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冒险家，就像当年乘船到大西洋对岸寻找更美好生活的欧洲移民。他们是中国奇迹背后那些未被歌颂过的英雄。 “王全喜从没读过书，没用过计算器，没有电话，没开过银行账户，没坐过汽车。没见过电脑没上过网，他甚至都没听过这些。但有一样他再熟知不过，那就是刀。屠刀，雕刀，削皮刀，剔骨刀。新刀，弯了的刀，卷刃的刀，生锈的刀。二十多年来，他在西安走街串巷，阅刀无数，他的买卖就是把它们一一磨快。”
很难想象，这段古龙风格的描述出自一个“老外”之手。一个从我们身边飘过的普通磨刀匠，衣着破烂，毫不起眼，在另一双眼睛的观察下，却透露出了众多耐人寻味的细节。
这双眼睛属于美国人戴梦（Michelle Dammon Loyalka），自由撰稿人，如今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她已体会到了中国人所说的“缘”的微妙：1997年，在美国加州工作的她偶然接到一份去珠海工作的邀请，“我本来打算只在中国呆几个月，没想到呆了十几年。”
村庄里的外国人
在中国的十多年中，她曾供事于教育研究机构，写过一本语言幼教教材，还当过一段时间的电台主持，做过软件公司教育产品主管，开过一家商业咨询公司。她见证了澳门回归、中国加入WTO、非典、四川大地震和2008奥运。
在做英文教学研究的时候，她每个月都要去广东的一些幼儿园去做指导，察看课程进展。有一次，其中的一所靠近一个种植香蕉的偏僻村庄。她被邀请去村庄做客，惊异于那里香格里拉般的美景。主人客套地邀请她说：你觉得这怎么样？要是喜欢就搬来住吧。
“我没觉得对方是在客气，我很高兴地说‘好啊’。”一个月后，戴梦真的放下研究搬到了这里，住进了一间小屋。这消息迅速传遍了全村，村民们――甚至邻村的人们纷纷跑过来。只会说客家话的他们，站在铁栏杆外好奇地看着这个金发碧眼的“另类”，指指点点，“像看动物园的一只动物”。但不久，戴梦就跟他们打成了一片。
这是她与中国农民真正接触的开始。她在那里弄清了城市中国和乡土中国直到细微处的差别。随后她搬去了西安，在那里接触到了日后写作的主角――居住在城中村的大量中国农民工。与已经熟悉的田园牧歌相比，高技术区的喧攘让她晕眩。同样作为城市新移民，她对一切噪音、建筑、劳动、希望与绝望感同身受。
八个故事的小全景
她在1999年――“西部大开发”的前一年到的西安。从她的出租屋向外望去，仿佛一夜之间，新的建筑就突然从地平线上破土和疯长起来。一个小小的城中村――甘家寨涌进了3000多来自农村的新移民。这里杂乱的小径与下陷的混凝土楼房，跟包围它的高技术区形成了鲜明对比。在白天，新移民们大多数在熙攘的高技术区辛勤劳作，入夜之后，他们的生活在破败的甘家寨展开。
她对这个庞大群体抱有天然的好感。“他们盖楼，铺铁路，扫大街和擦皮鞋；做家政，理发，洗车，在街角摆摊；他们过劳，低酬，缺少劳动法的保护，屈居陋室之中。而他们并不能享受所创造出来的劳动成果，农村身份几乎使他们受良好教育和成功的机会趋近于零。”“流动人口”是他们暂居城市之外的象征。但这些仍然不能改变他们的善良本性。“在美国，很少看到这么友好这么淳朴的人们。”
看了太多西方人关于中国一厢情愿的文字后，她决定用第三人称，把这些身边的人真实地记录下来，勾画出一幅城中村农民工生活的小全景。
她关注到一个住在居民楼车棚里的菜贩家庭，他们一天工作十六个小时，赚取微薄利润供女儿在城里上学；一个粗枝大叶，却直觉敏锐的磨刀匠，对手上活有着不必要的严苛，痛苦感到自己的手艺在日新月异的城市中行将消逝；一群在美容院打工的女孩，常要上街发广告，焦虑于每月客户指标的完成，对未来无限憧憬，却无处安放她们的青春和希望；一位纠结的母亲，她抛下自己的孩子背井离乡，满腹辛酸地到城里为富人的孩子作保姆。
她还访问到一个吉普赛式的拾荒者，换了许多工作，只为等待一个真正满意的机会；一个变成外地人房东的本地农民，拿着到手的钱却陷入懒散和赌瘾；一个开店的四口之家，十多年来赚了不少钱，在老家盖了很大的房子，却一直住在店里拒绝回去，与真正的城市生活保持隔膜；最后是一名幼时辍学的小老板，发迹后他梦想做个慈善家，却被周围人认为脑子有病，对当代中国的极端物质主义大失所望。
每个人都会说到这个词
“我开始并不知道书该起什么名字，但在采访了很多人以后，发现他们一直在谈话中反复说一个词――每一章、每个人都会说到这个词。”“在英语中没有准确的词来对应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在汉语中，他们称之为‘吃苦’。”于是这本书的名字后来就叫《吃苦：来自中国大城市移民前线的故事》。
菜贩李东华每天凌晨三点开着三轮摩托去批发蔬菜。戴梦注意到：他的妻子坐在车后斗，头埋在膝盖里，以躲避萧瑟的晨风。一斤菜两毛钱的微薄利润――时常还要为此激烈地争吵――支撑着这个住在车棚里的家庭。他们三十多岁，双手却像六十多岁一样：指头生茧，脱皮，沾满了洗不掉的油污。
命运把他们从乡村推向了城市。在他们新婚的第一年，女儿出生前的一个月，李东华还在做建筑工时，正在建的楼塌了。他大难不死，却在两年时间内做了多次手术。为了治伤和还债，妻子于是揣着两千块钱来城里谋求生计，把女儿和丈夫留给婆婆照顾。她看到有个村里人卖菜为生，便也花了八百块钱买了辆三轮，第二天就做起了买卖。一年后，康复了的丈夫也来到了西安。
尽管回家的冲动时常盘旋脑际，头顶上是蛛网四结的天花板，没有暖气和自来水，尽管女儿只能把床当成书桌做作业，他们也要咬着牙供着她在城里上学，并认为这是改变家庭命运的唯一方式。
“吃苦”已经成为他们的惯性，是性格的一部分。以至于呈现出某种饱经沧桑的豁达与乐观。例如自有一套主张的磨刀匠王全喜，并不觉得两块钱磨回刀、大半天等不到一桩的生意多么惨淡。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在砖厂烧过砖，吃过更苦的苦：当初要结婚却没有新房，他手里的钱只够买一间屋的砖。但缺煤的砖厂同意他可以拉煤来换，给他两倍的砖。于是他靠着自己的一膀子力气，把独轮车推到了煤矿，装满几百公斤煤来回运了三趟，从厂里换了三千块劣质砖头。又用了两个星期，自己盖起了三间新房。这一切多少都有点不可思议。
也有一些人时来运转，不必再像从前那样吃苦。例如那个拿了卖地款，同时收着房租的本地农民。流动人口这么多，他不愁租户，也不用再做体力活，于是每天只靠打麻将浪费生命。戴梦最喜欢的是那个因开店发财的小老板的故事――他很自律，没有染上懒病和赌瘾，反倒想要把重心移到做慈善上来。而在周遭的一片反对声中，他发觉自己比穷时更加孤单和不如意。
大陆上的“五月花”号
作为一个外国人，戴梦与农民工们的交流并不如想象中那么难。也许我们大多数人都很难停下来观察他们的生活。我们觉得他们穷、笨、脏和危险，甚至在地铁和公交上都要远远地避开他们。而戴梦却就在他们身边，看着他们超负荷忙碌，看着他们走街串巷，感怀唏嘘他们的身世悲凉。
那些美容院的打工女孩很快跟她熟起来，她天天去观察她们的工作，参加她们的表彰会和训话会。略有困难的是最后对磨刀匠的采访。那是一个夏天，她已怀孕七个多月，马上要回美国。
起初她约了一些人见面，但无一例外地被放了鸽子。后来她找到了王全喜。王全喜看到一个挺着大肚子的外国孕妇来到面前，吃了一惊，说什么也不同意。“他说我怀孕了，天气这么热，还跟着他东奔西走太累了。”但戴梦最后还是说服了他。
这个骑着带扩音喇叭的自行车，散漫穿行于楼宅间的老人，断断续续讲述了他坎坷的一生。也许对于一个少见的外国人，他更容易卸下防备，袒露心扉。“有时他在饭馆磨刀，饭馆的人都会出来看，有一次他们问我，‘你是不是他的妻子？’，他们想象不到为什么会有一个外国人和他在一起。”
在完成调查的几个月后，她生下了女儿。在手稿的写作过程中，她的小儿子来到了世上。
如今，当年的城中村甘家寨已经被拆除，她聊过的菜贩、服务员、售货员与保安们都搬走了。戴梦意识到，城市建设起来了，那些出力的人却不能再享受这一切。他们渴望融入，但城乡二元结构、户籍制度、现行的诸多规章制度驱赶他们再次移往别处。“经济接受，社会排斥”。他们既不属于城市，又很少愿回到农村。这些夹在城乡之间的“边缘人”的窘境和不幸，浮现着时代的悲哀。
在上世纪的抗日战争时，美国的史迪威将军曾经在中国惊讶地看到铁路上一个千足怪物在爬行――那是中国人用人力推动开不动的火车。在长江沿岸，他还目瞪口呆地看到中国劳工靠肩挑手扛，把庞大的工厂设备迁往内地，汇成一股不可抗拒的洪流。像多年前一样，每年有两亿农民工――相当于美国人口，背井离乡，追求他们卑微的梦想。他们的隐忍与勇气创造了更多的奇迹。
“他们是冒险家，就像当年乘船到大西洋对岸寻找更美好生活的欧洲移民。如果不是这样，他们一开始就不会离开家乡。”戴梦在书中写道，“他们是中国奇迹背后那些未被歌颂过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