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通过实证调查资料对重庆和珠三角地区影响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的因素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社会排斥在两地都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人力资本中的教育程度、语言能力和打工地生活时间对农民工的城市社会适应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由此，降低农民工的社会剥夺感，增强其对城市的心理认同；构建以社区和家庭为主的社会支持网络；促使农民工社会角色的转变；大力发展县域经济，促使农民工就地“市民化”，就成了促使农民工提高城市社会适应水平的首要策略。
关键词：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人力资本；社会网络；社会排斥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2)02-0145-06
一、问题的提出
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背景下，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大量的农民工已经流入城市，并且将有更大规模的农民转移到城市。流动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不仅是空间地理学意义上的位移，也是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社会心理等方面的转变过程。农民工社会角色的变化，必然要求他们继续社会化，以适应新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发展的变迁。但中国社会转型的特点和长期二元社会结构的影响，农民工的流动和社会适应问题呈现出复杂化的特性。由于农民工身份的“不确定性、模糊性、过渡性和二元性”，使得他们总体上处于边缘状态，而且这种边缘状态有不断加强的趋势，导致农民工的城市社会适应面临诸多障碍。
究竟是什么因素影响了农民工的城市社会适应状况，学术界的相关研究主要围绕三种理论取向展开：一是农民工的人力资本，二是社会网络，三是社会排斥。在人力资本取向上，一些研究者认为农民工的人力资本诸如教育程度、打工时间长短等因素影响他们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人际关系的城市化程度。在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取向上，刘林平指出农民工在城市的发展主要是充分地利用了社会资本；刘传江认为只有改善农民工社会资本匮乏和质量低下的状况，才能促使农民工更快适应城市社会；向鑫等指出，地缘、血缘、政府、社区、社团和单位等社会支持系统对农民工的城市社会适应有重要影响。在社会排斥取向上，研究者主要认为农民工处在城市社会的边缘地位，受到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保障等多维的社会排斥，严重影响了农民工适应城市社会的进程。
以上文献从不同角度讨论了影响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的因素，但并没有在统一的分析框架中进行对话，哪些影响因素更为重要依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此外，很多实证研究聚集于农民工的主要流人地如珠三角、长三角地区，针对西部地区的调查研究较少。在目前农民工大量回流和西部地区城市化加速推进的背景下，对西部地区和东部发达地区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的影响因素进行比较，发现其异同，就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考虑到重庆作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未来10年将有1000万农民进城成为市民，本文把重庆主城区作为西部城市的代表性样本，和东部沿海地区农民工最集中的珠三角地区进行比较研究，在分析影响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因素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二、研究假设和样本
(一)社会适应的界定和测量
农民工的城市社会适应可以从多个维度进行分析。如朱力从经济、社会和心理三个层面探讨农民工群体的城市适应；风笑天从经济适应、生活适应、心理适应和环境适应等四方面对三峡移民的社会适应进行了研究；张海波和童星则把社会适应分为经济适应、社会交往和心理认同三个方面。
参照以往的研究，笔者把社会适应界定为个人对社会生活诸方面的满意和习惯程度，包括职业适应、生活适应、人际关系适应和文化适应四个纬度，分别以下列指标进行测量：(1)职业适应：对工作环境、工作的劳动强度、工作中的规章制度、收人状况是否习惯(满意)；(2)生活适应：对居住条件、卫生环境、治安状况、闲暇生活、看病求医是否习惯(满意)；(3)人际关系适应：与当地居民的关系是否满意，与本地人交往多否；(4)文化适应：对当地的饮食、风俗习惯和气候是否习惯。问卷采用Likert 5点量表法，从“非常不习惯”到“非常习惯”记为1分到5分，得分越高说明社会适应性越强。在对上述14项指标进行因子分析时，KMO检验值为0.889，采用主成分法并进行方差最大化正交旋转，提取到4个因子，和我们的设定很吻合。由于Cronbach，Alpha系数等于0.876，表明问卷具有较高的信度。为了研究的方便，信度很高时可以对14项指标进行加总，产生一个新的变量即城市社会适应总体水平作为本研究的因变量，其取值在14－70之间。
(二)研究假设
我们主要从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社会网络和社会排斥等三个方面来建构影响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的分析模型。
1 人力资本假设。人力资本是体现在劳动者身上的一种资本类型，以劳动者的知识程度、技术水平、工作能力来表示，是这些方面价值的总和，包括年龄、教育程度、技能培训、语言能力、打工地生活时间的长短等要素。其中技能培训用是否拥有职业技能证书来测量，语言能力用是否会说当地话来测量。在我国多种方言并存的状况下，语言能力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我们假设：人力资本中的教育程度、技能培训、语言能力和打工地生活时间与城市社会适应呈正相关。
2 社会网络假设。从社会网络的角度研究农民工社会适应问题，主要从他们的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入手。本研究把农民工社会网络的运用分为四个层面：个体层面、家庭层面、组织层面和社区层面。个体层面主要用“第一次出门时是否一个人单独外出”来测量，因为单独外出的人更容易摆脱乡土网络的影响，扩展新生的社会网络，因而我们假设他们的城市社会适应水平应高于非单独外出的农民工。家庭层面用“是否和配偶一起打工”来测量，夫妻生活在一起可以提供一种很好的心理慰藉。组织层面主要考察农民工在组织内的社会交往状况。如果农民工能够和组织内不同人群(工友、主管、负责人等)经常交往，那么他们的城市适应性较强。我们假定组织内的交往是影响农民工城市适应的主要因素。即使农民工和当地人的交往较少，也就是城市融入性不强，但组织内的交往可以减少他们的孤独感和不安全感，从而增强其适应性。此外，城市的最大特征是异质性，如果他们和来自不同地区的组织成员经常交往，也可以增强他们的“现代性”，这是成为市民的基础。社区层面的交往主要考察农民工参与社区活动的状况，我们假定社区参与能显著地提高农民工的城市社会适应水平。
3 社会排斥假设。社会排斥是指一定的社会成员不能获取正当的经济、政治、公共服务等资源的过程或者状态。如果农民工各个方面受到社会排斥，不仅影响他们客观的生活状况，也会在心理上导致对城市的拒斥。因此可以假定：如果农民工在城市无论是制度上还是心理上都遭受到社会排斥，那么会降低他们的社会适应水平。我们用以下指标测量社会排斥：户籍对生活的影响，是否参加医疗保险，是否得到过政府的帮助，进城打工后社会地位是否提高以及社会剥夺感。问卷中社会剥夺感用6个问题来测量：是否觉得我不属于这里；我受到了老板的剥削；这个社会很不公平； 我的收入没有体现我的价值；城市人很排斥我们打工者；我在城里低人一等。然后根据被访者的回答赋值后加总为“社会剥夺感”。
(三)样本情况
本文所用的资料来源于笔者在2010年7月分别在重庆和珠三角地区组织的调查。调查对象满足以下三个条件：跨区(县)流动；大专学历及以下；农村户口的农民工。按照“差异最大化”原则，运用拦截方法在重庆主城区(沙坪坝、渝中、江北、巴南、南岸、北碚、渝北、九龙坡)和珠三角(广州、深圳、东莞、中山)各访问了450个农民工，回收有效问卷820份，其中重庆413份，珠三角407份，有效回收率为91.1％(表1)。
三、结果分析
调查结果显示，农民工的城市社会适应状况与其“边缘人”的身份相一致。虽然43.41％的被访者主观意愿上喜欢城市生活，但测量城市社会适应状况的14项指标都只有不到40％的人选择了非常习惯和比较习惯，表明社会适应水平不高。14项指标加总建构的城市社会适应总体水平变量，重庆的平均值为46.10，珠三角地区平均值为42.89，二者都呈正态分布，适合进行多元回归分析。为了分析什么因素导致农民工的城市社会适应存在差异，影响因素在重庆和珠三角地区有什么异同，我们以城市社会适应总体水平为因变量，在多元回归模型中逐步纳入人力资本、社会网络和社会排斥因素，并把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和收入作为控制变量。
在人力资本模型中，我们在控制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和收人后，以教育程度、是否拥有职业技能证书、是否会说当地话和打工地生活时间4个变量作为自变量。社会网络模型中，控制人力资本模型中的所有变量后，在自变量部分加人测量社会网络的4个变量：是否单独外出打工、是否和配偶一起打工、是否得到过组织内部的帮助、是否参与社区活动。社会排斥模型中，控制人力资本和社会网络模型中的所有变量，并把进城后社会地位是否上升、社会剥夺感、是否得到当地政府的帮助、没有城市户籍对生活的影响、是否参加医疗保险等指标作为自变量纳入模型(表2)。
表2中的六个模型分别给出了重庆和珠三角地区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的回归系数。
第一组模型(1a和2a)反映了人力资本的效应。我们可以发现，在重庆，教育程度、语言能力和打工地生活时间都对农民工的城市社会适应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在珠三角地区，只有语言能力和打工地生活时间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与我们预期不一致的是，是否拥有职业技能证书在两地都对因变量没有显著影响。
社会网络模型(1b和2b)表明，在控制人力资本的条件下，重庆市和配偶在一起打工、参与社区活动的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水平显著地提高，但珠三角地区社会网络和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并没有大的关系。四个变量都不显著。
模型1c和2c加入了社会排斥变量。可以发现，两个地区呈现相同的特点。在控制人力资本和社会网络的条件下，除是否参加医疗保险外，其他4个变量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进城后社会地位提高、得到过政府帮助、没有城市户口对生活没有造成麻烦的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水平更高，而社会剥夺感越强的农民工，社会适应水平显著下降。同时我们发现，纳入社会排斥指标后，珠三角地区教育程度和参与社区活动两个变量也对社会适应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与我们的预期相一致，在目前的制度环境下，社会排斥是影响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最重要的因素。不仅社会排斥的4个变量显著地影响农民工的城市社会适应水平，而且模型的解释力也得到了极大提高。重庆市的模型表明，在纳入社会排斥因素后，调整后的R2从0.09提高到0.29。珠三角地区调整后的R2也从0.11提高到0.32，对因变量总变异的解释力分别提高了2.2倍和1.94倍。
另外，我们也对6个模型变量问的多重共线性进行了检查。结果显示，有3个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在2－4.6之间，其他变量均在2以下。因此，回归模型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此外，所有模型的标准化残差呈正态分布，服从均值为0、等方差的线性回归模型假定。
四、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主要结论
通过对影响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的回归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 社会排斥是影响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最重要的因素。农民工进城务工后，无论是在沿海发达地区还是西部地区，都面临同样的制度环境和由此产生的心理剥夺感，进而在客观环境和主观意愿上都对他们造成障碍，降低了其城市社会适应水平。从两个完全模型(1c和2c)我们可以看到，两个地区社会排斥具有同样的效应。社会地位上升、得到政府帮助以及户籍对实际生活还没有造成麻烦等因素对社会适应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而社会剥夺感则和社会适应呈负相关。但是否参与医疗保险在两个地区都没有得到证实。
2 人力资本是影响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的基本因素。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会说当地话、打工地生活时间长的农民工，社会适应水平更高。但是否拥有职业技能证书在两个地区对因变量都没有显著影响。
3 社会网络对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有一定影响。两个地区的相同点是参与社区活动能显著提高农民工的城市社会适应水平。重庆地区家庭网络的支持显得很重要，那些和配偶一起打工的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更强，但在珠三角并没有发现这种现象。此外，个人是否单独外出、组织内部的帮助在两地都没有得到验证。
(二)对策建议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要让大量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市民化”，真正融入城市，找到自己的归属与认同，而其基础首先是要适应城市社会生活。通过对重庆和珠三角地区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状况影响因素的比较分析，本文就如何促使农民工提高城市社会适应水平提出如下的对策建议。
1 降低农民工的社会剥夺感，增强其对城市的心理认同。社会剥夺感主要源于不同群体间的相互比较，只有在农民工真正和城市居民享有同等的权利和待遇的前提下，农民工才会有对城市的认同和归属感，才会有社会适应能力的提高。在我们的调查中，农民工在城市感受到的不公平感、城市人的排斥等因素对城市社会适应有显著影响。因此，要提高农民工的城市社会适应性，一方面政府要切实保障他们的养老、住房、医疗、就业、教育等城市权益，让农民工平等享有公共服务资源，另一方面也需要引导城市居民从心理上接纳农民工，减少日常生活中的歧视，避免因对农民工的“污名化”造成的双方隔阂进一步加深。
2 构建以社区和家庭为主的社会支持网络。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组织应把农民工纳入社区活动的范围内。基层政府在加强对农民工登记管理的基础上，应开展大量的社区活动，建立完善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相互交往的平台。正如普特南指出的：群体内部个体问的互动，是产生社会资本的重要因素。人们参与社区活动不仅是推动公民之间合作的关键机制，并且提供了培养信任的土壤。重庆和珠三角的数据均表明，参与社区活动能有效提高农民工的城市社会适应水平，这可能是由于社区活动不仅有利于农民工了解当地文化，而且在和城市居民的交往中促进了相互间的了解和信任。此外，家庭网络是农民工的重要社会支持系统，政府和企业应该创造条件让进城农民工夫 妻生活在一起，从而为其提供情感上的支持和精神上的慰藉。
3 促使农民工社会角色的转变。农民工要真正成为城市居民，意味着其社会角色的转变，这一过程伴随着思想观念、生活方式与行为模式的重新学习。顺利完成这一转变，不仅有利于提升农民工的城市社会适应能力，也有助于被城市居民完全接纳。因此，政府应设立专门的农民工教育培训资金，在社区和企业建立公共文化设施，提供优惠的文化教育服务，对农民工进行相关的教育培训。教育程度对农民工的社会适应有显著影响，这不仅由于较高的教育程度可以帮助农民工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提高其职业适应水平，而且也有助于他们在新环境中的社会化，从而增强其学习社会规范、文化习俗和人际交往的能力，促使其顺利完成社会角色的转变。
4 大力发展县域经济，促使农民工就地“市民化”。城市化过程不仅包括大城市的发展，也应包括县域的发展。我们发现重庆农民工的总体社会适应水平高于珠三角，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重庆的农民工更多地来自西南地区，从而对语言的熟悉、社会风俗的习惯和人际交往方面面临的障碍更小。因而，给我们的启发是，考虑到我国各个地区文化的差异性，在目前产业结构升级转换的背景下，西部地区应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使农民工率先在当地完成“市民化”的过程。而目前对农民工的研究更多地关注东部发达地区的农民工，忽略了在西部城市和县镇务工的农民工。本研究通过对重庆和珠三角的比较，希望有更多的研究关注这一被忽略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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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刘荣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