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河南博物院观后感
河南博物院参观感受
走进河南博物院之前，心里一直在想，一件件的历史文物，和线性发展的历史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这些文物算历史巨人走过时光之路时留下的脚印么？
其次，想到河南，我就想起人们在总结河南的特点的时候，说过这样一句话：河南在中国的地位，正相当于中国在世界的地位。
这句话正好总结了河南的特征：在中国，河南经济总量很大，但是人口众多，人均经济水平低；河南拥有悠久的历史，是中华文化的发源地之一，但是在南宋前后，河南在历史上的光辉就渐渐隐没，而中国也正是在相当的时间里开始褪色；河南与中国都拥有悠久的历史，但在各自的大环境中，却又拥有比较多的负面评价。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巧合呢？
带着这两个问题我走进了河南博物院。
河南博物院的最基本的大型陈列为《河南古代文明之光》。它由“文明曙光”、“三代辉煌”、“兼容并蓄”、“盛世荣华”、“余光明媚”几部分组成——从这些名称中，我们已经可以感觉到河南在中华历史长河中的沧海桑田，兴衰流变。
在“文明曙光”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把小小的骨笛。出土于舞阳贾湖裴李岗文化遗址，被誉为“中华音乐文明之源”。它是用鹤类动物的腿骨钻7个音孔制作而成。这支骨笛证明早在七八千年之前，我们的祖先已经发明了七声音阶。我想到《史记》里记载过，黄帝派乐师到昆仑山采竹制笛的传说。到孔子时代，他还能听到《韶》音。对孔子来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音乐是一个人精神能前往的最高境界。而今天的我们已经很难听到当时萦绕在孔子梁间的这首“神曲”了——但我似乎能感觉到，中华文化的繁华，正从这7个小孔中飘散出来。
在馆内行走，移步换景，一步既是百年。很快就看到了以前只在传说中才略现其影的莲鹤方壶。资料记载它制成于春秋时期，1923年8月25日出土。为河南博物院第一批收藏品,开启了河南文物事业的先路。壶上有冠盖，器身长颈、垂腹、圈足。该壶造型宏伟气派，装饰典雅华美。壶冠呈双层盛开的莲瓣形，中间平盖上立一展翅欲飞之鹤；壶颈两侧用附壁回首之龙形怪兽为耳；器身满饰蟠螭纹，腹部四角各攀附一只立体小兽；圈足下有两个侧首吐舌的卷尾兽，倾其全力承托重器。构思新颖，设计巧妙。
莲鹤方壶所在的时代，正是河南在中国极为鼎盛的时代。也正因此，展馆名字叫“三代辉煌”。从这个名字里我们也可以看出那段历史在我们河南人心中是多么的骄傲。
以莲鹤方壶为代表的一大批青铜器，让整个展馆都透着久远的气息，让人感觉自己就站在三千年前的雄风中，沐浴着历史最清晰最闪耀的晨光。
在所有展馆中，最让我期待的是唐代的部分。
我曾经有幸去敦煌莫高窟内一睹这座东方艺术殿堂的尊容。我们能看到的最精彩的部分也是唐代的部分。在《莫高窟》一文中，余秋雨写道：色流猛地一下涡漩卷涌，当然是到了唐代。人世间能有的色彩都喷射出来，但又喷得一点儿也不野，舒舒展展地纳入细密流利的线条，幻化为壮丽无比的交响乐章。这里不再仅仅是初春的气温，而已是春风浩荡，万物苏醒，人们的每一缕筋肉都想跳腾。——唐代的这种有如神助的炫彩是中国任何历史时期都不能望其项背的。
但是在馆内，多少有些遗憾。因为我们的博物院内唐代展品并不比其他时期突出。其实这也好解释——唐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长安，所以留存下来的主要文物也主要在今天的陕西。
但是让人自豪的是，洛阳在唐朝作为能与长安比肩的“东都”，依然拥有着巨大影
响力，是那个时期广阔的中华版图上另一颗璀璨的明珠。在馆前的介绍中有一段文字：隋唐东都，巍巍洛阳，万国衣冠、八方咸集。运河帆楫充流，丝路驼队络绎。作为洛阳人，怎能不为之自豪？ 唐王朝以其海纳百川的胸襟，使佛教得到了空前发展。据资料记载，这时高僧辈出，译经大兴，宗派并立，完成了中国化的进程。中原是当时佛教传播的主要区域，以洛阳龙门奉先寺为代表的佛教造像，将中国佛教雕塑艺术推向了最高境界。所以河南各地遗存着大量佛教遗迹、遗物，其中又以洛阳地区居多，向以后的世代传递着唐朝的盛世梵音。
北宋无疑是河南在中国的地位最崇高的时期。而中国在世界上最领先的时期也
是同一时期。虽然北宋的民族政策与外交政策一直为史家所诟病，即便如此也难以掩去北宋时期我国在文化、经济、科技方面的巨大成就。
北宋的先进性，最集中的体现在一副《清明上河图》中。据资料，北宋末年著
名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长5.28米，以全景式的构图、严谨精细的笔法，描绘了北宋都城汴京清明时节郊野、汴河、街市的人文和自然风貌。画中街市交错、车马塞衢、人流如织、舟船相衔。在河南博物院内，有一座巨大的沙盘模型。它是《清明上河图》的具体再现。看到眼前这座微缩的城市，我彻底震撼了。看到立体实景的感觉与平面的画卷感觉更深刻。那些站在城市中的人物模型仿佛正在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或有白发长者，或是红衣少年。或有忙忙碌碌的市井小贩，甚至我还看到了围观艺人表演的垂髫稚子。而我，就是历史的旁观者，看着时间倒流，看着岁月平淡而美好。
历史部分的展览，到宋元时期就戛然而止。仔细想想，河南在中国的鼎盛时期，也便是到此而止。剩下的时间，只有云雾间沉沉西去的暮日和黄沙中滚滚东流的黄河。
明清时代，河南已经没什么辉煌的历史可以去诉说。但是剩下一堆精巧的艺术品去充实这段没有什么历史的历史。
让大家都欣赏不已的是一棵精美的萝卜和一棵精美的白菜。资料上说是象牙材质的。萝卜由深到浅的红色，直到下端的象牙白非常自然，连萝卜上面的根须，和须上没有洗干净的泥土，都看得清清楚楚。白菜翠绿鲜嫩，形象逼真，叶子脉络清晰，显得生机盎然。趴在萝卜、白菜上的大肚蝈蝈，造型饱满逼真。菜与昆虫，一静一动，相互结合，真是相得益彰。这两件艺术品已经有些现代艺术的气息了，色彩更多元更丰富，审美也接近现代人。
当时讲解员说，有关专家称，从它们的制作水平来看，制作它们的无疑是一位大师级的人物，从器物的精巧工艺来看，象牙白菜的拥有者无疑是当时社会地位比较高的人，可能是达官显贵甚至是皇室成员。可令记者奇怪的是，这件文物却是从民间征集的。可以想象，这件文物肯定有着坎坷的身世，而这一切却因时间的缘故无从寻觅了。
当历史走到清朝，脚步距离我们越来越近，我们能从历史身上看到越来越多自己的身影。这时候会意识到，历史不仅是王侯将相的兴衰过程，也不简单是人民群众的反抗史，也可能不只是生产力一步步前进的历史。
对人类个体而言，更重要的是历史对我们肉体与心灵的震撼。因为人类如此渺小，人生如此短暂。整体的时间或空间对个体而言影响有限。正所谓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
——历史，是以“人”为主体的记载，与每个人的人生息息相关的记载。如果我们把人类存在的意义看的更广，看到我们的法律，我们的音乐，我们的文学，我们情侣间的热烈、孩子间的游戏、游子的思念、将死之人的回望一生……我们才是真正地尊重历史。
然后，我想，今天的河南之于中国正如中国之于世界的说法也是有道理的。
河南是人口大省，是农业大省。和中国一样，人口和农业都是河南目前摆脱不了的责任。（关于农业，近日的《全国功能区总体规划》中，依然强调了中原经济区是探索一条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的“三化”协调科学发展路子的载体和．．．．．．．．．．．．．．．．．．
平台。）而这两者如果不改善结构，引入教育与科技，进行集约型发展，就将继续束缚我们河南前进的脚步。
另外，河南历史悠久，但这优势又恰恰成为了我们的一个限制。正如有人评价美国时候所言：美国正因没有历史，所以能轻装前行。河南历史悠久，在展馆中，能看到原始社会就已经有精美的艺术品。但这种历史到元代就停止了。因为，到明清时期，河南已经遇到这样的问题：创造力，创新力不足。因为已经背负了太多的窠臼。一如现在。所以，提升人的创造力，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已经是我们河南发展的必由之路，毕竟人是历史发展之本。
走出河南博物院，太阳的光辉已经温和。余晖下，河南博物院好像披上一层时间的外衣，散发着古老的气息。
篇二：《国史大纲》读后感
国史大纲读后感
寒假之中，读了钱穆先生所作的《国史大纲》。语言虽对于现在来说，阅读上有些困难，毕竟，现在更多的是通俗语言，钱先生却是以接近于文言文的语句写的《国史大纲》，幸亏高中时候没有把语文扔下，凑活着看完了这本书。当然不是正版，也不是盗版，是下载的电子书。
说起历史教科书是怎么样的，大家恐怕都不会陌生。以分阶段的社会进化史为纵线，阶级斗争为轴线，从政治辐射到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条目虽然清晰，但文字干枯发涩，千篇一律。我们所做的是将一些冷冰冰的事件从历史长河中抽出来让你死记硬背，不许质疑书本，不许有独立思考，这根本不是学历史，这是把意识形态强行灌输到人们的潜意识中去。我常常在想，如果没有对历史的反思，即使将整本课本都背的滚瓜烂熟，也不知道中国是怎样形成怎样兴盛起来的，又是怎样落后下去的。像义和团运动那部分，书上只说这场运动是如何爱国，如何轰轰烈烈，一点没提那些团民是如何愚昧，如何残忍。爱国主义教育固然重要，但不能理性对待就容易变成民粹主义，只知帝国主义罪恶，不知我们怎么给了帝国主义罪恶的口实。而且历史教育总是为政治服务的，就像日本美化侵华战争一样，我们也不得不怀疑中的历史教科书是否也被篡改过？
钱穆先生想做的就是这一点。在全书的序言中，先生就说的很清楚，他反对两种倾向，一是全盘否定，以为整个中国封建史就是黑暗专制的代名词，没有任何光明可言；一种是全盘美化，以为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两种泾渭分明的倾向到现在依然如此。先生看来（其实我们也是这样看的，只是有时候不是这么做的）两种态度都失之偏颇，前者以西方现代政治理念为标准进行生搬硬套，自然看来事事不顺；后者则是抱残守缺，这种观点本来没什么市场，但现在有些却因着民粹主义而复活，说什么儒家文明是人类未来的出路这样不着边际的话。弃其糟粕，取其精华说起来很简单，但我们在没分清楚什么是糟粕什么是精华的情况下，要形成理性的共识无疑是缘木求鱼。
钱穆先生在前一段中说道保守派和革命派之间的事情，看来钱穆先生对于革命改革革新之类的东西很是赞成的，但是反对没有彻底信念的改革革新，甚至在某一方面是抵触的。这一点还是很积极的，毕竟进行的不彻底的改革是没有用的。就像是百日维新一样，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失败，而且是彻底的失败。戊戌变法实际上就是与虎谋皮，仅仅依赖一个没有实际权力的皇帝，而且进行的是不彻底的改革，失败基本上就是注定的了。钱穆先生在反对保守的同时，连不彻底的改革也持反对意见，这个还是很明智的。毕竟，不彻底的改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造成冲击，但是却不能带来理想的效果。
不能理性对待国史不能算是懂得历史的人，不懂历史就不是一个有知识的公民。要对本国的历史有一种敬畏之心，知道本民族繁衍生息之不易，同时又要明白中国落后之根源。作为一本教科书，《国史大纲》达到了目的，它明白无误地表明了先生理性、进步的历史观，那它和现在的教科书究竟不同在
《国史》反对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这样阶梯式进步的历史观，这是最大的不同，因为文明的延续不能用某种标准斩断，让前后之间截然不同。从初中开始接触历史，当然小学的也有些，但是很浅薄。历史课本就一直说社会就是这样发展的，但是现在，钱先生却完全颠覆了这么一个说法。钱先生的四民社会之说，的确有其不能否认的意义。中国社会的发展不能以外国的划分标准来衡量，这句话还是很有道理的。毕竟，我们自己国家的历史，我们可以掌握，这才是对待本国历史的态度。
中国的社会发展中，最长的一个时期是西方所说的封建社会，也就是钱先生笔下的四民社会，其实，现在中国人的思维思想，风俗习惯，社会民风，同这个长时间的四民社会的关系最为密切的。无论是中国的额官本位主义，还是中国现在的民俗礼仪，大多是那个时代日积月累形成的。不可否认，那个时代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有了太多的影响。清朝末年，我们国家面临内忧外患，多少年的时间，才完全摧垮了腐败的清政府，但是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前清遗老遗少，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人想再返回去做皇帝，这就显示了长时间的封建时代对中国的影响之深。毫无疑问，当时在秦朝设立的时候，这个制度还是很有意义的，对于当时的社会发展也是有其深刻的意义的。而且之后的很多年，都一直在为中国的发展做着贡献，但是到了后来，也就是明朝的时候，这种制度已经不太适合当时中国的发展状态了，但是由于长时间的处于这种制度之下，人们的思维已经成为定式，所以一直到洋人打破了我们的国门，我们都不愿意放弃这种制度。这是中国独有的，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恐怕都没有中国的这种制度存在的时间长吧。
随后，钱穆先生提出了自己的思路，从政治制度、经济状况和思想文化三个方面梳理社会的变化。经济是基础，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是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样的论述在宏观层面还可以，但到了微观层面就容易纠缠不清。仅就政治制度的演化来说，在漫长的农业经济时代，经济基础变动不大，但政治制度却有了不少的变化，书中把它归结为这样一条线索，秦之前家国不分，王室即是政权，大臣皆为天子私臣；秦至唐是王室政权逐渐分开的过程，王室高高在上，丞相作为朝廷领袖是政权的最高行政长官，门下执行中书封驳，读后颇有点君主立宪的错觉；从宋开始君主集权加剧，但丞相仍然是公认的领袖，直到明太祖出私心废宰相直领六部，王室和政权又合二为一，所以
先生才会借助顾炎武说出“我朝政事崩坏皆从太祖废宰相始”的话来。反过来，专制的政府为自己的利益又限制了民间经济的生长，否则在明一朝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出于同一原因，专制政权用八股文钳制人民思想，从此思想界再无出现大师的可能。明朝的历史表明，政治经济文化谁决定谁这个问题远不像结论表明的那样清晰。对此，先生持有的似乎是一种混合的观点，在某一具体时期，重点论述其中的某一部分，战国时期以思想流变为核心，两汉以制度变化为核心，三国两晋南北朝以思想和经济变化为核心。在特定时期某一部分会占主要地位，影响其他两部分，形成那个时期的主要风貌。
钱穆先生对于清朝时候也进行了分析，当然，可以很显而易见的看出来，钱先生关于改良、革命的看法的一章节主要就是写的清朝时候。钱穆先生是主张改良的，认为革命是一种极端，是矫枉过正，而真正的进步是在和平的环境中产生的，他用不同时期经济状况的对比证明这一点。革命是否正确，站在不同立场上的人有不同的结论，但社会的持续进步不能单靠革命的带动，则是确定无疑的。托克维尔说，自由是大革命的合法子女，但靠着百年的努力才赶走了专制暴政这一革命的私生子，使得自由民主成为现代政治的首要原则。小布什有句名言，人类最伟大的发明是将政治家关进了笼子，我现在是站在笼子里给你们说话。成熟政治的产生有赖于社会理性的共识，找到病根再抓药，这样才能不断进步。从这个角度来说，钱穆先生理性积极的态度是多么的可贵。
中国国民对于西方的科技之类的都很羡慕，大家先生对于这种崇洋媚外的行为进行了批判。诚然，西方的科技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领先于中国，但是这也是最近百年的时间。之前一直都是中国的各个方面都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的，只是中国的四民时会，也就是平时我们所说的封建社会，对于中国的影响极为深刻，所以中国的科技发展才缓慢了一步。另外，钱穆先生还针对中国的民主进行了评判。有人说中国的封建社会基本上没有民主，人民生活在黑暗之中，生活在专制之中，但是先生不是这样人为的，因为在封建社会中，民主也是存在的，只是不如现在这样透明和开放而已。毕竟，在同时代的各国之中，中国的封建社会还是很民主的。在中世纪的各个西方国家中，很大的一部分国家是家族世袭制，相对来说，那更加没有民主了。只是在近代，西方的国家踩在其他国家的肩膀上，才积累了财富，建立了资本主义国家，才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国家政策。中国在封建社会之中，科举制度是民主的很大的代名词。科举制度是所有人都可以平等的参加的，我们姑且不论这种科举制度的好坏，但是这种制度确实给了寒门子弟登入仕途的道路，影响深远。
总之，先生的思想，发人深思。
篇三：《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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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读后感
作者：祝新军
来源：《法制与社会》2014年第09期
摘 要 《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作为法律史研究中的范例之一，它在大量案例的基础上探讨了清代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之间的关系，其行文时运用的写作方法，以及对前辈学者研究成果的批判与继承等方面仍值得我们学习借鉴。本文试着从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关系的角度来谈谈自己的心得体会。
关键词 清代 习惯法 制定法 社会与国家
作者简介：祝新军，新疆大学法学院。
中图分类号：D92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4）03-060-02
《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以下简称《清代习惯法》）是梁治平先生的著作，该书是他的一项关于中国文化与现代化研究课题结束之后的扩展之作，并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于1996年出版。形是论古，实则喻今。法律可以是由本土自然发生的，也可以是外来构建的，但是任何一种方式的有效性都有一定的局限。笔者对《清代习惯法》一书的体察暂列如下：
一、作者简介
梁治平：“主要从事法律史及法律社会学等领域之研究，著作八、九种，文章数十篇，主编法学类丛书两种，编辑社科类书刊一种，组织学术活动逾百；曾游学欧美，讲学港台，足迹至于海外，略为人知。
以读书为乐，以学术为业，研究涉乎古今，比较及于中西，惟古文不精，西文欠通，学术碍难专精。虽然，每著一书，每撰一文，必苦心孤诣，力求发人所未发。立言不求传世，但求无愧己心，不负读者。
尝追随法儒孟德斯鸠，以文化阐释法律，以法律阐释文化，创为法律之文化解释。自法学出，然素尚史学之视界广博，哲学之分析精微，群学之方法贯通，尤喜人类学之观察细致，反思深刻。治学不拘一格，凡有用之材料，可行之方法，尽皆援用，而少受制于学科界分；重意义世界、俗民生活、自生秩序；运思在史学与哲学之间；惯以解释立场，求理解之可能。学重说理，文尚简约。善倾听，不因人废言，唯公是听，唯理是从。不变于己，无改于人。有所为，有所不为。行事在可为可不为之间。无意于事功，尤不以改造世界为务。入学界数十载，先执教鞭于大学，后专著述于研究院，以发表之文字计，年不过数万言，若以申领课题之数量论，则一无可陈。惟平生所为，率皆无违乎己心，故亦足自满也。”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