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会更好 (一) 1985年夏天，北京四通公司的一位朋友悄悄给了周其仁两本小书。他翻开一看，是张五常著的《中国的前途》和《再论中国的前途》，由香港信报出版。这两本，显然是盗印的：开面很小，纸质奇差，有照相翻拍的明显痕迹；封皮上没有字，里面印有“内部读物”的字样。
那个时候的周其仁不知道谁是张五常。可是翻开他的书，就不能放下。在《中国的前途》的第148页，张五常这样说到：“高斯对经济制度运作理解的深入，前无古人，且对中国的经济前途深表关怀”。书中提到了科斯的两篇大文，用产权与交易费用的概念阐释了制度和制度变迁的理论。
周其仁是1978年从黑龙江农村考到北京读大学的。此前，他没有机会上过高中，不过是1966年的一个初中毕业生，经历了三年停课文革后于1968年上山下乡。等他拿到入大学通知书的时候，已在邻近俄罗斯的边陲之地上山下乡十年了。对他这样的人来说，邓小平时代的第一页，就是他于1977年8月做出的恢复高考的决定。这一页改变了周其仁这一代人的命运。
1978年10月后的北京，是中国伟大变革的漩涡中心。恢复高考后的学生们为重新获得读书的机会而奋发学习。不过在那时的北京城，似乎也摆不下一张完全平静的书桌。学生们在西单看过大字报，传阅过当时一切可得的有关日本、美国、欧洲、香港、韩国、新加坡现代化情况的报道，也聚在一起收听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新闻公报，以及邓小平对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的著名谈话。站在那个中国开放时代的端口，为了消化大量扑面而来的新鲜信息，周其仁们在自发组织的读书小组里度过了无数不眠之夜。
不过，最打动周其仁的，还是在一个聚会上听到的安徽农村包产到户的消息。那是亲到现场调查的人带回的第一手报告：大旱天气增加的饥荒威胁，逼得农民悄悄把集体土地分到了户；结果，粮食大幅增产，但“包产到户”却不合法，农民只在底下秘密推进。这个故事让周其仁和他的同学兴奋。在贫困好像与生俱来、无可更改的中国农村，原来也存在迅速改善生活的路径。但困惑也在他们的心头：为什么被实践证明可以促进生产、解决农民温饱的生产方式，却得不到“上层建筑”的合法承认呢?
1980年，以部分北京在校大学生为主、自发成立了一个农村研究小组，立志研究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面临的种种问题。由于全部有过上山下乡的亲身经历、其中还有几位本人就是农民出身，大家志同道合，心甘情愿地重新走进农村和农民的生活，观察、询问、调查、分析、研究和辩论，提升了对真实世界的认知水平。机缘巧合，这群“北京小子”的工作，得到了杜润生先生等前辈中国农民问题顶级专家的欣赏、指点和支持，把他们带入改革政策的制定过程。其中个人最离奇的经历，就是身为非党人士的周其仁，也参加了80年代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改革几个政策文件的准备、起草、修订、成文的全过程――按规矩，这些党内文件一旦下发，是不可以让周其仁这样的党外人士阅读的。仿佛在不经意之间，周其仁们见证了历史。
(二)
邓小平对于中国的影响真正开始于1978年，那一年的12月18日至22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会议实际上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党中央领导集体。由此，改革的春风虽断断续续，却最终吹遍了中华大地。
如今，时间已经过去了34年，如果算上恢复高考的1977年，那就是35年。按照30而立40不惑的说法，中国正处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却依旧有很多不完备的时期。
1978年是一个分水岭，将1949年建国的新中国划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30年，而1904年出生的邓小平，几经沉浮却坚毅的带领中国穿越层层迷雾，找到了一条符合国情的特色道路。这不管对于邓小平还是中国，都是一种幸运。尽管众人都认为他在香港回归前五个月离世是最大的遗憾。
93年对于邓小平来说是一个足够长的年龄，但对于中国来说，它也许并不漫长，甚至还有些短暂。即使它在2020年可能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但在其他方面，中国还是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甚至还未出发。
著名学者李泽厚指出，发展中的中国在不同的阶段应侧重的内容分别是：经济增长，个人自由，社会公正，政治民主。这是一个“碎步前进”的改良道路，虽然它与暴力革命相比显得是那么地不激动人心和痛快淋漓，但这也许是理性与建设性最好的方式。侯德健说，用暴力打倒暴力，结果就只能是你被后来的暴力打倒。
今年2月，温家宝在广州考察时重提邓小平南巡讲话：不改革是死路一条。邓小平留下的财富很多，但最宝贵地应该是他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看问题的方式，他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原来是那么地丰富多彩，我们可以不盲目、不仇恨、不自欺。当然，另一方面，改革带来地乌烟瘴气，盲目、仇恨和自欺也时时困扰着人们。
总有人问，我们的明天会更好吗?其实，明天的更好在于你今天做了什么美好的事情。
一、人才的回归
恢复高考
1966年，文革爆发。那一年的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声称以往的招生考试办法“基本上没有跳出资产阶级的框框”，必须“彻底改革”。5天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宣布要将高考制度“扔进垃圾堆里去”。高考终于成了被打倒的对象，全国高校停止招生。
1976年，文革结束，十年的浩劫给国家带来了严重的人才断层，邓小平对此忧心忡忡。1977年7月，邓小平复出，一开始，他便自告奋勇主管教育科技的工作，8月4日，在他提议下召开了一个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湖北大学的查全性教授请求改变当时的大学招生办法，邓小平当机立断：“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在邓小平的直接干预下，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文件规定：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城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和应届毕业生，符合条件均可报考。考生要具备高中毕业或与之相当的文化水平。招生办法是自愿报名，统一考试……高考制度恢复了。
恢复高考招生制度的消息通过媒体发布之后，一下子搅动了天下士子的心灵。一位78级学生描述说：“当时一个同学特别兴奋地骑车来告诉我，说要恢复高考了。我一下子就惊呆了，眼泪一涌而出。我跟同学反反复复地说一句话：这下有希望了!当时那种情况，有点像在黑夜里走路，四面全是黑的，什么东西都看不见。恢复高考这个消息，相当于前头突然冒出火光，当时没有别的念头，只想着赶快蹦到那儿去。”
据统计，当时报名要求参加高考的中国青年多达1000余万人，年龄参差不 齐，最小的只有十三、四岁，最大的则有三十六七岁。最终参加这届高考的考生，据统计一共有570多万，这就给国家出了一个大难题，对于执行了几十年计划经济，资源严重匮乏的中国来说，如何解决考生参考的试卷纸张，竟然成了一个叫人头疼的大问题。问题最终反映到邓小平那里，邓决定将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计划暂时搁置，调配相关纸张，先行印刷考生试卷。
如果要考试，比方要印卷子，要评卷子，考生们总要出一部分钱，全靠国家拿也是很困难的。大家希望报名费能够定在一块钱。当时政治局讨论说，不要增加群众的负担，收五毛钱就行了。1977年冬天的考试，并不是全国统一考试，而是各省考试。每个省都有一个试点，考试科目也比现在少。全国的试点选在广西自治区的百色地区。这并不是因为邓小平组织过百色起义，追求什么纪念意义，而是觉得百色比较偏僻，经济文化比较落后，问题能暴露得充分一些。
1977年冬天，在邓小平亲自过问和布置下，关闭十年之久的高考考场大门终于重新打开。这也是恢复高考以来，惟一一次在冬天举行的考试，570万考生走进了考场，如果加上1978年夏季的考生，共有1160万人。迄今为止，这是世界考试史上人数最多的一次。
按照一些82届毕业生的说法，当时的考题其实并不太难，一个现在的合格中学生都可以轻松地考个好成绩。但是，对于当时一些中国青年来说，这却无疑是比上刀山下火海都难的事情。10年间，他们的手上，过早被镰刀，工厂的机器打满了老茧，考卷对他们很明显是一种非常陌生的事物，有很多人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情来报名参加这一考试的，而对于满身疮痍的中国来说也别无他途，只能降格以求，以便尽快培养出一批自己的大学生，用以替补这台庞大的机器身上严重稀缺的零部件。
我只想改变现状
田惠明推着一辆三轮车，眼巴巴地注视着从小白楼里进进出出穿着体面的科室干部，心里面有一种酸酸的羡慕的味道。
这一年，是1974年，从雁北“病退”回城的田惠明在北京市汽车靠垫厂做起了“弯管工”。这个工种的工作是，每天推着三轮车，从库房拉一车管子到工地，然后用电锯把管子锯成一段一段的，再把管子弯成一定的形状。“这个活最脏最累了，我们既是弯管工，又是装卸工。”田惠明说，“防护措施又差，一身油乎乎、脏兮兮的工作服，戴着副大眼镜，顶着个大草帽，锯管子时进出来的火星子，直往脖子里钻。”
在库房和工地之间，有一栋小白楼。在那里面上班的人，是脱离生产一线的领导层，不用穿沾满污渍的工作服。每天，田惠明推着破车，在库房和工地之间穿梭，靠着对小白楼的仰慕和向往，支撑着过日子。“所以，那时候有一种强烈的改变现状的愿望，而高考给了我一个契机。我考大学，没有豪言壮语，什么‘铁肩担道义’、‘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我不是那样想的，就是太脏、太累、太艰苦了，想要改变现状。”
抱着孩子上大学
对于在工厂做工的田惠明来说，上大学，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1977年11月的一个傍晚，劳累了一天的田惠明脱下工作服，随手捡起地上的一张报纸把衣服包好，夹在自行车后座上，蹬着车回家。当他再次展开那张沾着污渍的报纸时，惊奇地发现了一个很特别的版面，整版的表格。仔细一看，竟是各个高校的招生信息。田惠明算了一下时间，距离高考仅剩下20天。1977年10月21日，新华社、人民日报等新闻单位刊登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可是当田惠明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消息已发布了近一个月了。
除了领导让他到小白楼上班，似乎没有别的什么消息能够让他疲惫而麻木的神经兴奋起来。这一次，他被“电”到了。“那种兴奋，不是因为别的，只是为了改变现状，脱离繁重的体力劳动。”田惠明说，“而且那个时候，知识不值钱，所以考还是不考，也需要下很大决心。”他担心，若是自己脱产学习，单凭妻子那点微薄的工资，该如何度日。但妻子很支持他，因为那也是她一直以来的梦。20天，时间太紧迫了。田惠明赶紧从旧箱子里翻出初中时代的教科书，又从街坊邻居那里搜罗了一些。“那个时候，书少得可怜，只有教科书，没有参考书，也没有复习大纲。”田惠明说。他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啃书本，在工厂的水泥上画几何图形。
1977年12月11日至13日，田惠明在全国570万热血青年的人流中走进了考场。考试分四科，数学、语文、政治、史地，满分400分。田惠明考了315分。当年录取分数线是260分。田惠明参加了体检，满心欢喜地等待录取通知书，但是没有等来。这一次冬季高考，录取新生27.5万人，录取比例仅为4.82％。田惠明莫名其妙地落榜了。
1978年夏天，再度走进考场的田惠明终于被中国人民大学二分校78级新闻系录取。田惠明不敢想像，这个即便是在梦境中也已远去的校园，如今自己竞置身其中了。在他的自行车横梁上，多了一个儿童板凳。此时的田惠明已经是一个父亲了。“每天早晨6点多起床，把小女儿从睡梦中唤醒，洗好脸，穿好衣服，把女儿放在自行车前梁的小板凳上，后架子上夹上书包，一路紧蹬。先是穿街走巷，把孩子送到幼儿园，再飞似地朝学校的方向骑去。”在中国人民大学二分校新闻系78届的40名学生中，只有两个是有孩子的。“抱着孩子上大学”，令田惠明有一种隐隐的尴尬。每天把孩子送到幼儿园，田惠明都要把自行车前梁上的小板凳卸下来，在一个固定的地方藏好，下课后再装上，去幼儿园接孩子。
大学四年，田惠明的三口之家，靠着妻子微薄的收入，他每个月19.5元的助学金，艰难度日。“苦是苦点，但心里很充实。”田惠明说。
毕业后，田惠明被分配到中国新闻社工作。从经济新闻记者做起，一步一步做到了新闻部副主任、主任，中国新闻社总编助理、副总编辑。二十几年来，他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呐喊，为中国新闻事业改革鼓呼，目击长江世纪洪水，策划香港回归、澳门回归报道，创办《中国新闻周刊》，还编撰业务书籍，钻研新闻理论
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违法的包产到户
相对于8亿中国农民来说，包产到户才是邓小平领导中国改革伟大话剧的第一幕。
包产到户并不是“新生事物”。调查表明，早在1956年下半年，浙江永嘉县就出现了包产到户――刚被卷入高级社的农民发现“大锅饭”带来出工不出力的消极倾向，就把集体土地划分到农户，以此约束集体成员努力劳动。当年主政永嘉县的县委书记李云河，他因赞成包产到户而被革职、遣返老家务农长达21年之久。
“包产到户”的学名是“家庭承包责任制”。在这套制度下，集体的土地分给农户，它以“增加的产量归农民”的合约方式出现，这对生产积极性的刺激作用不言而喻。另一方面，承包到户的土地，并没有改变“集体所有制”的性质――它 们还是公有的，只不过按照约定的条件交给农户使用而已。
农民和基层生产队发明了家庭承包责任制，也证明了这套办法能够有效地增加产量、抵御饥荒。但是，农民和基层生产队并不能决定包产到户能不能得到合法的承认。这是苏式中央集权体制的一个派生物：任何经济组织、生产方式的变动，都被看成事关社会主义道路和方向的大事，因而都必须由最高权力当局决定。在中国，从“三条驴腿的合作社”到几万、甚至几十万人组成的超级人民公社，从要不要办集体食堂到可不可以由社员私养集体的母猪，一切皆由中央和中央主席定夺。可是，毛泽东却并不看好这种集体土地承包给农户经营的办法。有记录说，虽然严重的饥荒也曾逼迫毛泽东默许包产到户，但只要“权宜之计”产生了效果，经济情况有所改善，他老人家就一定继续高举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大旗。在整个毛泽东时代，包产到户屡起屡背。
自发的合约得不到法律承认和保护，对当事人的预期和行为就有不利的影响。我们看到，自发的包产到户固然可以让农民尝到增产和温饱的甜头，但此种好处究竟能不能持续?未来继续承包的条件有什么改变?以及在什么情况下承包模式又可能被批判?――听有这些疑虑都影响着农户的生产和投资。
邓小平的贡献，是把合法承认和保护了这种对促进生产力有利的自发合约方式。这并不是这位伟大政治家一时心血来潮的杰作。据杜润生回忆，早在1962年邓小平就谈到，“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这说明，邓小平早就明白“合法承认”对特定生产关系的意义。当历史把他推上了执政地位之后，邓小平就用“这样一种态度”来对待农民和基层创造的家庭承包责任制。
1978年冬，安徽凤阳小岗村的18户农民，冒着坐牢的危险，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揭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在大包干协议书上明确写明：收下粮食后，首先交给国家，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如果队干部因为分田到户而蹲班房，他家的农活由全队社员包下来，还要把小孩养到18岁。事实正如他们想的一样，关于大包干对与错的争论一直争论了多年。
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指出：“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不论采取什么形式，只要群众不要求改变，就不要变动。”这个文件对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界定，彻底地解决了人们对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后顾之忧，促进了“双包”制在全国的广泛推行。
中国特色的产权界定
在邓小平路线下，农民家庭承包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家庭承包制由落后边远地区扩展到发达地区、进而几乎覆盖了全国所有农村生产队；土地承包的期限由一年、三年、十五年、三十年扩展为“长期不变”；合约的责任从联系产量开始，逐步演变为联系土地资产。农民家庭承包责任制不断得到更高规格的合法承认：从基层的秘密存在，到地方政府的承认，到中共中央政策文件的肯定。最后，2002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农地承包法》，确立了农户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法律地位。按照这部法律，全部农地的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都长期承包给了农户；“集体”仍是农地在法律上的所有者，但其全部经济职能就是到期把所有农地发包给农民。随着承包户拥有续订合约的优先权，“长期不变就是永远不变”。
中国人创造的这个经验，很容易让人想起科斯在1959年提出的一个命题：“清楚的产权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前提。”邓小平本人不一定看到过“产权界定”的理论表达。可是，邓小平的改革之道就是坚持产权界定并寸步不移。
这套中国特色的产权界定，一直受到来自不同方向的批评。一种批评说，邓的改革逾越了“一大二公”经济的最后边界，因而背离了经典社会主义。这个批评忽略了继续维系一个不断支付昂贵的组织成本的体制的巨大代价，这一点，人们通过比较改革的中国与拒不改革的那些国家经济表现上的显著差别，就可以获得深刻印象。另一种批评认为，基于承包合约的产权改革远不如“全盘私有化”来得彻底和过瘾。这种批评则看轻了制度变迁所要付出的代价：只要过时的观念和既得利益缠住了相当多的人群，任何“激进和彻底的改革”在实际上寸步难行。
邓小平不为任何批评所动。他始终坚持一点，无论如何也要容许中国人有选择的探索和试验。任何产权、组织或合约形式，只要被证明可以促进生产的增加和人民生活的改善，邓小平就乐意运用自己的政治威望动员国家机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标题下为之提供合法承认。“不管白猫黑猫，会捉老鼠就是好猫”的观点，邓小平早在1962年就阐述了。
三、物价闯关
从1985年5月开始，邓小平连续几年推动“价格闯关”。这意味着，原来由国家规定和控制的物价，要放开由市场决定。此前，中国已形成了一种“价格双轨制”，即按计划指令生产的产品由国家定价，超计划增产的产品则按市场供求决定价格。这个过渡性的体制，在显著刺激增产的同时，也造成分配方面的混乱：同一个产品的“市场价”高于其“计划价”数倍甚至十几倍，以至于任何有“门路”的人，都有机会把计划轨道上的产品倒卖到市场上而大发横财。一时间，“寻租”盛行，公众反感。邓和他的同事们决心推进价格改革，解决问题。
价格改革之所以被称为“闯关”，是因为此前的波兰，因放开食品价格，影响工人生活，导致大罢工和波兰共产党的下台。中国“价格改革”的代价究竟有多大，能不能平稳推进，没有谁可以打包票。邓小平决心用自己的权威推进价格闯关。他甚至说，乘我们老同志还在，勇敢闯过这一关。
1988年7月，国务院宣布开放名烟名酒价格。这其实是一次试探性的前哨战。8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方案》。不料，会议公报发表的当天，全国各地就出现居民抢购食品和生活用品、又拥到银行挤提存款的风潮。十天以后，国务院宣布加强物价管理、不再出台物价调整项目、提升银行存款利息、全面整顿市场秩序。9月，中共政治局决定开展全国范围的“治理整顿”。第一波“价格闯关”搁浅。
在邓小平的推动下，中国于1992年再度勇闯价格关。放开了除盐和药品以外全部轻工业产品的价格。到1993年春，中国社会零售商品总额的95％、农副产品收购总额的90％、以及生产资料销售总额的85％，全部放开由市场供求决定。“价格闯关”最终成行，“用市场价格机制配置资源”从此成为中国经济制度的一个基础。
一个实事求是的政治家离开了计划经济的教条，向市场与计划并用的体制 前进。当然，在“权力控制”与“市场调控”之间，边界尚没有完全厘定，摩擦和冲突时有发生。但是，这两种调控之间充满意识形态敌意、非白即黑的那一页已经翻过去成为了历史。新的认知是，计划组织与价格机制可以在一个经济体里共存并用，并以实际的运行成本为依凭来划清彼此之间的界线。
四、南巡讲话
改革没有浪漫曲
1984年，根据邓小平的提议，大连、秦皇岛、上海、广州等14个沿海城市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首批对外开放城市，而在之前的1979年，深圳、厦门、珠海、汕头4个城市成为改革的试验田，被划为经济特区。
“改革没有浪漫曲”，这是时任《中华工商时报》的记者胡舒立在报道中所用到的标题。从1985年之后，改革最初的生命力正在减弱，而一些弊端则开始暴露。改革开放最初朝气蓬勃的社会空气开始出现变化，与此同时，农村的改革也日趋停止。当改革的速度开始放慢，改革者的利益开始出现分化时，各种质疑就必然会出现。
1988年“价格闯关”成为提高经济改革速度的举措。但激进的举措引起了全社会的恐慌。在物质匮乏倍感紧张的同时，长沙政府面对特大丰收的白菜市场，为了维持价格与农民利益，出资11万元收购200万公斤白菜倒入池塘中。而崔健则在这一年演唱了《一无所有》。
1989年至1991年，世界重组了。1989年，苏联的《真理报》开始刊登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捷克斯洛伐克举行了多党选举；11月lO日，柏林墙被拆除……东欧剧变了，两年后，苏联也正式解体。这三年也是中国的“治理整顿”期，政府用行政手段抽银根、压投资、管物价；经济增长减速，经济改革停滞。
1989年11月8日，邓小平辞去了他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但没人相信，在这个艰难而动荡的时刻，邓小平会真的离开政治舞台。
巨人翻身
也没有人会料到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巡之举会引发如此革命性变化。他已经88岁了，他拥有的唯一的社会性职位是中国桥牌协会的名誉主席，但是，他仍然拥有无人匹敌的影响力。在1992年1月18日到2月21日间，他乘坐专列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在前后六次讲话中，邓小平再次阐述了他的主要主张。他相信衡量国家与制度是否优越的基础是生产力；他解除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间的界限；他也强调了自己的实验主义哲学：“不冒点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对的就坚持，不对的就赶紧改”。他说和平与发展仍是世界主要问题，中国反对霸权，并永不称霸。
88岁的邓小平说――“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他特别提出了长期困扰中国改革的问题：坚持计划体制是不是就等于“姓社”(会主义)?走市场之路是不是就等于“姓资”(本主义)?他的答案石破天惊：计划和市场都不过是配置资源的方式，社会主义同样可以走市场之路。
3月26日，《深圳特区报》发表了该报副总编辑陈锡添采写的长篇报道《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多年过去了。现在再看，陈锡添坦言这篇文章有一个“最遗憾”的地方，就是没有把邓小平的一段很重要的谈话写上去：“不要搞政治运动，不要搞形式主义，领导头脑要清醒，不要影响工作。”这几句话临上版之前，陈锡添却把它删掉了，因为当时正在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另外，小平同志还说‘年纪大了，要自觉下来，否则容易犯错误。像我这样年纪老了，记忆力差，讲话又口吃，所以我们这些老人应该下来，全心全意扶持年轻人上去’等，这些我都没敢写。”对于如此重要的两段话，陈锡添为什么“不敢写”呢?陈锡添解释说：“当时我的思想不够解放。”
在邓小平1992年充满不寻常的朝气的讲话之后，中国经济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高增长期，而西方世界对于中国的评价似乎也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1992年11月28日，拥有150年历史，以理性、富有洞察力著称的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发表了关于中国的16页调查，名为《巨人翻身》。这篇文章第一次用PPP(平均购买力)的方式衡量了中国的经济实力，按照这种新模式，邓小平13年改革的成就就是，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了美国的2／5、日本的2／3，成为了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平均GDP则达到了2700美元，是当时官方数字的7倍。而此刻一片不景气正包围着世界，日本的泡沫破灭了，美国经济萎靡不振，俄罗斯与东欧等前社会主义国家无一不陷入动荡之中。中国却开始焕发无限的生机。
1992年，朱?基从上海来到北京，他与江泽民有过不短的合作经验，他将主管中国的经济工作。
五、把企业家请回来
“资本主义剥削”复辟?
2006年，周其仁访问了浙江东部台州市松门镇的一家民营公司。创办人叫江桂兰，是位农家女，中学毕业后打工10年，1991年靠私人借贷来的20万元，办起了这家塑料制品厂。四年后，江桂兰在广交会上向别人转租来的六分之一展台上，与外商签订了第一个出口合同。又过了十年，江的公司已成为肯德基全球用餐具的主要供货商。2006年，江的公司已经有了1000多名工人，每年出口600个集装箱制成品。
江桂兰的故事在今天的中国其实非常平常。比起华为的任正非、阿里巴巴的马云、吉利汽车的李书福、蒙牛的牛根生以及其他大牌明星般的民营公司老总，江桂兰过于普通了。不过，要是在改革前，江的公司就是比现在小一百倍也容易“举世知名”――在那个时代，任何“自由雇佣”工人的企业，绝对都有机会作为“资本主义的典型”而登上政治新闻的榜首。同样是私人办公司，从被看作“资本主义”的洪水猛兽，到被戴上“民营企业家创业”的桂冠，满打满算也只不过30年。
当年北京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回城的下乡知青在路旁摆摊出售“大碗茶”。他们自我雇佣或利用家人劳力，靠私下筹集的小资本捕捉种种市场机会。一些个体户取得了成功，而日益扩展的市场要求他们进一步扩大生意的规模。结果，“个体户”开始越出了“家庭劳力加二、三个帮手”的规模，向着雇佣更多工人的“私人企业”方向演变。挑战来了：社会主义中国怎么可以容许“资本主义剥削”的复辟?
对传统思维而言，私人拥有生产资料，自由雇佣、特别是雇佣工人超过7人以上的企业，当然就是“资本主义剥削”，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这条马克思和前苏联模式划下的铁的界线，中国自1956年完成了“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后，也再也没有逾越过。现在，改革突破了传统戒条，是不是“走资”的疑虑笼罩中国。
“不要动他”
同时高举改革开放与坚持社会主义两面旗帜的邓小平，抓住了一颗瓜子破解难题。80年代初，安徽芜湖个体户年广久炒卖的“傻子瓜子”受到市场追捧，生意迅速扩张。1981年9月，年氏父子三人 从雇4个帮手开始，两年内发展成一个年营业额720万元、雇工140人的私人企业。“傻子”当上了老板，争议也从芜湖一路到了北京。如何定夺小小一颗瓜子里面的大是大非?
农村政策研究机构的负责人杜润生组织了关于“傻子瓜子”来龙去脉的调查，并把有关材料报到了邓小平的案头。“不要动他”，这四个斩钉截铁的字是当时邓小平传回来的指示。其中，最了得的还是那个“动”字，因为这一个字就包含了“运用国家机器的强制手段给予取缔和打击”的全部意思。既然历史经验显示过去那套做法效果不佳，邓小平的意思就是多看看、多试试，再也不准用专政手段对待像年广久这样的民营企业家。
邓小平的办法就是允许实践、并从实际出发来观察和分析。其实从旁观者的角度看“傻子瓜子”，并不难厘清其中的是非曲直：年广久雇佣的140名工人，原本都得不到国有公司的工作机会；他付给工人的薪水，不低于当地国有工厂的给付水平；这些工人原本或失业，或从事其他工作但收益还不如给年广久打工。更重要的是，“傻子瓜子”的市场成功，刺激了更多的瓜子供给――老板与老板的市场竞争加剧了，不但是顾客的福音，更是工人的福音!可是，“资本主义剥削”的公案又作何处理?
前苏联模式得出的一个革命的结论是――“消灭资本家，消灭一切剥削”。但问题是，交易费用并没有随着资本家的被消灭而消失。社会主义经济仍然面临节约建设成本、生产成本、制度成本和组织成本的严重问题。结果，把资本家打翻在地的社会主义国家，只好由自己来扮演“总资本家”的角色，即用“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法权”(列宁)来管理国民经济。几十年的实践结果表明，效果并不理想，邓小平当然在反思这个问题。他不允许把重新冒头的民营企业一棍子打下去。前苏联和中国自己的历史教训时刻提醒着中国改革的决策者，为什么社会主义经济非要把资本家连同创业精神、市场判断力、组织和协调生产的能力一起抛弃呢?
邓小平把企业家请回了中国。他执掌中国后不久，就高度肯定了历史上“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荣毅仁，并大胆决策划出一笔国有资本交付给荣先生全权打理――这开启了“国有资本+企业家”的新经济模式。邓小平还运用自己的政治权威，多次对“傻子瓜子”这个事件表态，不准再动用国家机器鲁莽地扼杀民营企业家。这位革命老人一次又一次耐心地问：允许这些企业家的存在，难道真的就危害了社会主义吗?
越来越多的人得出了正确答案。随着企业家的存在被广泛认为是“对的”，创业当企业家就再次成为中国人的一项权利。改革以来，中国发布了多个政策文件、通过了多部法律，并数度修订宪法，逐渐承认并保护了普通人自由缔约、创办各类企业、按投资要素分配收入的合法权利。据一项权威发布，到2007年底，中国的民营经济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0％，非农就业的70％，税收的30-40％。这是改革前无论如何也不能想象的。
六、未竟的事业
收入剪刀差
多年以后，人们往往习惯将邓小平视作一场伟大的经济革命的设计师。这种评价既低估了他，也误解了中国社会。在过去20多年中，我们只记住了“科学是第一生产力”，“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经济”，“按需分配”，“联产承包责任制”，“不管白猫黑猫”，“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致富光荣”，却有意无意中忽略了邓小平在政治与军队问题上同样深远的影响。在1984年10月6日，他相当诚实的说，在经济问题上，他是个外行，而所讲的话，都是从政治角度来说的。而在那一天的会议上，他说进入小康社会，也是一个政治目标。
邓小平关于中国的许多预言都已经实现了。不过，有一点至今还是例外。1985年春天，邓小平传出指示，大意是中国不能出现百万富翁，不能走两级分化的道路。在温州，当地人也正在热烈讨论。他们提出的问题是：温州一些民营企业家的身家财产早就超过了百万，分明已是百万富翁，怎么办?讨论得出的结论是，企业家的私人财产只有很小的一部分用于自己和家人的消费享受，大部分还是用于生产――如果把消费资料与生产资料恰当地分开来，温州和中国就“还不能算已经有了百万富翁”。既然如此，邓小平的指示就不算被违背了吧?
仅仅过了十年，个人的消费性财产超过百万的例子在中国就不胜枚举。数千万的世界级名贵跑车在中国热卖――那可不是“生产资料”。2000年的前后，全球顶极奢侈品的专卖店纷纷在北京上海深圳开张，市场说这里是成长最快的奢侈品市场。由于房地产和股票市场的力量，很多专业人士包括工薪家庭，也进入了百万富翁的行列。所有这些，可以不无理由地被看成经济成就的象征。但与此同时，官方统计和报道、国内外学界的调查、以及对社会生活的直接观察，都表明今天的中国还有不少生计艰难、平均每天收入不过1美元的贫困人口。
学者们用“基尼系数”描述收入分配差距的状况，发现改革后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有拉大的趋向。这类测度可能忽略了一点，即“收入的获取是否合乎公义”并不是定量技术可以描述的。姚明的高收入是一回事，贪官们卖官鬻爵的收入是另一回事――公众舆论真正痛恨的是后者，因为不合公义。可是，关于收入差距的测算并不能划分这个及其重要的区别。其实，真正威胁改革存亡的严重问题是，即使根据反贪部门公开发布的腐败案例，人们也看到利用公权力腐败――显然不合正义的收^――的趋势在中国有增无减。
除了当事人的道德水准外，贪污腐败的趋势到底与什么有关?对此，张五常在《中国的前途》里指出，就竞争稀缺资源而言，人类社会形成了两种基本的经济制度。一种以等级制特权来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防止稀缺资源被彻底滥用。另一种就是产权制度，即以财产权利的界分来划分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自由空间，以刺激生产、交换、分工与合作。张五常更推测，当第一种经济制度转向第二种制度即市场经济的时候，腐败将大量发生，因为原来的等级特权无可避免地要争取最高的“权力租金”。这个过程甚至可能形成一种独特的“秩序”，即“制度化腐败”。后来的中国经验的确表明，腐败不仅仅是改革启动的一种伴随物，也是瓦解公众支持改革的腐蚀剂、甚至是终结改革的致命杀手。转型经济怎样应对制度化腐败，是一项严重的挑战。
无法完成的政治体制改革
邓小平的答案是多手并举：道德教育、党的纪律和法治。问题是，在上述分权改革、重新界定权利、承认并鼓励民营企业家、大规模利用价格机制的每一个过程中，腐败不但形影相随，且有更快蔓延之势――腐败跑得似乎比改革还要快!1986年9月，邓小平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改革体制继续前进。为此，他开始部署中国政治体制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远为复杂和困难。最主要症结是，经济改革触犯的经济既得 利益，还可以用经济手段补偿，但政治改革触犯的既得利益，拿什么来做补偿?举一个例子，原来“享受低价好处”的居民家庭，一旦价格放开后受到损害，政府可发财政补贴给予补偿。但是，原来主管物价的政府部门，价格放开后就面临权力缩减、部门撤并、甚至官员下岗的现实威胁。对于一辈子管物价的官员来说，他身上的专用人力资本一夜之间全报废，他能接受吗?能用经济办法来补偿“丧失权力的损失”吗?出价低，不可能被接受；出价高，国家财政不堪负担――等级制其实是非常昂贵的。听任掌权者自己补偿?公众不可能接受，而那样“补偿”的结果，一定是更舍不得放弃权力。那么，可以不予补偿就取消权力吗?可以，但改革也就因此等于了革命。
邓小平多次讲过“改革也是革命”。不过他面临另一项约束。作为“权力过于集中”的派生物，中国的党政骨干系统发达，但其他社会软组织发育不足，行政系统实际上负担着社会经济体系的运转。这本身就增加了消化政治体制改革副产品―重新安排官员――的难度。另一个连带的后果，就是国家权力体系一旦失稳，整个社会就容易动荡。所以，推进“也是革命”的政治体制改革，又不得不以“稳定”为边界。
于是人们看到，1986年重新提上日程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并没有实质推进。一年以后的中共十三大，通过了酝酿已久的政治体制改革纲领，但没等到切实实施，“价格闯关”的失败以及随后发生的天安门广场事件，就再也没有给中国推进政改的机会。即使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也限于推动经济增长与经济改革，而并不是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邓小平未竞的事业。
一国两制
1949年中华民国政府迁台时，中国共产党起初采取“武力解放台湾”的方针。1956年毛泽东提出了“和平解放台湾”的构想，希望以“第三次国共合作”来解决台湾问题。之后在1963年周恩来将中国政府对台政策归纳为“一纲四目”，其中已经隐含后来“一国两制”的意思。
1978年10月8日，在会见日本文艺家江藤淳时，邓小平说：“如果实现祖国统一，我们在台湾的政策将根据台湾的现实来处理。比如说，美国在台湾有大量的投资，日本在那里也有大量的投资，这就是现实，我们正视这个现实。”意味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统一后将尊重中华民国现实情况，并保护外商投资，这是邓小平关于“一国两制”构想的最初思考。1982年1月，邓小平表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两制是可以允许的，他们不要破坏大陆的制度，我们也不要破坏他那个制度”。关于‘一国两制’的概念，正式出台。
邓小平曾经表示：“实行一国两制的构想，香港几个不变：社会制度不变、法律基本不变，生活方式不变，保持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自由港地位。除了派军队以外，不向香港特区政府派出干部。派军队是为了维护国家的安全，而不是去干预香港的内部事务。我们说话是算数的，不搞小动作。不但九七年时不变，我们讲五十年不变。五十年不变，影响不了大陆的社会主义。我很有信心，一国两制是行得过的。”他也曾以“马照跑、舞照跳”形容五十年不变的情形。邓小平还表示：说“五十年不变”是因为一代人只能管五十年，再长的时间要由下一代管了。
香港于1997年7月1日回归中国，按《香港基本法》实行一国两制；澳门于1999年12月20日回归中国，按《澳门基本法》实行一国两制。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一个中国原则是中国政府对台政策的基石。
中华民国于2000年由民进党执政后，两岸会谈中止。在2008年国民党重新上台后，两岸官方会谈逐渐恢复，而目前中华民国的马英九政府处理两岸关系采取“不统不独不武”之政策。
七、仍在继续的故事“小平您好”
从1976年1月到1997年去世为止，邓小平共有8次成为《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邓小平两次被评为该刊的“年度风云人物”，即1978年和1985年。其中1986年1月6日的《时代》周刊用了整整25页的篇幅来介绍他。
1984年是邓小平一生的巅峰时刻之一，就像1972年之于周恩来，1949年之于毛泽东，或是1911年之于孙中山。距离1978年那伟大的转折时刻已经5年了，中国正在挣脱令人窒息与一片迷茫的氛围。
1979年1月28日，上海电视台为参桂补酒播放了中国第一条电视广告；在首都机场里出现了正面女人裸体画；1980年，北大的学生开始民主选举学生会主席；个体户成了富裕的代名词；1982年有人穿上了牛仔裤，1983年北京农展馆里首次公演了模特时装表演；1984年时任纺织部52岁的女部长吴文英出差时穿了紧身花衣和线条流畅的裙子……在集体性的事件上，1982年11月的第九届亚运会上，中国获得的金牌数量首次超过了日本；中国女排在1981年获得世界冠军；而在1984年7月，许海峰在洛杉矶摘取了中国首枚奥运金牌；在那次仍被冷战笼罩的竞赛上，中国获得了金牌数量第三的成绩……
对于这个国家和邓本人来说，这一连串的兴奋在1984年的国庆阅兵式上迎来了高潮。正好80岁的邓小平横穿了天安门广场，听着上百万人此起彼伏的呼喊着“首长辛苦了”。当时在场的德国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被阅兵场面所震惊，他后来回忆说：望不到尽头、五彩缤纷、扣人心弦和轻松快乐的游行队伍，他们由来自全国各行各业的代表队组成。
在这座象征着传统皇权的城楼上，邓小平说：“我国的经济获得了空前的蓬勃发展，其他工作也得到了公认的成就。今天，全国人民无不感到兴奋和自豪。”对于很多人来说，这种兴奋与自豪的高潮来自于这一时刻，一群由年轻人组成的方队，当他们经过观礼台时，一幅制作简陋、由歪歪扭扭的四个字“小平您好”组成的横幅，被意想不到的举起来。这个本应该被严格禁止的举动，日后成了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场景。这个自发的简单举动，更有力表现出公众对于一位政治领导人的情迷情感。
邓小平的遗产
1992年，李先念和聂荣臻去世。1995年，陈云去世，自延安时期以来，他一直是中央经济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在1978年时支持邓小平的改革。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去世。他的遗嘱显示了他多么尽力地去去除个人因素对于中国社会过大的影响力。他的遗体被火化，骨灰被抛洒在中国大地上，他也不用像毛泽东那样担心他的遗产被篡改，他的续任者继续推进了他经济改革的政策。
2003年10月23日，宋美龄在美国去世，她的姐姐宋庆龄早在1981年就已离世。在某种意义上，宋美龄的离去宣告了20世纪的正式终结，因为所有经历那些浩劫号惨痛、铸造那些光荣与梦想的巨人式的人物都已告别。
对于历史，我们容易犯的错误是，我们忽略掉当时的情景，而一厢情愿地按照现在的角度来思考。对于所有伟大的变革者而言，忽略掉他们所处的时代，凌空谈论他们的成就都是可笑的。从孙中山到邓小平，从每个人身上，我们都可以归纳出无穷的结论，给他们的遗产薄上增加源源不断的页码。但不要忘了英国作家阿多斯?赫胥黎的警告：“不过一两代人的工夫，那些标新立异的思想家就变成了正统僵化的说教。”
那些伟大人物最重要的、永不枯竭的遗产就是，他们在面对不同的困境时，都不畏传统的成见，愿意尝试新的道路，当他们开始行动时，他们都很年轻，他们可能所知不多，但他们心中都被一些热忱的信念所鼓舞着，他们知道到达彼岸的旅程并非一帆风顺，但他们愿意相信自己或者自己的后代终有可能到达。他们当然也会、甚至经常犯错误，但他们比任何人都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正如邓小平所说：“在这场革命中，我们是在不断解决新的矛盾中前进的。”
邓小平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之路，也开启了中国经济增长之路。不过，他并没有完成中国的改革开放。无论在产权的重新界定，企业家职能的发挥，市场经济框架的完善、还是国家权力的约束与规范方面，中国都面临大量未完成的议题。但即使如此，我们仍要承认，邓小平可能是20世纪所有主要的政治领袖中争议最少的一位。(策划完)
编辑本刊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