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基于1997-200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利用交互项系数符号的估计，研究财政竞争下地区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从财政竞争的视角出发，交互项具有抵消作用，从而最终发现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正相关；东部和西部税负的系数符号为负，中部为正，所以宏观税负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着地区差异性。
关键词：财政竞争；宏观税负；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81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70(2012)01-0033-07
收稿日期：2011-09-16
作者简介：郑尚植（1983-），男，江西上饶人，东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教，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新政治经济学和公共财政。
一、引言
近年来, 在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 政府财政收入也出现了“超常规”增长, 已经持续多年大大超过GDP增长速度。2010年，中国的税收收入规模达到创记录的7.74万亿元，较上年增长1.42万亿元，增长率为22.6%，财政收入超过8.3万亿元，较上年增长21.3%。在整个“十一五”期间（2006-2010年）全国财政收入实现年均增长21.3%，显著高于GDP增速11.2%。这也标志着，自1994年新财税体制确立以来，税收收入占GDP比重从10%左右逐步上升至20%左右，税收增长速度已经连续17年大大高于GDP［1］。税收的高增长是否与经济增长相适宜呢？这引起了国内学者的高度关注。马栓友［2］，安体富［3］，郭庆旺［4］及毛翠英［5］等分别从理论和实证上分析了分税制以来我国的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得出的结论不尽相同。其实，关于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是国外经济学文献中争论比较多的理论问题。传统的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的最初研究成果表明，税收对总产出的乘数效应是负的。在此之后许多经济学家又做了进一步的研究得出了大同小异的结论。Rebelo［6］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基本理论框架进行研究，在假设劳动供给无弹性、资本收益课税不扣除折旧等的情况下，发现税收与经济增长是负相关的，同时计算出如果将所有税收提高10%则会使经济增长率下降15.2%，而如果将资本税率提高 10%则会使经济增长率下降0.52%。相反，还有一些学者通过研究得出了税收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Capolupo［7］认为政府投资公共教育从而增加人力资本存量，为了平衡预算政府需对产出征税，由于征税是用于生产性目的，所以促进了经济增长。此外，Uhlig和Yanagawa［8］在世代交叠内生增长模型的基础上，通过对历史数据进行计量分析，证明了税收与经济增长具有正向相关关系。最终，通过各种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经济学家们发现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存在一种Laffer曲线的关系：当税负低于最优税负时, 随着税收的增加, 经济增长率将增加；当税收超过最优税负时, 随着税收的增加, 经济增长率反而下降。
通过上述国内外相关文献的梳理，我们发现，对于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家层面，通过考察国家整体上的税负环境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这在某种程度上使宏观经济研究失去了微观基础，所以我们有必要研究财政联邦体制下各个辖区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虽然国家税负水平是其所在各个辖区税负水平的总和，但是地区宏观税负并不是外生给定的。如果从财政竞争的视角出发，宏观税负就不仅仅是辖区政府财政收入的具体表现，它更是地方政府竞争的一种政策工具，这就使得宏观税负具有了某种内生性。不论是传统的凯恩斯理论还是新经济增长理论，宏观税负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都是基于税收对投资和消费产生了消极或者积极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考虑辖区间的财政竞争，那么宏观税负影响经济增长可能具有不同的传导机制。正是基于上述思想，本文试图从财政竞争的角度来分析地区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从而能够更加全面地理解宏观税负的合理水平。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是引言；第二部分从理论上分析了财政竞争、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第三部分是计量模型的构建；第四部分是实证结果分析；最后一部分是结论和政策建议。
二、财政竞争、宏观税负和经济增长
财政竞争是近年来公共经济学最活跃和最具争议的研究领域，许多学者都对这种财政现象产生了浓厚的学术兴趣从而积累了大量的相关文献。但是每一位学者有着自己独特的研究视角和理论解读，对于究竟如何界定财政竞争的概念，大家众说纷纭并没有达成一致的见解。财政竞争最早也被称之为税收竞争，所以后来学者们在其文献里经常把两者相等同。Robert Tannenwald［9］在税收政策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of Tax Policy）中把税收竞争定义为显性的和隐形的：“一方面，地方政府积极参与显性的税收竞争，他们通过制定和设计相关的税收法规旨在以此吸引企业、居民、求职者与消费者向其辖区转移；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也参与隐形的税收竞争，他们为了减缓辖区间对抗竞争的程度转而追求其它的税收政策目标，比如说平等、中立、简单、收入充足率和税收输出等。” Wilson和Wildasin［10］基于税收竞争形式多样性、内涵与外延的大小差异性对其定义进行了界定。首先，从最狭义的角度看，税收竞争是指同级地方政府为了吸引资本和劳动等流动性税基而采取的政策选择从而影响了地方政府间财政收入的分配。由于竞争主体都是同级水平的地方政府，所以这种形式的税收竞争通常也称之为横向税收竞争。其次，从比较狭义的角度看，税收竞争还包括不同层级政府间的竞争，这种税收竞争称之为垂直税收竞争。最后，从最广义的角度看，税收竞争是指在征税安排上政府间任何形式的非合作博弈行为。
山东财政学院学报2012年
第1期郑尚植：我国地区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一）地方政府政策工具的策略选择：宏观税负还是公共支出？
在早期税收竞争文献中，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主要是通过税率手段所表现出的一种策略博弈行为，即在给定其他地方政府税率水平的基础上，某个地方政府该如何决定其税率。但是现实中，地方政府吸引资本流入并不是仅仅靠降低税负，通常也会通过提高公共支出水平来增加吸引力，所以研究财政竞争只把税率作为政策变量是不合理的。Wildasin［11］认为正如在研究垄断竞争模型中，厂商之间除了考虑产品的价格还要考虑产品的数量和质量一样，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竞争也要同时考虑税率和公共支出。基于上述考虑，他通过运用博弈论方法把地方政府财政竞争看作是两阶段博弈：第一阶段，各个区域的地方政府从税率和公共支出水平两个政策变量选择一个；第二阶段，给定第一阶段的决策选择，各个地方政府决定相应的税率或公共支出水平。Hauptmeier等［12］认为地方政府之间的引资竞争可能会同时考虑运用税率和公共支出水平作为政策工具，因为现实中公共支出有助于提高私人资本的生产力，于是私人资本在选择投资区域时会同时权衡当地的税负和公共支出水平。通过理论分析，推出二元的反应函数和，然后基于德国1100个市级数据利用空间计量经济学进行实证检验，发现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竞争并不像以往文献中所描述的那么简单，而是更具多样性和灵活性：如果某个区域降低了税负，那么它的邻居可能不仅仅会调整税负水平，也会考虑提高它的公共支出水平，比如增加基础设施、扩建公路网络等。Patrice Pieretti［13］进一步从理论和经验上考察了当地方政府存在人口数量和区域规模的差异时，它们在进行财政竞争时如何理性地选择政策变量。研究发现，当资本流动的成本较低时，大辖区通过提供较高的公共支出水平可以在进行财政竞争时比小辖区能够获得较大的比较优势；当资本流动的成本上升到一定的幅度时，小辖区不必仅靠低税负来吸引资本流入，也可以通过高水平的公共服务来留住企业；但是当资本流动成本过高时，小辖区的“税收天堂”政策无疑是一种占优的策略行为。
基于上述文献的理论研究，我们可以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地方政府在进行财政竞争时，会根据辖区的自有禀赋在各种条件约束下基于成本―收益的考虑做出最有利于本辖区经济发展的理性选择。
（二）全面理解财政竞争
财政竞争从表面上看是一种普遍的辖区间竞争行为，但实际上在这种现象的背后有着深刻的经济学机理
图1财政竞争、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的内在联系
作为支撑。一方面，从地方政府出发，不管是为了自身利益还是公共利益，它总是通过选择各种政策工具(其中主要包括税收和支出政策)来吸引生产要素向其辖区内流动从而获得最大化的经济增长。其中Keen和Marchand［14］最早在其文章中详细论证这一观点，根据其受益对象把公共支出划分为两类：一类是进入辖区居民效用函数的公共服务支出（public good），另一类是进入企业生产函数的公共投入支出（public input）。一般来说，资本和劳动力是辖区间争夺的焦点，地方政府为了吸引资本可以通过降低税负或增加公共投入支出，而通过提高公共服务支出来吸引劳动力的迁入。然而，由于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和中央政府的法律干预，辖区间的税率在不断地趋于一致，所以地方政府越来越依靠公共支出作为政策工具来获得竞争优势。另一方面，从资本和劳动力出发，企业通过权衡税负和资本生产力来选择投资的辖区，而劳动力则会根据就业环境和公共服务水平做出是否迁移的决定。为了更加形象地阐释，我们可以用图1来表示财政竞争、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三者的内在联系。由图中可知，地方政府之间财政竞争导致其政策工具的策略选择，这种选择内生出相应的要素流动方向从而形成了资本和劳动力供给水平，最终决定了辖区内的经济增长。然而，更重要的是，税负、公共投入支出和公共服务支出这三种政策工具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相互影响的。在现实中它们之间往往表现出替代和互补的关系，比如说高水平的公共投入支出就可以平衡高税负的副作用，而公共投入支出的增加会挤占公共服务支出的规模。所以说，财政竞争的政策工具选择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灵活多样的，地方政府可以采用最优的政策组合从而实现合理的宏观税负和公共支出结构。
三、计量模型的构建
为了研究地区宏观税负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本文建立如下计量模型:
yit=β1TAXBURDENit+β2TAXBURDENit•PIit+β3TAXBURDENit•PGit+ρX+μi+vt+εit(1)
这里使用的是1997-200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下标i和t分别代表第i个省份和第t年，样本包括了全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β1、β2、β3是系数,ρ是系数矩阵，εit是残差项，解释变量yit是地区的GDP增长率。TAXBURDEN是宏观税负，它等于税收收入占同期省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反映一个地区宏观税负的大小。一般来说，宏观税负通常分为小、中、大三个口径。小口径的宏观税负是指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中口径的宏观税负则为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这里的财政收入仅指包括预算内的税收收入；大口径的宏观税负，指的是广义的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为了更能说明问题，本文采用的是小口径的宏观税负。PI是公共投入支出，它等于省预算内公共投入支出除以预算内财政总支出,反映一个地区预算内支出中公共投入支出的比重。本文的公共投入支出主要指基础设施、交通和运输、企业研发投入和城市维护等有助于改善投资环境方面的支出。PG是公共服务支出，它等于省预算内公共服务支出/预算内财政总支出,反映一个地区预算内支出中公共服务支出的比重。本文的公共服务支出主要包括用于满足辖区居民福利要求的科学技术、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支出。公共服务支出提高了地区的居民福利环境,这将吸引大量的人才迁入从而增加了地区的人力资本。
X是一组控制变量, 它主要包括各个地区的劳动力供给水平(LABOUR)、资本存量(CAPITAL)、外商直接投资水平(FDI)和产业结构调整(INDUSTRY)等。为了简单起见，我们用各地区历年就业人口近似代替劳动力供给水平，用固定资产投资代替资本存量，用外商直接投资水平来表示地区开放程度。产业结构调整等于非农产业除以省内生产总值。为了消除上述指标可能受到的通货膨胀水平和人口规模的影响，我们在使用以上变量时需要以各省份消费价格指数（CPI）和总人口对它们进行调整，从而得到相应的人均实际指标。另外，为了保证变量数据的平稳性，我们对劳动力供给水平、资本存量和外商直接投资水平三个变量进行对数处理。
除了上述变量以外，本文重点考察TAXBURDEN•PI和TAXBURDEN•PG两个交互项，通过交互项系数符号的估计来研究财政竞争背景下地区宏观税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根据本文的理论研究，我们可知，通常情况下，一个地区的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呈反比，因为过高的税负对消费和投资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但是如果地方政府是一个进取型政府，为了提高本辖区的竞争力，把大量的税收收入转化为良好的基础设施和完善的公共服务，此时，高税负不一定带来低增长，因为生产性支出抵消了税负的消极作用。为了检验是否存在这种抵消作用,我们有必要借助交互项进行实证考察。
本文收集了我国31个省级地区从1997年到2009年的横截面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数据来源于《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和《中国统计年鉴》相关各期。鉴于我国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为了科学地考证地区宏观税负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本文还是把选取的样本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区域，东部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11个省(区、市)，中部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河南、江西、湖北和湖南8个省(区、市)，西部包括重庆、四川、云南、贵州、陕西、西藏、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广西和内蒙古12省(区、市)。按照地区差别对宏观税负与地区经济增长进行计量分析可以使我们比较不同地区之间的宏观税负水平所带来经济效应的差别。
四、实证结果分析
由于使用的是面板数据,我们首先针对各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方法不同于时间序列的单位根检验,我们主要依据Levin-Lin-Chu方法进行面板数据平稳性检验。 从Eviews6.0检验结果中我们可以发现，经过Levin-Lin-Chu单位根检验,所有变量都是平稳的,因此我们可以对它们进行直接回归分析。Beck和Katz［15］引入的PCSE（Panel Corrected Standard Errors，面板校正标准误）估计方法是面板数据模型估计方法的一个创新，可以有效地处理复杂的面板误差结构，如同步相关、异方差、序列相关等。所以，我们在回归的时候，估计方法采用了PCSE方法。权数选择了按截面加权（cross-section weights）的方式，对于横截面个数大于时序个数的情况更应如此，表示允许不同的截面存在异方差现象。为了更好地选择面板数据模型，通常我们采用F检验决定选用混合模型还是固定效应模型，然后用Hausman检验确定应该建立随机效应模型还是固定效应模型。通过分析Eviews6.0中的各种回归模型，本文最终采用时刻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对方程进行广义最小二乘估计。由于宏观税负存在着区域差异性，我们分别对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的四个样本进行估计。表1是我们估计的计量结果,从中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首先，从模型1我们可知，不考虑交互项作用的情况下，全国各地区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这和国内许多学者的实证研究结果是一致的。但是从财政竞争的视角出发，我们发现交互项具有抵消作用，通过最终计算发现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正相关。这主要是由于随着1994年分税制的推行,地方政府仅仅依靠税费优惠未必能够吸引到高质量的企业和人才。这就迫使财政竞争逐渐转向了财政支出方面,通过提供有效的公共投入和高水平的公共服务，以此吸引和留住更多的外部生产资源。图2和图3分别描述了分税制以来各地区平均公共投入水平和平均公共服务支出水平的变化趋势。从图中我们可知,分税制下地方政府平均公共投入和平均公共服务支出水平一直在递增，特别是在2006年之后，平均公共服务支出递增的速度有着显著的提高。这就从侧面反映出地方政府间财政竞争的政策工具发生了转变,即实行分税制后,地方政府只有通过提供有效的公共投入和高水平的公共服务才能获得竞争优势。
其次，通过比较模型2、模型3和模型4，我们可知，东部和西部税负的系数符号为负，中部为正，所以东西部的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而中部的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为什么宏观税负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会存在地区差异性呢？一方面，可能是由于东西部的宏观税负较高制约了经济增长，从图4可以看出，中部的宏观税负较低。
图2分税制以来各地区平均公共投入水平
数据来源: 由作者根据各期的《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财政年鉴》的数据计算得来。
图3分税制以来各地区平均公共服务支出水平
数据来源:同上。
图4分税制以来我国三大区域的平均税负水平
数据来源: 1978年至1997年的数据来源于陈抗［16］,其它的年份由作者根据各期的《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财政年鉴》的数据计算得来。
注:本文的税负水平采用小口径计算方法,即等于某地区税收收入占同期省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但是，另一方面，如果考虑财政竞争的交互项，可能更重要的原因是东西部地区地方政府没有合理的配置财政资源从而导致了财政支出的低效率，这就无法抵消高税负的副作用。从表1中我们可知，东西部TAXBURDEN•PI和TAXBURDEN•PG两个交互项的系数都很小，甚至存在负数。此外，对于中部而言，不论是宏观税负还是交互项的系数符号都为正，这说明中部地区的税负和公共支出水平有效地促进了经济增长。事实证明，中部地区正在超过东部沿海地区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主力。
五、结论和政策建议
通过上述研究,我们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在不考虑交互项作用的情况下，全国各地区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但是从财政竞争的视角出发，我们发现交互项具有抵消作用，通过最终计算发现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正相关，因此我们需要全面客观地看待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第二,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存在着地区差异性。由于东西部的宏观税负较高制约了经济增长，而中部的宏观税负较低，所以东西部的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中部的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 此外，对于中部而言，不论是宏观税负还是交互项的系数符号都为正，这说明中部地区的税负和公共支出水平有效地促进了经济增长。
本文的研究结果具有两个重要的政策含义:其一，高税负不一定阻碍经济增长，因为如果把大量的财政收入投入到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基础建设中，这种高税负并不可怕，它最终将为长期经济增长打下坚实的基础。因此，对于地方政府而言，不应该只关注本辖区的宏观税负水平，更重要的是合理配置财政资源从而实现财政支出的高效率。其二,鉴于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的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存在着巨大差距，为了促进区域平衡发展，中央政府必须引导各地区构建良性的财政竞争以使地方政府采用最优的政策组合从而实现合理的宏观税负和公共支出水平，因为只有地方政府间的财政竞争才能使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回归到最优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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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egional Macro Tax Burden
and the Economic Growth under Fiscal Competition in China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Inter-provincial Panel Data
ZHENG Shang?zhi
（College of Marxism,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Dalian 160025, China
）
Abstract:This article, based on the 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1997 to 2009 in China, and using the estimates of interaction coefficients, stud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egional macro tax burden and the economic growth under fiscal competition. The study finds out that the Interaction coefficients have an offset effect, and that the macro tax burden and economic growth have a positive correlation; the tax burden coefficient is negative in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parts, and positive the middle, so the effect of macro tax burden on economic growth has regional differences.
Key words:fiscal competition; macro tax burden; economic growth
（责任编辑高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