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小说真的很简单，就是一个收税的人，讲一些收税的事。从故事内容到写作方式一点都不新鲜，一点也不复杂，更没有技巧可言。为什么要写这篇小说，原因也很简单，心里老惦着这些事，怕搁下了就搁下了，所以就写了。
二十多年前，我到一个山区税务所上班，在我师父后面跟了三个月的班，虽说只有三个月却让我把师父当成了我一生的师父。论做人，我师父算是失败的。到六十岁时死，也没自己的一块砖一块瓦，子女没一人解决工作，以至一些人说起某某做人失败，总感叹地说：“你怎么搞得像老周样的呢?”论做事，一生也没办过一件大事，整天骑着一辆破自行车夹着税票夹子走村串户，让那些挨过他整的个体户们见着就心烦，老远见着他来就“砰”地把门关上。就是这么一个没用的人，他每年收的税最少，挨的骂最多，开出的税票份数却是最多的。
有一段时间，脑子一有空，我就会想起师父。我师父喜欢把人分为两种，一种为好人。一种是坏人。区分好人与坏人的标准则因区分者站立的位置而不同，如果是警察，安分守法者均为好人，杀人越货、小偷小摸、打架滋事等破坏安定团结者当属坏人。站在收税人的角度来说，照章纳税者均是好人，偷税漏税和抗税者均为坏人。若从那些总想偷逃税款的个体工商业户和企业老板的角度来说，我师父当属坏人，而那些想方设法帮个体户或老板偷逃税款的税管员，也就是我师父说的败类却成了好人。
所以我师父说，每个人都是好人，每个人也都是坏人，好人坏人没法区分，也不必去区分，做人做事只要心中无愧就行。我师父说的当然是对国家无愧。以至在工作中，我师父的行为方式完全被他的思维方式左右着，在面对坏人的时候。他采取的手段总是趋于强硬。写这篇小说时，师父的影子一直在我眼前晃悠，要是不写，我怕他会阴魂不散地缠着我。
几年前，我曾写过一篇报道，宣传的是一个女税务干部的先进事迹，其中有这么一个故事：一次，女税官去一家欠税单位收欠税，正赶上这家企业的老板在工地上与工人喝酒，见女税官来，老板指着桌上酒瓶里的半斤白酒说，你把这酒喝了，十万元欠税我今天一笔付清。女税官二话没说，一口气将瓶中酒喝干了。酒干了，欠税收回来了，女税官却在医院里打了三天吊瓶。后来有读者在媒体上以标题为“你能喝几两白酒?”针对此事进行讨论。他们用了几个假如：假如那天老板没有喝酒?假如老板给你一斤酒?假如你一滴酒都不能喝?假如那天你坚持不喝
我想，如果我们的法制健全了，我们公民的素质提高了，也许就没有这些假如。这或许是我写这篇小说的另一个原因。
最后，要感谢《星火》杂志给了我讲这个故事的机会，真的非常感谢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