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编号：1003-6636（2012）02-0008-05；中图分类号：F120.4；文献标识码：A 从抑制消费转向扩大消费：发展 方式转变的首要任务收稿日期：2011-12-28
作者简介：赵凌云（1962-），男，湖南华容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经济转型、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常静（1980-），女，湖北武汉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经济史。
赵凌云，常静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经济学院，湖北 武汉430073）
摘要：世界经济发展规律表明，大国发展的基点是国内市场特别是消费市场。建国60多年来，传统发展方式形成了对中国消费的强力抑制，抑制型消费格局导致中国经济发展过度依赖国际市场。在国际经济形势日趋复杂的背景下，中国急需加快扩大国内消费，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转变过度依赖外需的传统发展方式，为经济的长期持续发展奠定内需基础。
关键词：抑制型消费；扩大消费；扩大内需；发展方式转变
From Inhibiting Consumption to Expanding Consumption: The First Priority for Development Mode Transformation
ZHAO Ling?yun, CHANG Jing
(Economics School,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Hubei 430073, China)
Abstract：The law of the world’s economic development reveals that the basis for a super country’s development is domestic market especially consumption market. Traditional development mode has inhibited domestic consumption a lot since the founding of PRC more than 60 years ago. Inhibiting consumption mode led China’s economy to be over?dependent on international market. With the increasingly complicated international background, China is in urgent need of expanding domestic consumption, enhancing inner motivation for development, transforming traditional development mode which is over?dependent on foreign demand and laying a foundation for sustained, long?term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 words：Inhibiting consumption; expanding consumption; expanding domestic demand; development mode transformation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开始逐渐走出“短缺经济”，宏观经济运行逐渐摆脱“供不应求”的“紧运行”格局。伴随这一进程，居民消费水平迅速提高，消费结构快速升级。但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特别是亚洲金融风暴爆发以后，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开始出现内需不足导致的“供过于求”的趋势。在应对亚洲金融风暴特别是应对2008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过程中，国家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扩大内需，基本稳定了经济发展的需求规模。但是，内需扩张主要是投资拉动的，消费内需增长幅度有限。总体上看，中国的居民消费仍然处于抑制状态，中国的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仍然有限。这种状况若不加以改变，可能“固化”现有的过度依赖投资和外需的发展方式，进而继续抑制消费的发展，从而导致发展方式转变的闭锁。有鉴于此，201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内需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要求和首要任务，在2012年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工作中，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将扩大内需从一个方针提升到战略基点地位。
为什么消费在水平快速提升的状态下仍然呈现被抑制的特征？关键是因为在指导思想和战略层面对消费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客观上只是把消费作为拉动经济的手段，没有把消费作为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只是把消费作为内需之一，没有把消费当作根本内需和最终内需；只是把扩大消费作为应对危机的临时办法，没有把扩大消费作为推进发展方式转变的根本举措。
一、大国经济发展主要靠国内消费拉动
世界现代化历程表明，大国在现代化的关键阶段，经济发展主要是靠国内消费需求拉动的。在现代化国家中，美国是突出的例子。美国一开始是英国在重商主义思想主导下向新世界扩张的海外前哨，其最初功能是向母国（英国）提供原料和产品销售市场。因此，从殖民地时期起，美国发展高度商业化的外向型经济，对外部市场存在很强的依赖关系。但是，美国独立之后，随着边疆的不断扩展和西部的拓殖、交通的改善和地区之间联系的紧密，特别是居民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之后，国内市场不断扩大，与此同时，国际市场对其的重要性逐渐下降。正如斯丹利?恩格尔曼等指出的：“美国经济整体上最依靠出口市场的情形在19世纪开始前就已经结束了”。［1］ 1790―1800年，按当时价格计算，外贸占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5%―20%，而到19世纪中期以后，基本降到8%以下。伴随西部开发的推进，1839年美国国内贸易额首次超过国际贸易。到1860年，美国的对外贸易额从1?02亿美元增加到3?16亿美元，国内贸易额则从1?09亿美元增长到4?8亿美元。到1910年，美国国内贸易额达到300亿美元，相当于当年外贸的10倍。西德尼?拉特纳指出：“美国以前由对外贸易在经济发展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越来越由国内商业所代替。”道格拉斯?诺斯也指出，美国在1815―1860年间“发生了一个从依靠大西洋经济到依靠我们自己的内部经济作为扩张的主要动力的根本性转变。”［2］美国发展动力从依靠国际市场到依靠国内市场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是居民消费拉动的。可以说，居民消费和国内市场总体规模的扩大互相推进，从根本上支撑了美国发展的市场需求。
日本是后发的现代化国家中消费拉动的突出例子。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经济开始进入高速增长阶段，其速度在西方经济中独一无二，其所以如此，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居民消费特别是“消费革命”拉动的。例如，日本20世纪60年代的高速增长就得益于第二次“消费革命”的拉动，在这一时期，日本国内消费呈现出快速增长、结构升级的基本特征。1960―1970年间，日本人均消费支出年均增长16%，大大高于美国的6?7%、法国的10?3%、联邦德国的11?3%和英国的6%，是同期资本主义国家中最高的。同时，消费结构快速升级，先是在1955―1964年间完成以黑白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三大件”为内容的第一次耐用消费品升级，1965―1974年又完成了以彩色电视机、空调、小汽车等“新三大件”为代表的第二次消费结构升级。1955―1974年的20年间，日本耐用消费品消费增长了35?55倍，完成了两次消费革命，极大地拉动了日本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3］由于消费拉动，1955―1970年间，日本先后出现三次市场景气，即神武景气、岩户景气和伊奘诺景气，同时，日本实现了重化工业的高速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升级。
发展中大国特别是二元结构明显的劳动力剩余性大国在发展的加速阶段也需要面向国内市场和国内消费。早在20世纪60年代，费景汉、古斯塔夫?拉尼斯等发展经济学家就指出，发展中国家在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往往要经历一个过渡时期。特别是在具有明显“劳动力剩余性”和“二元经济”结构特性的国家，在从农业经济转向工业经济的过程中，“成功地向成熟经济的转变基本上是一件国内的事情。尽管贸易能起重大促进作用，但他们不可能起决定作用。如果发展努力要起到成功，即是说要使一国经济达到它的经济成熟的目的，那么促进增长的主要力量必须从国内经济首先是缓慢的和渐进的，最终是重大的转变中产生。”［4］“劳动力剩余型欠发达经济的发展努力主要是国内的事情……虽然对外贸易能起重大的促进作用，这种作用却很可能是次要的、辅助性的，而不是主要的和决定性的。”这是因为，“二元经济大国中，外贸不可能成为增长的主要发动机。”“任何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朝着成熟经济推进的动力，必须主要来源于典型二元经济中占绝大比重的国内部门。”［4］242，247
可见，历史经验与理论研究表明，消费是一个国家特别是大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推动力量，现代化与消费社会的形成和发展是紧密联系和有机互动的。
二、中国抑制型消费格局的形成与演变
建国60多年来，中国的居民消费水平总体上有较快提升，改革开放30多年来，消费水平加速提升，消费结构快速升级，对经济增长形成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总体上看，60多年来，由于不同历史阶段的诸多原因，消费长期处于被抑制状态。这种抑制型消费格局，不仅导致消费内生扩张乏力，而且导致中国发展方式的倾斜和闭锁。
抑制型消费相对于扩张型消费而言，其基本特征是：有效消费需求不足，消费增长速度滞后于投资增长速度和经济增长速度；消费水平提升缓慢，消费总量扩张滞后于收入增长速度；消费结构升级迟缓，消费结构升级滞后于经济结构升级速度；消费对经济推动乏力，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小于投资和出口。
中国抑制型消费是逐渐形成和演变的，包括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形成、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的松动和市场经济体制建立时期的深化等三个阶段。相应地，抑制型消费呈现出总体抑制、供给抑制和需求抑制三种基本形态。［5］
1953―1978年是中国抑制型消费格局的形成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8%，居民消费支出年均增长速度只有2%，［6］居民消费呈现明显的被抑制特征。三重因素导致了中国抑制型消费格局的形成：一是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导致资源要素向重工业部门倾斜；二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导致国民收入分配向积累倾斜；三是平均主义分配方式抑制居民有效消费需求。在这三重因素的作用下，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都被抑制，中国的消费格局呈现总体抑制特征。
1979―1992年是中国抑制型消费格局的松动时期。伴随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收入水平的快速提升，居民消费水平迅速提高。1978年城乡人均年消费支出为184元，1992年为1116元，比1978年增加932元，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加182元，是1978年的2?82倍，消费支出年均增长7?69%。这一时期，最终消费率始终保持在60%以上，1981年一度达到67?1%的水平。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由1978年的57?5%下降到1992年的53%，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由1978年的67?7%下降到1992年的57?6%。［5］41全国大部分地区基本解决温饱问题。可见，这一时期，抑制型消费格局开始松动。其原因，除了经济发展和人民收入水平提升以外，从根本上讲则是由于中国工业化战略取向开始从重工业优先转向轻重工业协调发展，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开始解体，平均主义政策体系开始瓦解，导致抑制型消费格局的三重因素都开始松动。这一时期，整个经济呈现“短缺经济”特征，消费抑制主要是供给抑制。
1993年以来，中国抑制型消费格局又开始强化。这一时期，最终消费率以及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都在波动中下降。特别是2000―2007年间，最终消费从占GDP的62%下降到49%。导致消费率下降进而抑制型消费格局强化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是经济发展战略开始从强调自力更生、进口替代向外向发展、出口导向的转变，对外部市场依赖度的提高挤压了国内消费的提升空间。二是工业化从轻重工业协调战略向重化战略转变，提升了投资的作用，将大量发展资源集聚到重化工业部门，相对削弱了消费品工业的发展基础。三是在体制转轨过程中，出现教育、医疗等公共消费部门公共性的丧失以及城乡二元结构的加剧等。所有这些，都降低了人民群众的消费需求，导致最终消费的有效需求不足。与前两个阶段的消费抑制主要源于供给抑制相比，这一时期的消费抑制呈现典型的需求抑制特征。
可见，建国60多年来，抑制型消费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改变，而且呈现出进一步强化的趋势。是什么因素抑制了中国居民的消费？总体上看，是传统发展方式及其相关的战略、体制与制度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具体来说，一是战略因素，包括建国后前30年的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化战略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外向型发展和出口导向战略。二是体制因素，包括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经济体制以及由此导致的投资拉动格局，发展不足的社会保障体制以及由此决定的最终消费倾向的降低。三是制度因素，包括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平均主义分配制度、单位福利制度、改革开放以来拉开收入差距的分配制度及由此所引致的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格局等。消费水平根本上取决于收入水平及其分配的公平程度，中国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本质特征制约了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收入分配的公平，传统发展方式正是通过制约收入水平提高和分配公平，从根本上钳制了消费的扩张。
反过来，抑制型消费也制约了中国现有发展方式的转变。由于国内消费对经济的贡献率低，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投资和出口，从而进一步强化了现有发展方式。消费抑制与现有发展方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生关系，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难以启动。1995年，中央决策层提出“两个根本性转变”，试图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但是，在此后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进程中，主要依靠投资拉动内需，最终消费需求没有全面启动。十六大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实际上也是转变发展方式的问题，但是伴随入世之后国际市场的迅速扩大，国内消费的重要性被外需遮蔽。十七大提出科学发展观和转变发展方式以来，特别是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影响下，在扩大国内市场总体规模、扩大内需特别是最终消费内需方面，才开始有一些实质性推进。
消费抑制是如何“钳制”发展方式转变的？从理论和实证结合的角度可以找到答案。首先，消费抑制导致经济发展动力倾斜。由于消费增长不足，拉动经济发展动能不足，要保持一定的速度，经济发展不得不主要依赖于投资和出口。其次，消费抑制导致自主创新乏力。由于消费抑制，产业发展主要面向投资市场和国际市场，同时，由于缺乏消费升级的引导，产业发展被钳制在国际产业链条低端，自主创新能力受到抑制。再次，消费抑制导致结构优化升级滞后。由于消费抑制，消费者引导的结构升级进程难以启动。消费抑制不仅抑制基本消费的有效需求，也抑制耐用消费品消费、文化消费、住房消费、旅游消费等高端消费的有效需求，从根本上钳制了第三产业、生产性服务业、文化产业等高端产业的发展。最后，由于消费抑制，国内市场缺乏充分的成长动能，国内市场总体规模和体系难以充分成长，导致经济发展缺乏充分的国内市场依托，难以形成充分的内生型发展基础。
2008年源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和2011年源于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对中国出口市场的冲击进一步表明，国内最终消费不足，主要依靠出口和投资的发展格局面临巨大的风险，面临国际市场的约束，已经难以为继。
三、从抑制消费到扩大消费转换的机遇
综上所述，要加快推进发展方式转型，打破消费抑制对发展方式转变的闭锁，必须加快推进抑制型消费向适度扩张型消费的转型。经过60多年的工业化推进，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快速发展，中国已经具备推进消费转型的现实条件。具体来说，当前中国具有六个重大的阶段性特征，有利于加快扩大居民消费。
第一，国家现代化阶段开始从经济发展时代转向民生发展时代，为消费扩大奠定总体基础。以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冲击和实施“十二五”规划为标志，中国正在发生一次重大的时代转换，即从经济发展时代转向民生发展时代。2009―2010年，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进程中，国家推出全面启动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放宽中小城市户籍限制，推进农民养老体系建设试点，启动社会保障全国统筹，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等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民生举措。2010年2月4日，胡锦涛总书记强调，要把发展社会事业和改善民生作为转变发展方式、扩大国内需求的重要着力点。2010年9月28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2011年6月20日，温家宝总理提出，加快新农保试点进度，并决定从2011年7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启动城镇居民养老保险试点，在本届政府任期内基本实现全覆盖。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总体上经历了政治发展、经济发展两个基本阶段之后，客观上需要推进到民生发展阶段。民生发展即国民物质文化生活领域的发展，它不同于解决民生具体问题的过程，是民生领域的全面发展；它不同于经济发展、文化发展、社会发展，而是国民生活领域的发展。民生发展时代，即重点和优先推进民生发展的时代，它不同于历史上以经济建设和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时代，其历史主题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相对集中地推进国民物质文化生活领域的全面发展。因此，民生发展时代必定是国民消费快速、全面扩张的时代。
第二，国民财富分配取向从“国富”向“民富”转变，为消费扩张提供了财富与收入支撑。中国共产党十七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十二五”规划的制定和实施要实现从“国富”到“民富”的转变。国家先后提出了提高国民收入分配中消费的比重，个人收入分配中工资收入的比重，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缩小收入差距等基本分配原则，出台了提高最低工资收入标准，提高贫困标准等具体举措。2011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要求加快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中低收入者比重将扩大中等收入者群体的消费能力，更重要的是，将促进共同富裕，提升全社会的收入水平和总体消费能力。伴随国民财富重心从国家向民众的转移，抑制消费的财富因素和收入因素将逐渐消解，对消费扩张将形成巨大的促进效应。
第三，工业化进入中后期加快推进阶段，为消费扩大提供了供给基础。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以重化工业为基础，实现了工业化从中前期到工业化中后期的跨越。从工业化一般规律来看，在工业化中后期阶段，产业结构将从前期的重化阶段转向适度轻化阶段，即产业发展基本导向从投资品转向消费品，产业发展重点从装备工业、基础工业转向消费品工业。因此，工业化中后期阶段将是类似于福特汽车的标准化大量生产，即消费品大批量生产阶段，为消费扩张奠定了坚实的供给基础。
第四，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进入加速推进期，形成扩大消费的强大增长点。2000年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开始加快，每年以1个百分点的速度提升，2010年，中国城市化率已经达到49?68%。与此同时，近年来，中国开始进入城乡一体化推进时期。这两个方面的运动趋势相互交织，将形成强大的消费需求增长点。一方面，按照现有消费差距计算，城市居民消费水平是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3倍，人口的城市化必然扩大城市消费需求。另一方面，城乡一体化进程必然增强农村产业发展能力、增加农村居民收入、扩大农村公共服务领域、缩小城乡收入和消费水平差距，最终必然扩大农村居民消费。
第五，人力资源发展进入“刘易斯拐点”，将形成对消费的工资拉力。发展经济学理论表明，当发展中国家发展进入劳动力开始出现短缺的“刘易斯拐点”之后，国内消费将成为一种强大的经济发展推动力量。“随着劳动力首次成为稀缺商品……实际工资不断提高就会出现。这样造成的人均实际收入水平的提高，对于整个经济的消费格局将有重大影响……消费者对工业品支出的扩大，代表一种日益增长的强大力量，有助于国内广大消费市场的必要需求。”［4］221当前，伴随一些地区和产业“招工难”、“用工荒”现象的出现，中国已经开始进入“刘易斯拐点”，2010年以来，各地都开始顺应这一趋势，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中国共产党十七届五中全会也明确提出，要建立工资收入与国内生产总值同步增长的机制。因此，工资增长将成为扩大消费需求的强大拉力。
第六，市场拓展进入以国内市场为基础的阶段，为消费扩张奠定了市场基础。中共十七大明确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时，中国要成为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的国家。［7］近年来，特别是在应对金融危机冲击的过程中，采取了一系列培育国内市场的举措：一是加大区域之间交通运输大通道建设，为促进全国区域市场一体化奠定基础；二是完善国家区域战略，出台了一系列国家级区域战略，为国内市场的均衡协调发展创造条件；三是大力培育物流体系，完善市场网络。这些措施有利地促进了国内统一市场内涵与功能的充实，促进了国内市场总体规模的扩大。进一步看，国内市场总体规模的扩张将延伸市场空间，拓展市场网络，充实市场内涵，促进市场整合，最终扩大市场消费。根据商务部的预测，到2015年，中国最终消费将达到5万亿美元，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8］
四、扩大消费的系统对策
根据当代中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针对抑制消费的因素，借鉴其他国家的相关经验，应该站在现代化战略的高度，采取下述举措：
首先，采取切实措施，提升消费能力。具体来说，一是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借鉴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实施“国民收入倍增”的方法，大幅度提高农民收入和职工的工资水平。长期以来，中国的劳动力价格偏低，这是导致居民收入偏低的根本原因。2000―2005年间，我国劳动生产率相当于英国的6％、韩国的13％、印度的3倍，但劳动者的工资只相当于英国的4％、韩国的8％、印度的2?3倍，［9］当代中国具有提升劳动者收入的空间。要通过建立居民收入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联动的机制，通过国民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提升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二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稳定居民未来支出预期，提升消费倾向。三是重点提升农村消费。农村消费增长潜力大，2009年居民消费总额中，农民消费仅占25?6%，与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55％的份额极不相称。同时，2009年城市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4?4％，县及县以下市场增长16?4％，增速明显超过城市。而且农村市场对消费的拉动力强，目前农村耐用消费品普及程度滞后于城市近20年，农村共有2?1亿个家庭，占全国家庭总量的67?6％，若农村家庭每种家电普及率提高1个百分点，就会增加250万件需求。［10］
其次，完善产业和产品结构，增加消费客体。一是扩大消费品生产。发展中国家进入“刘易斯拐点”后，生产重点要从投资品转向工业消费品，因为在这个阶段，“要维持为投资而投资的刺激是困难的，因为它通常不能以私人的利润预期为基础。没有工业消费品的日益扩大的市场，就不能预期私人企业家有足够的远见去从事资本货物和经济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投资。”［4］225当前，要抓住这一契机，推进工业结构由重到轻的转变。二是鼓励耐用消费品升级换代。2009年全国报废汽车279万辆，报废家电近9000万台，如果全部更新，可以拉动5000亿元的消费需求。因此，要在大力推进家电下乡、农机下乡、汽车下乡的基础上，启动和推进家电“以旧换新”工作。三是大力扩大服务消费品种。当前，中国进入消费质量提升时期，居民对服务消费的需求日趋增加，2007年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户服务型消费支出2666元，占消费支出比重的26?7％，比1978年的10?2％上升16?5个百分点。尽管如此，家庭服务消费比重仍然需要提升，2007年中国服务消费品产值占GDP的比重仅为16?1％，比美国低34?7个百分点。据调查，有近40％的城镇家庭需要社会提供家政服务。［11］据国家发改委社会司测算，到2010年，全国仅城市居家养老护理的潜在市场规模就在1300亿元以上，2020年将超过5000亿元。
再次，加快市场体系建设，改善消费条件。2008年下半年以来，在出现国际市场萎缩以后，国内一些企业仍然不愿做内贸，宁愿把国家增加的出口退税率让给外商也要继续做外贸，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内市场体系的不成熟。对于国内市场而言，国际订单运作简单、信息对称、交易成本低。可见，国内市场交易技术手段落后，市场网络体系不发达，市场服务水平不高的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消费的瓶颈。因此，要扩大消费，必须加快完善市场体系。具体来说，一是要加快推进市场体系创新，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网络。当前国内消费90％以上通过市场流通网络实现的，完善市场流通网络是拓展消费的基本途径。二是提升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的整合力度，加大消费信贷支持力度。国外经验表明，消费信贷是扩大国内市场规模的重要手段。例如，美国通用公司在扩大产能的同时，成立美国汽车产业第一家金融公司，提供购车贷款。这不仅保证通用汽车从1931年起连续77年稳居世界销量第一，而且培育了美国这个世界最大的汽车市场。从人均GDP水平来看，中国已经跨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居民对家电、家具等耐用消费品及汽车、住房需求上升，这一阶段的消费扩张需要消费信贷支持。但是，目前中国消费信贷供给严重不足。截至2009年3月，中国居民消费信贷余额3?94万亿元，其中，不包括房贷在内的消费信贷只有4500亿元，在金融机构贷款中的比重仅占1?29％，而美国同期不包括房贷的消费信贷为2?55万亿美元，是中国的38?7倍，在贷款中的比重高达26％。三是加快市场交易手段创新。包括推广分期付款消费、信用卡消费等现代市场交易方式。2008年底，美国信用卡期末未偿余额为9616亿美元，是我国的41?54倍，未偿余额在个人消费信贷支出中的比重接近10％，而我国只有1％左右。据测算，2011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人数将达到2?5亿人，目前发放的信用卡不到1?5亿张，真正使用的只有几千万人，在拓展信用卡交易方面具有巨大的空间。［12］
总之，未来中国的发展将主要依赖于国内消费需求的扩张。抑制型消费格局与这种趋势和需求是不相适应的，推进抑制型消费向适度扩张型消费的转变就成为当务之急。扩大内需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从需求、供给和市场三个层次全面推进。
参考文献：
［1］Engerman, Stanley L. and Robert E. Gallman.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U. S.(Vol. 2),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690.
［2］钱乘旦.世界现代化历程:北美卷［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358.
［3］孙执中.战后日本经济史:1945―2004［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91-92.
［4］费景汉，等.劳力剩余经济的发展:中译本［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5.
［5］操玲姣.中国抑制型消费格局的形成与演变:1953―2008［M］. 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11:118-120.
［6］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4,23.
［7］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07-10-15(1).
［8］ 雷敏. 商务部:2015年中国最终消费有望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EB/OL］.https://.省略.
［9］ 余闻.治理经济过热需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N］.学习时报，2007-08-02(3).
［10］ 吴孔凡.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扩大农村需求的治本之策［J］.农村财政与财务,2009(6):26-28.
［11］ 邸建凯.我国服务行业供需缺口明显，服务消费迎来黄金期［N］.经济日报,2009-05-30(2).
［12］ 蒋卫武，等.危机中的金融创新［N］.人民日报,2009-06-01(6).
责任编辑：常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