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自然地坐在那儿，优雅地盘起一只腿，长发被拢至一边，从肩膀披散到胸前，职业套装衬托出浓浓的女人味。你绝对想不到，眼前的这个女人曾在80度高温下自驾穿越罗布泊、不顾“魔鬼西风带”的生死阻挠探险南极、先后登顶世界七大洲最高峰。
她就是第一位到达“地球三极”(地球三个坐标：南极点，北极点，珠穆朗玛峰)的华人女性，也是首位完成“7+2”探险活动(登顶世界七大洲最高峰及徒步南、北极极点)的中国女性――王秋杨。身为北京今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联席董事长，她有着足够的经济基础支撑她户外探险的梦想，而八年的当兵经历以及至今不间断的每日锻炼则给了她体力上的支持，于是王秋杨开始了“在路上”的梦想。
“极地”的诱惑
1998年，中国南极考察团向南极进发，队伍中多了一名特殊的成员――王秋杨。她带着一句话加入了考察团队：“我就是来冒险的。”
考察团乘坐一艘俄罗斯抗冰船穿越南极航线上令人闻风丧胆的“魔鬼西风带”。西风带的危险名不虚传，当船在风浪中摇晃不已，船体倾斜到近三十度，随时都可能翻进海里时，王秋杨真正感觉到了生死一线的恐惧：“再也不冒险了!”
然而当她历经生死、终于踏上南极大陆，看到一排排企鹅在冰凌中起舞时，她迅速收回了之前的话，转而改为：“下一次还来!”
王秋杨的冒险之旅以探险南极这么高的起点为始，以致此后她的大胆如燎原之火，―发不可收拾。
那之后，如果有曾在南极共历生死的朋友问她还有没有信心再走一次南极，她会感觉到血液一下一下涌向头顶，那是由衷地兴奋与激动。
她最终将这种兴奋和激动付诸了实践。
2005年4月底，一支九个中国人组成的探险队成功穿越南极，其中唯一的一名女眭就是王秋杨。在他们从北京出发时，有送行的人笑言可以把他们这次的经历写成一本书，名字就叫《一个女人和八个男人不得不说的故事》。然而跟这八个男人相比，唯一的女人――王秋杨的故事要吸引人得多。
彼时正是北极的白昼期，天空高悬着一轮苍白的太阳，没有一点光辉和热量，却日夜不曾降落。眼前是一望无际的冰原，冰下是三公里深的北冰洋，这里是北纬89°20’，王秋杨站在冰原上，背着行囊、握着雪杖、踏着雪板，她要开始穿越北极的行走。
用雪杖滑动着雪板，这支小小的探险队以每人前后保持20米左右距离的单行队形向着极点前进，王秋杨走在队伍的后面。所有的人都从头到脚包得严严实实，看不见面目，服装又差不多，只能通过一些细节来分辨哪个人是谁。
“在极地行走时，和登山一样，是很孤独的。前后的人离得很远，你的周遭只有冰雪，你只能和自己交流。在这样的情形下，人有时候什么都不想，只是努力地甚至是机械地做好每一个动作，有时候却会把一生的事情都想起来。”这种行走时的孤独感也是王秋杨所享受的。
极地行走只有一点：在户外不能停。一停人就会冻坏。除了安营扎寨后的休息，队伍每次停留都不超过五分钟，一坐下来，就要开始大量补充热量：巧克力、奶酪、果仁，通常一天走下来，露在外面的手套、眼镜通通覆着一层冰，而里层的衣服和袜子却被汗水浸泡得可以拧出水来。每天到安营的时候，王秋杨都累得连腰都弯不下去，却还是咬牙坚持跟队友一起扎好帐篷。最要命的是，脚底的冰川是在时时移动的，可能你方向正确，也在拼命地往前走，但GPS上的显示却离目标越来越远，当这种状况一次次发生后，王秋杨渐渐习以为常了。
极地旅行后，她在日记里写下这样一句话：“很想永远享受这极度体验的生涯，就想让自己这么在路上。”
与“山”结缘
17岁以前，王秋杨的故事仅限于福建的一个山村。父亲是野战部队的副军长，王秋杨便随着父亲待在他们驻扎的山里。
小学毕业后她考上了县城的中学。每个周一的黎明，她都会挑着书包和菜米油盐，一个人翻山越岭去上学。每个周六的下午，她又挑着书包和空了的瓶瓶罐罐，沿着同一条山路走回家。
几十年过去了，王秋杨早已走出了当初的大山，然而她与“山”的缘分未了，如今的她依旧行走在大大小小的山川间。
2003年10月，王秋杨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登山，登顶海拔5396米的云南哈巴雪山。此后她又先后征服了各大洲的最高峰：2004年7月登顶欧洲最高峰――厄尔布鲁士(海拔5642米)；2005年2月攀登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海拔5895米)……
终于，她站在了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的山顶上，这是所有登山爱好者的梦想。
那一天，她在登山日记中写道：“忽然就在眼前，黑暗中，散落四周的不会被风吹跑的氧气瓶已经是顶峰再重要不过的证明了。我于是相信自己终于到了，尽管看不到远处的群山。我原以为自己会哭的，却没想到在离峰顶还有最后十几步时，我开始在心里痛快的大笑……”
而谁又知道，就在她冲刺峰顶的前一晚，她的帐篷外就躺着一具尸体，脚上穿着跟她一模一样的2007年新款登山靴。而这一路她总共走过了五具尸体。她给丈夫打了一个电话，只说了一句话：“我一定会活着回来的。”
登山是对身体和心理的极大考验，没有可口的饭菜和悠闲的生活，每天马不停蹄的快节奏行军以及短暂的休息时间，无一不在挑战身体的极限。在高山行走，王秋杨必须做到“习以为常”。在珠峰上，她依然像平常在家一样，定时使用随身携带的面膜和化妆水。“在山上做面膜，对皮肤的作用小于对心态的作用，我希望自己能把在山上的日子视为平常的日子。”而在队友抱怨零下四十度的低温时，王秋杨也只能拼命地告诉自己：“原本就该是这样，零下四十度，这很正常。”
“登山途中根本不敢想到放弃，因为一旦有了这种想法，整个人就崩溃了。”王秋杨能做的只是不停地向前。
最终，5月24日清晨，王秋杨用T6个多小时成功登顶。
站在山顶，王秋杨享受着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感动，更享受极目远眺、一览无余的开阔。
她说：“我喜欢辽阔的东西。”
她在北京的办公室有6米高，100多平方米的宽大空间里，只放了一张简洁的桌子和一把椅子。而她那号称“中国第一大宅”的家――柿子林会馆占地350亩，室外游泳池、网球场、酒吧、马厩、狗舍、鸽笼、花房应有尽有。
前世为藏人
王秋杨总说自己的前世肯定是西藏人。
在她行走西藏的途中，很多藏人见到她都会直接跟她说藏语；在西藏阿里，她经常在一家无名小店住下后，扔下包袱就到隔壁去找藏民聊天去了，根本没想过要锁门这回事；只要她入藏，就会将自己披在身后的长发编成一条条像藏族姑娘一样的辫子，戴上绿松石的耳环和项链、珠子穿成的头饰、兽骨的手镯、镶着玛瑙的牛皮带。
她是一个讲究生活品位的时尚女人，在北京、巴黎、纽约、东京，她一身华服出现在各种富丽堂皇的场所；而在西藏，她却在藏民充满牛羊和酥油气味的帐篷里呆得异常自如，在黑暗肮脏的大车店里也睡得别样香甜。
2003年6月，王秋杨从北京出发，开始了西藏自驾游，经青海湖、唐古拉山口、可可西里、希夏邦马、阿里、古格王国，进入罗布泊，五十多天风餐露宿，光车胎就爆了13次。就是这次自驾游让她与西藏结下了不解之缘。
王秋杨是揣着一摞“西藏教育原生态考察员”的名片出发的，她此行的目的就是为了了解当地的教育情况，一路上，只要远远看到挂有红旗的学校，她就会开车过去，跟当地的校长、村长以及乡长了解情况。
行至海拔最高、环境最为恶劣的西藏阿里地区，在与当地孩子交流的过程中，有一个孩子问王秋杨：“树是什么样子?”
王秋杨当即决定要为这片土地做点什么。2003年10月，她向西藏阿里地区捐款1000万元，修建了四所“苹果学校”，成立“苹果慈善基金会”，并制定了每年投入500万元的长期计划。
2005年，王秋杨再次入藏。
原本只是想寻找一处象雄古文化的遗址，但误走到了尼玛县一个叫做文部乡的地方。在晒太阳时，王秋杨跟当地居民闲聊，发现他们很多人长期头痛却没有药吃。王秋杨当即打开随身带的药箱。这一举动使村民将她当成了被派来的医生，很快，他们就排成很有秩序的长队，逐个走到王秋杨面前让她“诊断开药”，最终，凭着一些医学常识，王秋杨把整整一个药箱的药几乎全发完了，只剩下了开塞露、安眠药和一支体温表。
这次偶遇让王秋杨意识到，西藏缺少的不仅仅是教育。
她随后在西藏设立了“苹果赤脚医生工程”，通过“军、地、民”三方共建的模式体系，培训村组赤脚医生和村接生员，向基层农牧民免费施医赠药。
于是，王秋杨的“苹果”――苹果教育工程和苹果赤脚医生工程在西藏生根发芽，逐渐壮大。
现在，如果在西藏迷路了，只要说自己是苹果基金会的工作人员，藏民们就会非常热情无私地给予帮助。
“登山、探险、自驾，我始终在行走，我也始终在寻找我行走的意义――为自己做件事，为别人做件事，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