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是很难谈的，一细究起来，就要进入窘境。用理论为之，弄不好漏掉了其内觉的丰富性；但就感性讲感性，似乎也要坠入同语反复的境地。 废名有一本书叫《谈新诗》，新民印刷书局1944年版。林辰先生藏有一部，保存良好，现在被鲁迅博物馆收藏了。此书的可读性强，是废名的有趣的著述之一。他讲的新诗都是五四初期的作品，艺术上没有什么特别处。那些诗作，我几乎都没有什么兴趣，可废名的文章却味道非凡，比其所言的诗句不知好多少呢。无趣的东西，被阐释得那么有趣，除了废名这样的人，别人难以做到。
我不相信废名对初期白话诗是喜欢的。理解多于钟情才是真的。
胡适的白话诗多么苍白呀，可废名却读到了好处。竭力为其辩护，且言之凿凿。黄侃大骂胡适的《两个蝴蝶》，以为毫无寓意。废名则辩之曰“《蝴蝶》所含的情感，便不是旧诗有的。”为什么呢?他说，旧诗是情生文，文生情，而新诗是灵魂的气息。旧诗讲梦幻，新诗重抒情。胡适、周作人、刘半农等人的白话诗是现代人说现代人的情感，思想是自由的，没有被旧套所罩。
我读到这里，觉出了作者的可爱，好似诗人的辩护者，思路别于常人，又讲出别人没有的意思。废名的文笔隐曲，涩与雅，深与平，很奇妙地结合着。但他偏礼赞和自己相反的东西，这倒给了我一个不小的刺激。于是想，作者的枯涩而妙意之笔。乃从平淡者的远意而来，其嫁接的方式，异乎常理，盘旋于绝壁之间。那恰是远意的表达，此外如何解释呢?
新诗出现不久后，言之者均不得其法，和以往的诗话类的思路统统不通，难解其语。今人谈诗多是受到洋人的影响。哲学的思辨隐含其间。废名的读诗，用的是自家门法。洋人的东西渐被传统的性灵之气所融，概念和思路完全是中国式的。比如他讲鲁迅的《他》，说“这首诗里的情思，如果用旧诗来写，一定不能写得这样深刻，而且新诗反而有古风的苍凉了。”废名承认鲁迅的诗是新诗里的六朝风骨，真真是会心之言。而言及周作人的《小河》，则看到精神的通达和哲理的自由运动。所以他说：“新文学的质地起初是由外国文学开发的。后来又转为文艺复兴，即由个性的发展而自觉到传统的自由”。如此说来，要描绘新诗的形态，要有不东不西的神采，亦多新旧间的对流。废名讲解诗歌的妙处，就是印证着精神的谱系，从意识来源与直觉的流动里打捞本色。顿悟与得道之乐，溢于其中，真是妙乎独步之旅，觉于明暗之间，洋洋乎智人之言。
废名之后，几乎没有人这样谈诗，其怪异的笔触被抒情者的直白代替了。艾青、胡风等人写诗评，欧化的影子重，妙语并非都受到古文的暗示，仿佛是译文似的。至于学院派的批评，竟把教条的东西放进去，连感悟的因素也不要了。废名之后，木心的谈诗文章很好，真是妙趣多多。东方的灵动和洋人式的机智都有一些，遂造成一种气势，被人暗自称道。
解析诗歌自然有不同的道路。但最让人无法忍受的是将有趣的文本完全无趣化。那是有问题的。废名的讲稿是诗与哲思式的，就让读者眼亮，似乎是秋水般明澈，爽人耳目。天才的作家，善解世间的谜语。一些看似平常的东西竟能被楚楚之气所袭，心没有被迷雾所染。博尔赫斯议论但丁的《神曲》，先不说那是诗，而讲那是画。用谈画的口气言诗，就比一般的就诗言诗的人高明。五四时期搞诗评的人，大多没有新意，乃是直白地说下去，智慧的东西是殊少的。胡适的谈诗的文章道理没有问题，看法乃一家之言。可是也是把精妙的存在平庸化了。废名在那个时代，真是超俗之人，面对文学，找到了自己的述说方式，以玄学的笔触，述古往今来之事，在平淡里远离了平淡，诗话的表达，真是独立文坛，至今依然难见随者。
诗不好写，诗评亦难。读诗不都是见解的问题，而关乎悟性和情趣的表达。我读了许多新诗集。也看过不少的诗论类的作品，失望的时候多，不知是作者的问题，还是我的见解问题。这样的时候，便想起废名来，觉得类似废名那样的高人的缺失，似是当今诗坛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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