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1年，华生、张维迎等学者以价格双轨制理论获第四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本届论坛中，学者们就当前经济发展与改革中的热点与重点问题进行了演讲。作为论坛的学术媒体支持单位，《当代财经》将部分学者的发言稿作为特稿刊发，与广大读者共享此次盛会的成果。
如何缩小城乡制度差距
按照经济学理论，资本基本分为三种。第一种是物质资本，如厂房设备、生产资料等，这是传统的。第二种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出现的人力资本。人力资本就是体现在人身上的文化、教育、技术和智慧等。这一观点出来以后，大家都认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共同创造了财富，且人力资本比物质资本更重要。20世纪70年代又出现了第三种资本，那就是社会资本。这和有些报纸上所说的社会资本不是一个概念。报纸上，民间资本被称之为社会资本；经济学理论中的社会资本是无形资本，主要是指人际关系。比如说，广东经济为什么在改革开放后发展得这么快?因为广东有雄厚的社会资本，如海外华侨、华人及港澳同胞都是社会资本；浙江经济为什么发展得这么快?因为浙江有雄厚的社会资本，如家庭关系、家族关系、同乡关系非常厉害，浙江人走到哪里都有这些关系。于是，形成了三种资本结合共同创造财富的现象。
城乡收入差距的形成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城乡一比，三种资本都是城市占优势，农村占劣势。拿物质资本来说，城里的土地是国有的，祖传的房子有产权、有房产证；买商品房，土地是国有的，房子有产权、有房产证，可以用作抵押、转让。如果投资的话，一抵押钱就到手了。可是农村土地是集体所有制，农民的土地上，祖传的房子是没有产权、没有房产证的；农民在宅基地上盖房子，盖得再高也没有产权证，不能抵押，农民只能够空手进城，不能带资进城。再拿人力资本来说，农村是最弱的。农村的学校条件差、教师待遇差、教学设备差，农民的孩子学不到什么东西。相对来说，城里的教育资源配置较好，所以农民的人力资本就差一些。再拿社会资本来说，城里人多多少少认识一些关系和朋友；但在农村，特别是山区的农民找谁啊?谁也没有社会资本可以利用。
第二，二元劳工市场的形成。这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兴起的研究。劳工市场分两个等级，即上等劳工市场和次等劳工市场。上等劳工市场中的职业被称之为好职业，次等劳工市场中的职业被称之为坏职业。区别在哪里?四个区别：一是工资的高低；二是福利的多少；三是提升的机会；四是能否继续学到本领。所以，在二元劳工市场条件下，社会阶层固定化或凝固化，形成了职业的世袭制，即父亲干什么，儿子干什么，没有另外的路子。在这种情况下，收入差别怎么会不扩大呢?
第三。二次分配的不公平。按照经济学理论，初次分配是市场调节下的分配，初次分配肯定是有差别的，二次分配可以弥补一次分配的不足。然而在我国的现实情况下，二次分配却扩大了差别。例如，城乡社会保障以前大不一样，现在才开始好转。
第四，能人外迁，弱者沉淀。在农村，凡是有本事的、有点手艺的人就到城里去了，或自己创业，或谋求好的职业，因此，留下来的多是弱者。这样，收入差距怎么会不扩大呢?
怎么办?下一步改革必须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
第一，必须给农民以产权。农民没有产权是没有道理的，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好。
第二，教育资源配置一定要均衡。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公平，就会引起就业的不公平；就业的不公平，带来了收入的不公平；收入的不公平，影响了生活的不公平，从而导致下一代又不公平。所以，教育资源配置一定要均衡，尽可能走向公平。
第三，一定要加快城乡社会保障的一体化。城乡社会保障不一体化，就会造成二次分配弥补不了一次分配的缺陷，反而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农民没有社会资本，这个问题怎样解决呢?社会资本是靠闯出来的，温州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改革开放之前，温州农民跟大家一样穷，温州没有资本，农民企业家没有资本，都是靠闯，靠在市场上拼搏、闯荡，最后社会资本就积累起来了。
第四，让经营农业的人能赚钱。农民进城，将来农业谁来搞?应该把土地转让给别人来搞，该社会承担救济任务的就让社会承担救济任务。种地的散户始终是有的，但是散户只是一部分。将来经营农业的人和经营方式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是土地向耕种能手集中。可以采用转包的形式、租赁的形式。二是农业专业合作社。这是一个方向。三是农业企业，用高科技种田。农业企业有资本投入，也有高技术。这样，城乡收入差别就可以缩小，农业也能增产。这可能是一条新路子。
责任编校：魏琳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配置资源的改革方向 高尚全
我想讲三点：
1.从国内外历史、经验教训看，行政配置资源是没有出路的，市场配置资源是唯一正确的选择。我过去在冶金部工作过，曾亲身经历过一个实例。原来沈阳有一个变压器厂，需要大量的铜，从云南等地调到沈阳，但旁边一墙之隔的沈阳冶炼厂却是生产铜的。过去是计划经济体制，这样就造成很大的浪费，这个例子就是很好的证明。
再以南斯拉夫为例。南斯拉夫过去皮鞋有一个名牌，但是搞了计划经济就没有名牌了，计划部门按照每人两双皮鞋做计划，南斯拉夫有1600万人，共需生产3200万双皮鞋。按计划分下去，执行的结果是，大家需要的没有生产，生产出来的东西大量积压，通过行政配置资源造成了资源极大的浪费。所以，历史事实充分说明，不搞市场经济是不行的。中国今天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变化，与通过市场配置资源有重大的关系。
2.对中国模式的看法。我认为强调中国模式会影响改革的深化，应该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现在对中国模式炒得很厉害，国内外大体上有三种意见：一是有中国模式，二是没有中国模式，三是中国模式正在形成。有人说有中国模式，因为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以后，我们采取行政性的措施，使得我们摆脱了经济困扰，2009年经济增长达到了9.2％，中国出现了奇迹，为什么会出现奇迹呢?因为有中国模式。我不是反对大家讨论中国模式，而是反对把中国模式固定化，固定化成政府行政主导加上市场条件，说这是中国模式的核心，我是不赞成的。
所谓模式是固定下来的，是不变的，但经济在发展，改革在深化，不可能是固定下来的，所以固定下来不利于改革的深化，不利于市场配置资源。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以后，政府为了应对金融危机采取了一些必要的措施。但是，第一，采取行政的措施并不是否定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因为我们现在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困难是很多的，任务很重，远远没有完成，把它固定下来，不要改革是不行的。第二，政府不能操纵市场，不能代替市场。第三，经济运行正常以后，政府要做出淡化的安排，而不是固化行政措施。所以，强调中国模式我是不赞成的，因为中国道路还没有走完，正在走，不能将中国模式固化下来。
3.怎样正确理解宏观调控。我们一说宏观调控就认为是采取行政措施，计划经济的办法就出来了。我对中央有一个建议，就是要正确理解宏观调控。党的十四大和十四届三中全会是这样界定宏观调控的，即市场经济就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下，使市场配置资源起到基础性的作用。我认为这个表述不 太科学，原因有三点：一是把国家宏观调控作为一个前提，本来宏观调控是市场经济的重要内容，现在变成一个前提，什么东西都要国家调控，发挥市场经济作用都要国家调控，我是不赞同的。二是配置资源的主体到底是政府还是市场?我认为还是市场，不是政府。三是在宏观调控作用下发挥政府作用，政府的作用是建立在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上的，而不是在政府的调控下再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另外，谁来代表国家?国务院当然代表国家，地方政府也说代表国家，大家都代表国家，这么调控就会乱。宏观调控的本质是要求用经济的办法，即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加上必要的行政手段。但到下面往往就变形了，变成主要运用行政手段。基于这几点意见，十六届三中全会正式的表达是。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但是我们往往在讨论问题的时候，仍用过去十四大、十四届三中全会的表述，十六届三中全会是一种新的表述，新的表述是与时俱进的。
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化的改革方向，经济生活当中存在许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这些问题应怎样解决呢?要靠深化改革解决，因此要用巨大的决心和勇气推进改革，现在最大的决心和勇气没有落到实处。
另外，中央提出来，要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我是完全赞成的。刚才有人说了，部门设计改革是不行的，因为部门有部门的利益，改革要取消部门的利益，而部门首先通过立法强化他的利益，那怎么行呢?那么，顶层设计应由谁来做呢?我建议中央要成立高层次的协调机构，由国务院总理做组长，其他组织部门的领导当副组长。这样的组织机构我曾经建议过，没有部门利益的部门，像过去的体改委就没有部门利益。有部门利益搞改革的话，改革是不可能搞成功的，应由没有部门利益的部门来做设计。所以，我们现在碰到的种种问题，还是要靠改革来解决。
责任编校：蒋尧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在于制度安排和环境营造 辜胜阻
今天，我要演讲的题目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在于制度安排和环境营营造》。为什么要讲这样一个题目呢?因为昨天我刚从宁波回来，宁波现在准备用5000万元培养1400名乔布斯式的领军人物。所以，这一下子又引起了网民轰动。有人问，中国有没有乔布斯产生的土壤?有人说，如果乔布斯在中国，那么八成搞房地产去了。几年前我去中关村调研，中关村有一位非常资深的民营高科技企业的老板跟我讲，这一辈子他最后悔的事情就是没做房地产，搞高科技企业非常辛苦，而且不赚钱。我们也看到相当大比例的民营企业都在做房地产。还有人说，乔布斯如果在中国，可能连工作都找不到，因为他没有本科文凭。这就给我们一个启示：现在我们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要把蛋糕做大，但原有的通道和路径是不可能把蛋糕做大的，必须依靠创新。创新的关键是要有乔布斯这样的人物。因为，乔布斯被称为商业奇才、创新骄子，同时也是艺术天才，他改变了音乐、通信的消费模式，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他富可敌国，有全球市值最大的企业。怎么样才会有乔布斯呢?我认为要改良“土壤”。我们要有创新的文化，要营造环境，最后要创新制度。
前几年讲中等收入陷阱，有专家就说，中等收入陷阱是什么含义呢?哪一种类型的国家没有中等收入陷阱呢?给我们的一个启示是，贫困的国家、低收入的国家有贫困的收入陷阱，高收入的国家有高福利的陷阱，欧债危机、美债危机都是高福利造成的。有人说，中国是救欧洲还是救温州呢?救欧洲，欧洲怎么救呢?所有的政客上台首先要么加福利，要么减税。无论是加福利还是减税，首先得改变政治制度，这是很重要的。中等收入陷阱是因为发展没有动力、经济减速以及贫富鸿沟加深所造成的现象。
2010年世界银行行长佐立克来到中国，说中国面临最大的问题是中等收入陷阱。亚洲开发银行行长到中国来，也讲中国最大的挑战是怎么摆脱中等收入陷阱。林毅夫先生也认为，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应从三个方面人手：一是要推动产业升级；二是做好分配；三是处理好资源与环境的关系。北京大学副校长刘伟也认为，导致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是创新不足。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因为比较优势下降了，社会原因是贫富差距，政治原因是改革不能深化。郑秉文还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十大表现。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福利陷阱和城市化陷阱。所有人都城市化了，没有工业化支撑，很多人生活在贫民窟里，警察都不敢进入贫民窟。中国的人口陷阱表现为老龄化和未富先老。当前普遍化的民工荒问题，其最大的问题就是新生代的农民工问题。老一代农民工给钱就加班，而新生代农民工要享受生活，他们和老一代农民工不一样，从而造成民工荒的问题。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三个现象是腐败、既得利益集团阻碍改革和分配。怎么样才能摆脱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呢?温州的问题表面上是高利贷现象，是转型的阵痛，那么多的老板为了转型，结果陷入了盲目多元化的陷阱，受到人力资源的限制，产业层次很低。理想和现实落差很大，“十二五”规划最精彩的部分是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想法很好，但现实落差很大。2011年上半年的居民收入增长7％，而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长31％。现在我们GDP总量已经超过日本，但是平均数只有日本的1／10。再说，平均数也不能反映什么问题，人均GDP为4000美元，也不能反映真实水平。网上有一个段子叫《平均数背后怎么看?》，老张是一千万，九个邻居穷光蛋，平均起来算一算，个个都是张百万。人均4000美元背后有大量的贫富差距，接近0.5的警戒线，传统的方式肯定难以继续，通道走不下去。传统的方式是低成本、低技术价格、低利润、低端市场，代价是高能耗、高污染等。强大的制造，低端的设计，虚弱的品牌，巨大的排放，微薄的利润，富士康生产Ipad平均利润只有2％，售价500美元，得到11美元，所以，有那么多的人跳楼。中国的劳动生产率是美国的1／12，是日本的1／11，创新对经济的贡献只有40％，发达国家达到70％。创新很重要，有人讲中国现在中等收入陷阱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即创新不足、成本上升、需求疲软，但创新是最重要的因素。
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呢?中国要出乔布斯，最重要的是创造环境。十六大报告中有一句非常精彩的话，但是，现在看起来与现实相差太远。所以，要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进发，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现在我们做得还很不够，还没有这样的环境，乔布斯成长的“土壤”是不存在的。
在制度和技术的问题上，中国不缺创新的要素，技术。人才、资金都是不缺的。但是，我们缺少的是如何把要素集成起来，进行制度创新。在文化和企业的问题上，应该说，文化是一个社会创新的基因，我们不缺少科技型的企业，但是，我们需要与创新相匹配的科技文化、人文文化和创业文化。美国硅谷的创业文化的最基本精神是宽容失败，鼓励冒险。但是，我们的文化是以成败论英雄。所以，这种文化的冲突很难让创新人才获得这样冒险的机遇。
创新应该是国家意志，有人说转变发展方式已经讲了几十年，但是很难创新。创新的问题几十年前就认识到了，然而，现在的现实与国家的意志还是不一样。目前，最需要把国家的意志转变为企业 的行为。我对大量的科技企业进行调研，发现科技型企业之所以不创新，主要有四个原因：一是动力不足，不想创新。二是风险太大，不敢创新。创新是九死一生的冒险过程，风险非常大。三是能力有限，不会创新。四是融资太难，不能创新。所以，要把国家意志变为企业的行为，政府应该解决这四个方面的问题。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迈进，我们靠的是人口红利。有人说改革开放30年，第一个十年靠人口红利；第二个十年靠国有企业改革，即靠改革红利；第三个十年靠对外开放，即加入WTO十年靠开放的红利，主要的因素还是人口红利。下一步要向高收入国家迈进，必须靠制度红利。在第一次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转型的过程中，我调查了几百家企业，有9种因素叠加，企业的成本很高，十年前加入WTO靠廉价劳动力，十年后我们发现中国不再便宜了。在这种环境下，我们必须走创新之路。
温州表面上看起来是高利贷化，民间资本热钱化。大量的民间资本存在，大家都想赚快钱，房价高企。温州有两个“癌症”：高利贷和高房价。“温州现象”背后是实体经济的“空心化”。奥巴马请了一批专家分析美国为什么爆发金融危机，结论是美国实体经济“空心化”了，制造业“空心化”了。我们也要防止制造业的“空心化”，温州就折射出实体经济的“空心化”现象。中小企业老板跑路，大老板移民。据估计，27％的企业老板移民，47％考虑移民，即74％的企业老板正在考虑移民和正在准备移民。所以，我觉得要从三个方面解决这个问题：一是必须依靠改革，破除改革碎片化，防止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能局限于救火性质的短期改革。二是破除改革应急化，不能停留在部门层的小修小补。否则，老问题久改不革，新问题层出不穷。三是设计改革和推进改革的局面要改变。我们不能让地主老财设计土改，地主老财设计土改，土改没办法进行，应防止部门利益对改革的束缚。今后，最重要的改革是以下三项改革：一是垄断行业的改革。这需要拓宽投资渠道和融资渠道。现在不仅是融资渠道的问题，大量的民间资本彷徨纠结，有钱没地方去投资。二是财税和分配机制的改革。三是进行金融体制的改革。只有三项改革实现了制度统一，才能使中国从中等收入国家成功迈向高收入国家。
责任编校：周全林关于统计体制改革的几个问题 马建堂
大家非常关心统计数据，但是对统计的体制未必那么了解，对于推动统计体制改革未必那么热心和关心，下面我就对统计改革作一个简单的阐述。我认为有两个方面非常重要：
第一个方面，是统计生产方式的调整。说得准确一点，就是统计数据的采集、传输、汇总方式的调整。中国的统计从调查对象上来看，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是老百姓，我们叫做人户调查；一类是企业，我们叫它单位调查。中国统计工作已进行了将近60年，60年来基本的生产方式是以企业为对象的数据统计的生产方式，各个企业的数据层层汇总，再上报县、市、省、国家。这样的体制有其历史的必然，因为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不发达，所以这种数据的生产方式存在着局限性，一是效率，二是在这种数据生产方式下会出现一些质量的“瑕疵”。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借助于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大力推动“四大工程”，让国家统计局直接掌控最原始、最基础的数据，所有企业的数据通过互联网直接报到国家统计局，各级统计机构在线共享这些数据。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现在做四件事。一是规范统一、真实可信、及时更新、信息准确的企业名录。要统计必须要有企业名录库，先进库后有数，确保填报数据的企业一定是真实存在的企业，这是统计的基础。二是把各个专业的统计表格整合在一起，指标相近的也整合在一起，同时发布给企业，避免企业重复填、重复报。三是统一数据采集和处理软件的信息平台，在此平台上，我们可以掌握任何数据修改的情况。四是联网直报。把这四件事归纳在一起，即统一的名录库按照一套表格的要求，在统一的信息平台上直接给国家统计局报数据。这就是所谓的“四大工程”，统计数据生产方式的重大调整，2012年就要正式实施了。
统计改革的另外一方面，是统计体制的改革。不管“黑猫白猫”，能让中国统计数据真实的“猫”就是好猫，这个“猫”就是体制。国际上对于统计机构数据的真实性有一个基本的要求，即尽可能中立，尽可能少受过多行政上的约束。建立这样的体制，在政府横向层面上，要管理好统计部门，要执行统计标准，如城乡分类要按严格的城乡分类的口径；统计项目的制定要有科学依据，减轻企业统计负担。所以，如何在横向层面上建立一个体制，使得中国各个部门的统计更加规范，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统计项目，需要管理部门很好地设计，从上到下，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的规定，统一领导、分级负责，使中国的统计数据更加真实、更加可信。
责任编校：一诺中国基层的医药体制改革 孙志刚
2009年4月份，党中央国务院颁布了《进一步深化医药体制改革的意见》，紧接着国务院颁布了近期深化医改实施方案，标志着新一轮医改开始了。新一轮的医改有一个核心的理念，即把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体人民提出；有一个基本的原则：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有一个推进的策略，就是统筹安排、突出重点、循序推进。新一轮医改进行两年多来，取得了很大的成效，特别是基层的医改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成效。中国基层医改改的是什么呢?取得了哪些成效?下面我对这个问题做一下介绍。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指的是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过去的体制、机制的核心问题是“以药养医”的机制在起作用。由于政府投入不足，基层医疗机构主要靠卖药维持生存，药品的加成五花八门，国家虽然对县以上的医院有加成15％的规定，但是在乡镇卫生院加成大部分在60％-80％，甚至100％、200％。“以药养医”的机制，使基层医疗机构偏离了公益性的方向，加重了老百姓看病负担，损害了老百姓的身心健康，“腐蚀”了广大的医生队伍，恶化了医患关系，阻碍了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进而损害了政府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怎么样改呢?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是用什么样的新机制代替“以药养医”的旧机制，二是用什么样的办法建立起一个新的机制，实现新旧机制转化，在实践当中我们找到了答案。
我们要建立一个维护公益性、调动积极性、保障可持续的充满活力的新机制，这个机制和计划经济时期不同，和改革开放30年来已经运行的机制也是不同的，用什么样的办法建立这个机制呢?就是要通过推进综合改革来建立起新的机制。我们现在的医改基层综合改革主要有这样五项：
一是进行管理体制改革，建立起体现公益性的管理体制。首先对乡镇卫生院这一级进行定性定位。乡镇卫生院是公益性的事业单位，这是它的性质，它承担着基层基本医疗服务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职能。其次对乡镇卫生院定编、定岗，不定人，根据服务的面积和服务的人数定编制，根据工作要求定岗位，但是不定具体的人。人是流动的，编制是固定的，竞争上岗，上岗了就是编制内的，下岗了就是编制外的，编制不跟着人走，这也是编制管理体制改革和编制管理办法的重大创新。建立乡 镇卫生院的经费由政府负担，运行的经费由政府给予补助。
二是推进人事制度改革，建立起竞争性的用人机制。所有人员通过核定资格之后。竞争上岗，全员竞用，合同管理，真正实现能上能下、能进能出。
三是推进分配制度改革，建立起激励性的分配制度。实行绩效考核和绩效工资，对卫生院和卫生医务人员进行严格的绩效考核，考核服务的数量、质量和老百姓满意程度，老百姓参与打分。考核后，通过绩效工资体现工作效果。绩效工资拉开分配差距，增加奖励性工资的比重，不能干好干坏一个样，要拉开差距。
四是药品制度的改革。国家制定基本药物目录，所有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配备基本药物，基本药物以省一级为单位进行统一招标采购，配送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行零差利销售，不准加一分钱。在招标采购当中采取了一系列的革新、创新，采取国外通行的办法，包括生产企业招标、招采合一、量价挂钩、政府支付、全程监控等。一系列创新的办法，使药品价格相比国家的指导价大幅度降低，一般省份都降了50％左右。
五是进行保障制度改革，建立长效性保障机制。政府举办的医疗机构，正常运行费用按照核定任务、核定收支绩效考核补助的办法给予补助。有的地方也实行了收支两条线的办法。
我们将这五项改革称为基层综合改革，通过这五项改革建立起维护公益性、调动积极性、保障可持续的新机制。通过这个新机制的建立，使政府办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回归公益性质，而不是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使医生回归到看病治病的角色，而不是推销药品的商人；使药品真正回归到治病的功能，而不是赚钱的工具。
与此同时，我们还进行了一系列配套改革：大力推进了全民医保，扩大覆盖面，提高政府的补助标准，提高报销比例。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医保报销比例原来只有40％，现在提高到50％、60％，2011年达到70％，政府的投入也不断地增加。增加了对基层医疗机构建设的投资，改善基层医疗机构就医环境和条件，增强服务能力。开展了公众卫生服务均等化的建设。通过这一系列的配套改革，基层医改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从2011年7月份开始，全国所有省的基层医疗机构的基本药物销售统统实现零差率；2011年年底，所有省都可以基本完成综合改革的任务，成效十分明显。第一，老百姓得到了明显的实惠。一方面报销比例大幅度提高，另一方面药费大幅度降低，平均下降30％，“一升一降”让老百姓得到了实惠。第二，医务人员队伍结构明显优化。第三，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和就医环境明显改善，服务能力明显提高。第四，医疗卫生机构的运行效率明显提高，同时医患关系也得到了比较好的改善，推动了药品生产流通领域的改革启动。
当然也有一些不完善的地方，比如说人才问题、债务问题等，2011年下半年采取了一系列的办法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建设。
另外，还有三个方面的成效：第一，基层的改革为公立医院改革积累了经验，乡镇卫生院是最基层的公立医院，它的改革成功，为县以上的公立医院改革积累了宝贵的经验。第二，我们造就了一批熟悉医改，有志于推进医改的干部队伍。第三，使全国人民看到了希望，凡是到基层就医的老百姓，都亲身感受到了医改的成果，从而进一步增强了在中国一定能够取得医改成功的信心。由于基层医改的成功，让我们找到了破解医改世界难题中国式的解决办法，我们充满了信心。
责任编校：一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