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朋友们谈论郁笛时，总是喜欢说他的过去。虽然众口并非一辞，但归纳起来无非只有一种：上世纪八十年代，郁笛刚从山东入伍到新疆，身材单薄，说话不多，是一个见人便面露羞涩的小战士。其时，他刚用笔名“郁笛”发表诗歌。而在部队点名和被战友称呼时仍叫他的大名张纪保。最有意思的是，他去乌鲁木齐几家刊物的编辑部送诗稿时，在门口按军队规矩大喊一声：“报告――”，其神情和姿势之严谨，弄得那几家刊物的编辑因为自己不是首长而一时不知所措。进了门，他向众编辑“啪”的敬一个军礼，从绿挎包中掏出诗歌恭恭敬敬向编辑呈上，然后说几句关于诗稿的话，在一分钟之内迅速离去。大家觉得这个山东小伙子着实是认真之极，身上既有礼仪之邦的严谨，又有军人的严肃，于是未看他的诗，倒先记住了他这个人。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郁笛却突然脱胎换骨变成了另一个人。顺着朋友们的谈论，可捋出郁笛之变化的轨迹：他用“郁笛”一名在全国报刊发表大量诗歌，致使无人再记得他“张纪保”一名。后来，随着干满13年志愿兵退伍，他索性改名为“郁笛”，先报社，后刊物，吃的是文学编辑这碗饭，当年被他的一声“报告”弄得不知所措的人如今都变成了他的朋友，常常被他拍着肩膀开一些云里雾里的玩笑，不禁发出感叹，以前的那个张纪保是一去不复返了。
紧接着，大家发现他不但“报告”和敬军礼的动作没有了，而且原先话少，见人羞怯等习性也不见了，代之而来的是口齿伶俐的另一个他，有时在酒桌上没喝几杯便口若悬河，妙语连珠，将一首叫《亲爱的母狼》的诗歌朗诵下来，让在座的真作家和混脸面的假作家均唏嘘不已。也许是脱下军装便脱下了某种约束，昔日身单力薄的小战士到如今身体已有些发福，脑门因头发少了一些而显出“明亮”的智者之相。一位朋友说，别人是印堂发亮，郁笛是从脑门到印堂皆一片亮光。一位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曾与他一起写诗的军旅诗人，偶与他碰在同一酒场，为他如此的撼人变化和绝佳表现大为惊讶――人之变化，在郁笛身上可谓是淋漓尽致。
我因也曾在军队，所以与郁笛走得较近，见众人对郁笛的往事津津乐道。便觉得是因为他的变化与以往形成了很大的反差，比对之下，觉得以前的他与现在的他无论如何都并非一人，但事实证明却就是一人，所以对他上世纪八十年代现象的谈论实际是一种感叹。大家在感叹自己无意间作了郁笛变化的见证者。郁笛不光人在变，诗也在变。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多写军旅诗，后来开始写新疆，视野逐渐变得开阔，诗风也越来越沉迷冷峻。我对郁笛说，大家都记住了你的变化，但却没发现你的坚持。他听了什么也没说，但仅仅这四五年，我的话便被他用实际行动一一验证。这几年以来，从外表上看，他似乎越来越热闹了，但内心却变得更加坚执，一直在诗歌写作方面发狠功，似乎不写出惊世之作誓不罢休。时间久了。他的坚持便出现井喷现象，比如2000年后他写十四行诗，居然一发而不可收拾，一下子写了一本诗集，见面时用军人固有的甩榴弹的姿势甩了过来，让人有些应接不暇。他2005年参加《诗刊》第21届“青春诗会”时，也是拿那些十四行去冲刺的。我一口气读完他的那一组《低语的十四行》，觉得“十四行”这一优雅节制的诗歌形式在他这里似乎快要被撑破了。这种鼓胀来自他诗中的一些“真实的镜头”：一只受到惊吓的驴在瞬间所表现出的心性反应；他回到多年前居住过的老房子里，内心的惶惑犹如岁月并未逝去，而是在用一双不甘心的眼睛在瞪着他；一个捡垃圾的妇人的生存本相让他坚信，每个人实际上都有乞丐心理，只不过面对的乞讨物和所表现出的乞讨形式不同罢了。我学评论家的口吻把他的十四行诗夸奖了几次，说他十四行诗的视角犹如智慧的放电，逼视着生命本真的组建法则。他听后忍不住乐了，脸上有了笑容。
不久，却见他又去写九行诗，并且时间不长，又捧出了一本九行诗集。在这些短而又短的九行诗中，他急促的语速，动感的场景，以及个人在新疆这一庞大背景中的陷入，都让人感到有一种迎血而啸的悲愤和迅猛。当然，这样说并不是要强调郁笛的诗是常见的外在或简单的强烈，他有化解地域气息的能力。地域在他的诗并不是简单的符号，他在具体场地中的沉迷，使自己的灵魂呈现出了在陷入与挣扎中火花进溅真相。当然，郁笛在这些九行诗中依然保持了以往的那种快节奏的抒情。他以前的诗有很好的抒情品质，这就为他的这些形式统一，场景色彩浓烈的九行诗提供了经验重临和精敏思维。
他的十四行诗和九行诗至今尚无人像谈论他之上世纪八十年代现象一样谈论，但他却扎扎实实地把这些东西写出，并不动声色地储藏了起来，似乎藉此可对自己交待，可对时光交差。也许，郁笛是一个命中注定在多年后才被人们津津乐道谈论的人，所以他在每个当下年龄段便都很寂寞，必须得低下头去沉默做事。事实证明，当年与他一起写诗的诗人，现在或因写别的东西而远离了诗歌，或因写不下去而放弃了诗歌，但他一直在坚持，他的变化也就在坚持中慢慢体现了出来。我想，等再过一二十年，他得道变成另一个郁笛，大家便又会比对出现在的他是如何生动有趣，会再次津津乐道将他谈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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