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大多民营企业发轫于家族经营。对于家族式经营我们必须有一个全面、客观的认识。一方面,家族经营在经营管理和投资决策方面有天然的优势,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其优势的限度,它在企业创业初期比较容易显示出来,即仅仅局限在企业规模比较小、管理水平不高的条件下。一旦企业规模做大,其存在的问题和缺陷也就凸现出来了:内部管理靠人情而不是靠制度,导致家族问题和企业问题常常联系在一起。一旦家族内部出现纠纷,往往会导致企业丢掉和睦、协作和凝聚力的法宝,从而使家族经营的成功无从谈起;经营管理上内外有别,对外来员工存在一种排斥力,极易打击员工的积极性;财务上的“公”“私”不分导致家族内利益之争。而家族式经营最大和最根本的弊端则体现在决策问题上:所有权和经营权不分,实行家长管理已日益难以适应现代化的科学管理和专家参与管理的需要;同时,家族企业由于事先缺乏约束机制,而发生失误后企业本身又缺乏吸收和自我更正的能力,所以又会对错误产生放大的效果。正如一个事情的两个方面,决策的独断性既是许多民营企业成功的重要保证,又是许多民营企业潜在的“滑铁卢”。总之,随着我国市场环境的不断规范,我们必须予以抛弃以人情关系而非以契约关系为基础的“公”“私”不分的传统的家族经营观念,尽快建立和完善以现代公司为主体的现代企业制度,在股东大会、董事会和执行机构之间建立一种以资产和利益为纽带的制衡机制。
民营企业的产权制约 产权经济学认为,产权清晰是企业绩效的关键和决定性因素。这里的产权清晰主要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产权在法律归属上的明确界定与产权的有效配置或产权结构上的优化配置。客观地说,民营企业在这两方都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在产权归属上,民营企业似乎不存在国有企业的难题,但民营企业仍存在两个历史上的和现实上的问题。第一,民营企业发展之初,由于政策环境以及其它种种原因,它们与政府、国有企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许多民营企业挂着集体和国有的招牌,我们称之为“红帽子”。这一历史造成的问题现在已引起不少纠纷,虽然大部分民营企业在付出很大代价以后已摘掉了“红帽子”,但在一些地区和企业这仍是一个很大的隐患。第二,民营企业在创业之初多是白手起家,没有原始投入,创业者最初的投资与全体劳动者尤其是合伙人共同创造的财富没有明确的界定,由此造成了企业发展以后的产权不明晰。这一问题往往成为企业进一步发展中矛盾的导火线,更为民营企业进行股份制改制设置了障碍。
其次在产权结构上,民营企业几乎都存在产权单一的问题。产权单一,一方面不利于企业形成一种开放的系统,使社会资源不能顺利进入企业,使企业很难借助外力实现根本性的进步。另一方面,产权单一,权力就缺乏制约,从而导致个人意志决定企业兴衰。科学决策是企业存在和发展的保证,而科学决策的制度保证则是股权结构的多元化,但产权多元化变革在现实中面临着不少实际问题:一是产权多元化必须要打破或者排挤家族血缘关系,这种家族裂变对于依赖家庭血缘关系而发展起来的民营企业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尤其是在心理、利益和社会舆论上面临诸多挑战,稍有不慎,企业就有分崩离析的可能。二是产权多元化必然伴随两权分离和专家管理的产生,但是在我国产权多元化和向现代企业转变过程中,不断暴露出的职业经理人问题又使民营企业家心有余悸。面对职业经理人的职业意识淡薄和道德约束薄弱,民营企业家不得不考虑代理问题:不授权无法运作,授权又担心无法监控。同时,中国的“跳槽”之风更是一种致命威胁,总经理一般都掌握着企业的营销网络和社会关系,在中国这样一个“人情大国”里,这是一笔可贵的无形资产,这些网络和关系往往只认个人而不管你是什么公司,总经理一走,这些关系也就随之而去,给企业造成致命打击。而在中国的现实情况之下,这种情况决非一时可以解决或控制。
民营企业的观念制约 观念是行动的先决,有什么样的观念就有什么样的行动。民营企业的观念局限(特别是民营企业家的观念局限)制约其经营行为。民营企业要想有进一步的发展,其所有者即领导者必须破除一些陈旧的、非市场的观念。
官本位观念。过去的传统体制和制度铸就了“商”对“官”的依附人格。改革开放以后,虽然对个私工商业先是“松绑”,继而鼓励,最后寄以厚望,但整个社会对“商”(包括商人和经商的行为)还是存在一种既轻又妒的情绪,加上政府对经济无所不至的管理权力,政府或社会有意无意地对国有、集体、外资、个私企业的区别对待,以及转轨时期特有的混乱的经济秩序,这些都造成了民营企业与“官”说不清的“情结”。这主要表现在:首先,民营企业家一般都具有严重的政治化倾向。民营企业家们很少把经商看做是一种终身为之追求的伟大事业,而是更多地把它看作一种手段、一个桥梁,一个谋求更高地位的(由商到官)的跳板。其次,民营企业往往依靠政府、政策走捷径。他们的起步和经商过程中一般多要寻求官的认可和保护,进而利用甚至贿赂权力来获取利益,即“寻租”。也许是因为政策对民营企业的发展有着太直接的关系,也许是因为受过太多的歧视,有钱以后自然要扬眉吐气,也许是法律的力量还不足与权力相抗衡,民营企业家们不得不如此。但无论如何,这种非市场观念是一把双刃剑,极易使民营企业在起步之后走向失败。
缺乏信用观念。在中国整体信用不足的大环境下,信用也成为民营企业的面临的一大问题和危机。现代市场经济是一种建立在信用关系之上的经济。目前,我国经济中,失信行为十分普遍,低劣的信用状况和脆弱的信用关系已经严重影响到国民经济的稳定运行。不可否认,如果说在“资本原始积累”和体制转轨阶段,民营企业的信用问题还不算什么突出问题的话,那么在实现了原始积累和新的市场经济秩序基本建立起来之后,民营企业必须高度重视信用问题。因为信用毕竟是一次性的东西。同时,低劣的信用状况也大大增加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和投资风险,提高了投资预期的不确定性,使银行的投资信贷活动趋于谨慎和收缩。因此,民营企业在呼吁社会给其一个公平、公正的环境的同时也必须正视自己的信用问题。
急功近利观念。这突出表现在民营企业存在大量、频繁的短期行为,不是通过立足于长远,脚踏实地、艰苦细致地工作,而是靠牺牲长远利益来求得眼前利益。例如在企业经营上,不是靠对产品品种的改进和质量的提高来创造名牌,而是希望通过广告宣传一夜成名,一夜暴富。这些企业不是制造产品,而是制造概念,钟朋荣称其为“概念经济”。
民营企业的环境制约 民营企业本身是在一个十分不公平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虽然九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确立了民营企业的法律地位,但由于种种原因,民营企业的外部环境仍不宽松。这主要体现在:一、在一些地区,由于缺乏有效的法律保护,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遭到随意侵犯,除税收负担较重外,还承受着名目繁多的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等各种不合理负担。二、民营企业的国民待遇已经解决,但从实践上看,仍存在一些“盲区”和不公平待遇。一些部门和地区在投资、用地、税收、工商注册、贷款、公司上市、行业准入及其它资源配置方面对国有经济和民营企业仍不能一视同仁。三、缺乏金融支持。现在民营企业普遍感到融资难,深层次的原因还是对民营企业存在着一定的歧视,当然也包括一定的制度上的原因。总之,民营企业仍生存在一个狭小的空间,如果在我国加入ＷＴＯ以后,这一问题仍得不到解决的话,那么民营企业将失去其竞争优势。
民营企业存在的另一个制约是所有权保障问题。我国迄今没有一部《民法典》系统界定和保护物权。李一平教授认为:没有典型的私有产权及其保护,可能正是一个社会通行人身依附,始终没有发展到真正的市场经济的根本原因。不论是哪一种经济成份,如果企业连自己的物权都还不能搞清楚,又怎能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和进一步发展。只有明确确立私有产权的法律地位,才能使人们具有产权观念,才能使人们懂得不但要保护好自己的私有产权,还要尊敬别人的私有产权;只有确立私有产权的法律地位,才能使民营企业家有一个稳定、可靠的预期,避免资本外逃,才能使民营企业家避免其财产被经营者所剥夺具有法律保障;也只有确立私有产权的法律地位,才能避免出现贪污国有、集体财产是贪污,而贪污民营企业的财产则是经济纠纷的奇怪现象,才能解决民营企业在合同执行、债务纠纷、权益保护方面遇到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