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色堇，本名郑萍，山东人，现居西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有诗歌散见《人民文学》、《青年文学》、《北京文学》、《诗刊》、《星星》、《诗歌月刊》等期刊。作品入选多种文集，年鉴及中学生阅读选本。出版诗集《南方的痕迹》。现任某刊编辑。
南鸥：看完你的《创作谈》，我更加坚信对你最初的直觉，它让我所拟定的《踏雾而歌的女子》这个题目获得了更多的意蕴。此刻，贵阳这个冬天的夜晚变得更加空寥，我似乎有些迫不及待了，准备用一个冬夜的凄厉对你进行解读……
三色堇：“踏雾而歌的女子”?看来这是你对我的直觉，有意味!从来没有人这样描述过我。好诗意的标题。
南鸥：其实，两年前我们在贵阳见面时，我对你就作了这样既是哲学也是美学的判断。你是一位非常真实的女人，无论是生活，还是诗歌，几十年来你始终虔诚如初，这对于一位诗歌写作者来说太不容易。而正是由于你的真，生活与诗歌对你就像一团你看不透、撩不开的迷雾，几十年你深陷其中，被笼罩、被覆盖、被吞噬，但你始终一路而歌……
三色堇：是的，我确实是很认真的人。看来你的直觉就是你的哲学，一下子就被你穿透。
南鸥：也许我们有太多的相似之处，所以比较容易走近你。我知道你的老家在山东，先谈谈你的家乡和你的童年吧，家乡和童年往往是人们心幕上最初的影像。对于一位诗人和作家来说，这些影像总是很隐秘地潜藏在记忆深处，伴随他的一生，并且总是对他的生命图景作出某些耐人寻味的预设，请你就这个话题谈谈。
三色堇：我出生在山东一座美丽的小城――威海，威海是胶东半岛上非常精致而干净的城市，三面环海，我认为是我此生见过的最美的城市。1972年，我的父母支援三线建设来到西安工作，一同去的还有两个妹妹。我独自留下来跟外公、外婆一起生活，直到十八岁，因而我的童年是在追逐浩渺的海浪与神秘的大海的幻想中度过的。记得每到暑假，我都会跟小伙伴到海滩拾海贝、抓螃蟹、敲海蛎子，那时的生活令我终生难忘。当时只有我独自在外婆身边，加上父母每月按时寄来零花钱和粮票，在那个物资贫乏的年代，外婆每周给我五元零花钱，这可是一个不小的数目，我时常买好吃的与同学共享。可以说，我人生中许多美好的记忆都留在了那里，从某种意义上说，大海的宽阔、浩渺与外婆的宠爱，对我性格的形成和后来的写作有着一种隐秘的影响。我对故乡有着不尽的眷恋与思念，只要我有机会，就会回去看看。故乡的情愫隐现在我的诗中，成为照亮我精神的温暖光辉。
我现在生活在西安，并在此安家，这里可以说是我的第二故乡。刚到西安的那几年也是非常不适应，特别是这里干燥的气候与老家的海洋性气候反差很大，至今仍然有些不适，但西安深厚的人文底蕴同样影响了我的写作。西安是需要你去慢慢品味的一个城市，它的厚重、悠远、壮美不是一日就可以描述的，它需要用心去体味、用灵魂去俯瞰。
南鸥：按后现代结构主义哲学家拉康和德里达的理论，每个成年人的心理结构和气质都跟童年记忆有关，你认为你现在的心理结构和精神气质是否是童年记忆的逻辑延伸?
三色堇：是这样的。据我所知，拉康和德里达的后现代哲学和心理结构哲学有部分是传承自弗洛伊德的心理解构哲学。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中多次提到童年记忆对后来个人的成长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所以我也不例外，在故乡生活的那十八年对我的影响是深刻而直观的。我很多诗歌写得奔放自由，充满梦幻色彩，童年的生活环境，譬如，大海、风帆和自由的风等元素对我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我也写过不少关于故乡的诗歌，比如，
《异乡人》、组诗《最美的海》等都是反映对故乡的记忆和内心不可泯灭的情怀。
南鸥：你的创作是从什么时间开始的?我想我们应该切入主题了。
三色堇：我的诗歌创作萌芽起始于高中阶段。记得是在上高一时，班里的一位男同学拿来一本《东海》杂志，我一下子就被书中的一首诗歌吸引住了(可惜诗歌的名字我早已忘记)，于是就试着写了几首，没想到竟得到老师与同学的好评，就这样我与诗歌结下不解之缘。不过那时的诗歌意识完全受制于青春律动，真正意义的诗歌创作是80年代后期，后来因为个人的原因停顿了十几年。近几年，由于工作关系和一些难得的机遇，在诗坛接触了许多优秀的诗人，对诗歌的认识有了质的飞跃。诗歌不再是一种情绪的东西，更多的是一种思想的延伸，她已从我的体外走进我的灵魂，我现在感觉我的呼吸需要诗歌。我在意自己的写作状态与作品的质量，在意每一首诗的深度与内涵。
南鸥：应该说人们都是从阅读开始写作的，迄今为止，你认为哪三本书对你的创作有较深的影响?
三色堇：最早接触的现代诗人徐志摩、艾青以及席慕容、顾城、舒婷等诗人，在80年代，他们的诗集对我来说是如沐甘霖，现在回味，仍感怀不已。欧文-斯通写的梵高传《渴望生活》对我的影响是致命的，它告诉了我对生活与艺术的虔诚。这本书我珍藏了三个版本，至今仍在时常翻阅。
南鸥：我认为一位成熟的作家和诗人，无论是文本还是人的一些性格都有其独立于他人的一些特质，你对此怎么看?是否可以自我描述一下自己呢?这个性格特征对你创作有什么样的影响?
三色堇：我自认为自己心理年龄和社会年龄反差很大，也许是我的人生经历过于简单平顺，没有经历过人生太多磨难和坎坷吧。所以日常中的我，待人接物显得十分单纯，也太过真实，面对复杂的人与事以及社会现实，我一再陷入迷茫和苦痛。现实中人性的很多东西至今让我难以释然，为此诗歌中常流露出无法言说的忧郁和无奈。但我忧郁、感伤，那是因为我还有更多不可泯灭的希望、挚爱和人生憧憬，所以我的很多诗依旧可以感受到人生之美、人性之爱，感到很多明亮的东西吧。但我本人在现实生活里应该说是很开朗很阳光的。
南鸥：从你的文本来看，我认为是明亮的橘色中潜藏着一些蓝色的忧伤。据我所知，由于你的真，你时常受到一些伤害，但你都坦然面对了，我想知道你是如何保持一位诗人文本与人本的高度暗合的?你如何理解“生活大于诗意”这句话?
三色堇：你说的“明亮的橘色中潜藏着一些蓝色的忧伤”我认为是贴切的、是直观的。而谈到现实生活，作为一位诗歌写作者，我认为首先要真诚做人，单纯而淡泊，真实而安静。在现实生活中，我也很自然地呈现出这种真实、单纯、淡泊和安静，同时在创作之中，我尽量把自己最真实的一面展露在作品之中。这就是你看到的我生活与文本高度暗合的原因。至于“生活大于诗意”这个观点，我认为生活是本源，是任何作家和诗人抒之不尽、写之不透的原生资源，作品只是其大幕之上的投影或物象。也就是说，诗歌写作者只能在生活的大幕之下完成自我心灵的修复和塑造，这就要求我们的文本必须具有一种关注现实的精神自觉。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创作和诗意的完成。否则，再高的才华也不足以支撑一位真正具有高度和厚度的诗人。
南鸥：大凡文学评论家在评论女作家、女诗人 的时候都会谈到“女性意识”，你是否可以谈谈你是如何理解一位女诗人的“女性意识”的?而这样的意识又是如何在你的文本中渗透、流淌出来的?
三色堇：“女性意识”或“女性主义”被二十世纪几位女性主义大师如西蒙-波娃、苏珊-桑塔格等给予足够的阐释，波芙娃的《第二性》影响深远。至于文学作品中的“女性意识”应该是指女性的固有属性和特征在文本中的凸显和张扬，让自己的写作更为自然、纯粹地呈现出来。当今的“女性主义”中的“女性意识”进入了一些怪圈，一直在突出女性的压抑和被忽视地位，我认为是有缺憾的。但更深的问题我还无力说清。抱歉!至于第二个问题，我想你也看到了，我的诗歌作品都反映了我个人的心理趋向和意识结构，都是我本然的心灵诉求。我的快乐和伤悲，我的理想和幻梦，自我设定与生命领悟都是比较清楚的。尽管在表现上，我做了相对隐含的处理，但我认为那就是我作为女性的敏感细腻的心理特征所能体现出来的外在形态。
南鸥：那么，你认为当下的诗学意义上的“女性意识”，与伊蕾、翟永明、唐亚平那个时代的女性意识有什么不同呢?
三色堇：当然不同了。80年代的女性诗人受西方自白派诗歌影响很大，直接是当时的性觉醒、性解放意识在诗歌文本中的体现，因而从诗学这个视角意义上说，那时候的“女性意识”的特征是由“性对文本的一种侵入”，不是纯粹诗学意义的呈现，诗学意义显得被动，表现形式外在而暴烈。而当下诗学上的“女性意识”我认为是“文本对性的积极主动的突进”，是由内(诗学)向外(性)的探求，因而是诗学对人性或女性的深层心理与意识的透视与穿越。也就是80年代的“女性意识”彰显的更多的是生命主体精神解放的突破口的特征；而当下的“女性意识”更多呈现的是纯粹诗学的意义。
南鸥：很多人认定当下是叙事时代，诗人也不例外，在诗歌中叙事或以叙事口吻完成诗歌铺呈，但你的抒情性仍比较明显，也就是说你的文本更多的是通过“抒情”的话语方式来完成对世界和自我的审视及对话的，你是否认为这样的话语方式是你比较擅长或者比较有效的表达方式呢?
三色堇：你说的这些也是我深为苦闷的问题，也是极力希望克服和突破的。这几年，我一直在努力克服虚饰的元素和抒情的成分，我的诗歌也尽力融入现实的场景和生活的细节。但这些努力还不够，我希望继续通过阅读和思考，多借鉴国内外优秀诗人的优秀诗歌品质，尝试转换一下话语方式，将自己的诗歌打造得更理性更具有沉思的质地和思辨的力量。尽管这对我目前还是个理想，但我会尽力。
南鸥：你近期的文本好像出现了一些具有怀疑倾向的情绪，多有质疑、反思的色彩和面对生存与生命状态时矛盾的情结。譬如，《我的索马里》、《我虚拟了生活中的种种可能》等文本，你能否谈谈文本中的抒情性与微妙的心理意识，我想，你是不是要从深陷的迷雾之中走出?
三色堇：《我的索马里》、《我虚拟了生活的种种可能》是我比较喜欢的两首诗，它们代表了真实的情绪和生存状态。尽管也是抒情气质很浓的两首诗，但这两首诗的节奏和气息都有某种自然顺畅的如水般的流动，是那种简洁明快的心理流淌，是一气呵成的心灵气象的糅合。《我的索马里》是一首全然打开时空的外向性写作，是对未来和远方的心理投射，我认为这是一首关于想象和现实的分裂与变异的明净之诗。《我虚拟了生活的种种可能》这首诗发表于《人民文学》2009年第五期“诗歌专号”。评论家罗振亚老师如此评价了我这首诗歌：“在越来越强大的都市化背景威慑下，这首诗触及的人该怎样坚守自我、不被异化的精神命题，无疑是耐人寻味的。《我虚拟了生活的种种可能》以转瞬即逝的个人化的刹那感觉碎片捕捉，揭示了都市现代人的生存状态和灵魂之‘痛’，其体察生活那种诗性直觉力的精湛令人叹服”，这是罗老师对我的一种鼓励。诗评家马知遥说“诗人表达了对现实世界的信心缺失。她几乎充满了恐惧和不信任，她对自己都充满了狐疑。这样的生活尽管是‘虚拟’，但也透露出生活重压下的现代人苦闷的精神状态和无奈的现实。所以被逼无奈的人要用哑语才能表现自己还是自己，自己还活着。这样的处境和被环境异化的结局是真是幻?只有身临其境的当代人有发言权。”也许它们揭示了我最真实的心理状态。如果我现在是深陷迷雾之中，我不会抽身而去，那就一直“迷雾”下去，我的固执总是让我执迷不悟。
南鸥：现在你的阅读旨趣倾向于哪类书?为什么?
三色堇：我还是比较喜欢读诗歌随笔和诗歌理论方面的书。当然包括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电影方面的书籍我也很感兴趣。我希望我的阅读能尽量宽泛，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知识储备丰富，思考与写作的视野才会开阔起来。
南鸥：很多人都叫你三姐，有人比你大也这样称呼，其实我认为那是对你的尊重和亲切之情之感，你怎么看?
三色堇：是啊，几乎所有的诗友都喜欢叫我三姐。连比我大的老师也是如此，“三姐”在生活中几乎成了我的符号。也许是因为我性情比较随和、善良，也许我骨子里本有豪爽的一面，所以我早适应这个称呼了。跟诗友朋友真诚相待像兄弟姐妹，是我最开心的事。
南鸥：你不但作为一位诗人，同时也是《中国诗人》杂志的编辑，那么你对今后自己的创作和编辑有何计划?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理想或者高度呢?
三色堇：创作与编辑肯定有很大的不同。在创作时，我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诗学主张和审美意志，让自己的个性得到充分的展现。而在这个多元的背景之下，作为编辑，在选稿上我会力求视野更加宽泛与包容，选稿时要接受不同的诗学主张、不同的审美旨趣的作品。而发现新人、支持新人已让我成为一种自觉或者习惯。作为我自己的创作刚才已经谈到了，这里就不敢再浪费版面，在此感谢你的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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