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荣晨起时的咳嗽声，还有暮色中陪夫人散步的身影，突然消失了，我的生活反倒像被抽掉了些什么。二十多年熟悉且亲切的事物，一下子无影无踪，该是什么感觉?没办法，人往高处走，他搬进一幢很高的高楼去了。远是远点，但没有从我心中迁出。
我和作荣是前后脚迈进《诗刊》门槛的。那时，中国诗歌和大地一同刚从噩梦中醒来，荒芜的心野亟待耕耘播种。我们同当过兵，同是拿枪时写起诗来的，如今又同在作品组。兵和诗的激情燃烧着我们。我像他这年纪，撞上了文革，而他而立之年，立在了好时候。
我一家四口来京时，挤在母亲的小屋内，是沾了作荣们的光才结束无房岁月。够难为的，严辰主编自己还住办公家，却腾出几间平房给刚调进的，每家约八平方米，我也有一份。 自此，作荣成了我的邻居，分别把守《诗刊》大门内两侧。房间虽小，对于两个处于人生重大转折入口处的人来说，一个“家”宇落地，稳固了事业的基石。我喜欢这种“前店后厂”的生存方式，快捷省时，几步路就是办公室。想必作荣也有同感，要不然每每入夜，怎会见他仍在办公室内审稿和给作者复信呢!
在虎坊路的小平房里，我们还出演过一场“大戏”。1980年3月27日，作荣和我起了个大早，骑车到崇文门菜市场采购，居然还买了从不相识的金枪鱼。在贴着办公室东墙，用木棍和油毡搭成的几家共用的厨房里，由我掌勺的一道道菜被端上一张乒乓球桌。就这样，《诗刊》社代表诗歌界，以简陋和真诚，为正唱“归来的歌”的艾青庆贺了七十寿诞。
不久，搬往团结湖，作荣和我对门。先虎坊路，后小关，风霜雨雪地我们常结伴骑车同行。但是好景不长，因为一件很不愉快的事，作荣不无遗憾地主动离开《诗刊》，调入《人民文学》，柳暗花明地进入又一段人生历程。同事当不成了。邻居照常做下去。你缺酱油，来我家拿；我没生姜，敲你家门；自认为好吃的，哪怕一碗粥也端过来。诗歌界我的熟人也大多是他的朋友，来时常把两家当成一家，串来串去。他做东，‘我坐二把交椅；我料理，他添杯举盏。团结湖果然一派团结景象。
在团结湖，作荣住的房间比我窄，却拥有比我宽阔得多的天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挣脱禁锢的中国新诗，不顾人们的欢呼、喜悦、困惑或愤怒，以其自身规律急速地发展变化着。作荣在他那个年龄段的诗人中，是觉醒最早的先行者之一。以前他出过诗集，写的大多是客观描摹再加上点升华的那类诗。我走过同一条路，深知陷入惯性(抛开谬误不说，即便是“正确的惯性”)有多可怕。世上恐怕没有几件比否定自己更痛苦的事了――无论如何，亲手摧毁倾注过心血的昨日的大厦，不亚于心灵一次八级地震。更要命的，是明明修的干打垒，偏当做金铺玉砌的宫殿，死死抱住不放。结果，一批在诗坛知名的“忠诚卫士”，不是与城共消亡了么?淘汰，这社会进步的法则是无情的。作荣从废墟上跨了出去。
至今我记得1980年5月他写的那首《听音乐演奏会》。今天来看，这只是一首不很起眼的诗，在当时，对于作荣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对我则是可望不可即的高度。诗的开头写道：“寂静，继而是气流的震颤／清婉的乐声／虚幻，似可触摸／充实，却如空蒙的雾气／／声音，是有颜色的么?／谱架上，音符该爆出绿芽……”同样面对客观景物，呈现出来的已是由内向外，直接付诸于感官的意象群。他那扇尘封的内宇宙之门正戛然打开。而那时，吹皱一池春水的所谓“朦胧诗”的提法，尚在母腹之中。
艺术观念的转变，知识结构的更新，审美理想的移情。让作荣的创作风格发生高质量的飞跃。整个八十年代是他的黄金季节，从理论到实践，在一个新层面完成了“韩作荣体系”。这期间他出版的诗论集《感觉?智慧与诗》，诗集《裸体》《雪季?梦与情歌》便是明证。作为编辑，作荣兼收并蓄，以推出优秀作品为己任。同时，面对中国新诗现状和发展态势，又有胆识、有选择地编发了一些具有创新和前卫意识的作品。由于《人民文学》在文学期刊中难以替代的位置，这种宽容和引导，对百花齐放局面的形成。不无积极的意义。
我也听到过关于作荣的诗“读不懂”的议论。因陌生、无知而造成的“阅读障碍”，不仅在欣赏文学艺术品时发生，面对大千世界，让人“读不懂”的比比皆是。即使是经典。《诗经》《楚辞》又有多少人能真正读懂?阅读障碍缘于信息传递或接收出现“死机”。发送者若敲出一堆乱码，连他们自己也无法辨识，谁还能解读?作为“心灵密语”的诗歌，哪怕发出的是未加密的信息，接收者如不能同频同步，也照样难以破译，我不能说把握了作荣每一句诗的指向和意趣(这是诗所允许范畴)，但他对世界的关注，对生命的体悟，对人性的揭示与提升，他的人品情操，他的机智诙谐，以及冷火焰似的燃烧。我敢说是读懂了的。
1988年初春。我们搬到和平里同一个单元。一样的规格，他五层，我四层，近得能听见他穿透钢筋水泥的鼾声。(绝无夸张，作荣的鼾声是著名的，一次我组团去天津采访，匡满享受不了他的夜曲，第二夜只好由我去当孤独的听者。)由于作荣比我少生一个儿子，便拥有了一间书房。每次进去，总是烟雾缭绕，连被书橱挤得只剩最后一条边境线的墙壁也被熏得发黄。作荣烟瘾极大，每天两盒打不住，而且专抽不带过滤嘴的；有过滤嘴的也要掐掉，想是为了真正保持与烟的“零距离”吧!
他的书房也是他的餐厅和产房。古今中外、土菜名肴他都吃，知识大餐让他一天天强壮起来。《少女和紫丁香》《纸上的风景》《韩作荣自选集》《城市与人》等一部部著作，就是在这里出生。在一段特殊的日子里，我是从他的书橱内第一次认识了金庸、古龙的。先《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后《楚留香》《陆小凤》，一摞摞往我家里搬，通宵与侠胆义士行走江湖，消解我不少困惑与无奈。在我摔断腿躺在医院不能动弹的时候，也请来过昆德拉、帕斯、埃里蒂斯这类洋救兵，但都爱莫能助。最终还是金大侠、古大侠慷慨拔刀，救我于水深火热之中。作荣不但读武侠，还能写。某出版社得到一部武侠珍本欲出版，结尾处却散佚十数页，找到作荣，他一目十行匆匆翻过，竟一夜间补缀出来。我没看，不敢说天衣无缝，有个精彩结局，总不会成问题的。
作荣人缘好，朋友多，但不是那类爱抛头露面的人。公众或社交场合，他话不多，这和故作深沉、或不善言辞无关，我听过他讲课谈诗，侃侃而谈、行云流水。少说，或许是他的性格决定，也或许只是为了把时间留给别人。有次开作品研讨会，发言的不乏溢美之词，主持人点名作荣发言，他分析后指出，两部作品中有一部有概念化倾向。这是这种场，合一般人不愿说的，他说了，而且，充满善意和真诚。我问自己，在世俗化中还保留了多少率真?
这些年，作荣变得有些怕我，怕和我一起喝酒。我是个因情重酒的人，早巳“酒名远扬”。作荣有酒量，早年当工程兵，听说两人喝过三瓶。他不爱细酌浅尝，常一大玻璃杯白酒一仰脖灌下去，豪气凛然。用他的话，这叫做长痛不如短痛。没我在场，他也喝，但能节制，很少有人像我这等放肆。我在，他就扛不住我的软硬兼施，非喝不可。一次当场喝趴了，被人架上车送走，忘在椅背上的上衣，还是我，替他带回的。
作荣搬走了，各自有了新的邻居，但他那个位置已无人能取代。我设想假如我再摔断一次腿，久卧床榻后，第一次拄上双拐，艰难地移上五楼，再向作荣倾诉我第二次学会走路的喜悦时、我该去敲哪一扇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