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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转型期知识分子的生存状况和精神追求 知识分子与社会转型

时间:2019-01-30 来源:东星资源网 本文已影响 手机版

  摘 要:王蒙的《青狐》反映了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中国这一社会转型期知识分子的生存状况和精神追求,表现了转型期社会文化的深重矛盾。《青狐》蕴涵了作家丰富复杂的内心活动,我们可以从中领略到历史和时代文化信息,应更好地评判它的社会价值,更全面地丰富它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青狐》;知识分子;生存状态;精神追求
  中图分类号:I24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09-0037-02
  王蒙是当代文坛的一棵常青树,他从事写作五十年,出版了七部长篇小说。《青狐》则是他“后季节”系列之一,是王蒙“季节”系列四部长篇之后决心超越自己而产生的变法之作。这部小说写作历时三年,又花数月时间精心打磨,终于奉献于读者面前。《青狐》是他第一次以女性为主人公,描写她的爱情、性格、欲望,描写她的理想、才华、热情与她的环境、教养、历史角色之间的巨大的不平衡,刻画了一个可爱可笑、可敬可悲的女性形象。《青狐》反映了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中国这一社会转型期知识分子的生存状况和精神追求,以及转型期社会文化的深重矛盾。《青狐》蕴含了作家丰富复杂的内心活动,我们可以从中领略到历史和时代文化信息,应更好地评判它的社会价值,更全面地丰富它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
  从《青狐》中我们可以窥见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在建国后的系列政治运动和社会转型中的复杂心态,他们的生活环境造就了他们自身的价值。
  思想解放的新时期,在物欲、权欲和色欲的空前膨胀面前,那些在“文革”中尚能意志坚定的知识分子们,却出现了精神的空虚。小说里钱文面对这历史转折所引发的“恍惚如戏”的感触,米其南的纵欲、杨巨艇的凌空蹈虚、青狐放弃写作后倾心于修炼气功,甚至于王模楷看破红尘之后于孤独无望中夜游大海等,都是这些虚空感的诸多呈现方式[1]。本文着重选出几个典型的人物来说明当时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在文本中的体现。
  从主人公青狐的经历来看,她在两次恋爱、两次婚姻失败后偶然走上写作道路后,一举成名,在文学界获得了一定的地位,生活质量也不断提高。但是她的自我归属感却逐渐丧失在她的成名道路上,她努力想不屈从于社会的大潮流,却为社会所不容,导致她最后逃离社会倾心于修炼气功。这种看似不合情理的发展过程却恰如其分地揭示那个时代的悲哀,知识分子的心理创伤远大于社会生活中所遭受的饥寒,他们就只能在生活中苦苦挣扎苦苦追寻,以此来释放自己内心的需求。他们的生活更带有戏剧性,产生的悲剧效果也在文中得以很好的体现。
  白有光、紫罗兰夫妇是典型的“革命伴侣”,作者对他们的描写就是“工作之余他们日常生活中的话题、行为仍离不开政治路线、文坛风向、权力斗争,两人是一个战壕中的战友,热衷政治斗争,谋算如何占据文坛,抢夺文坛领导权。”爱情、亲情、友情都是奢望,人间的一切温情都荡然无存。此时的文坛除了勾心斗角就是相互迫害,人与人之间失去了最起码的信任。
  小说中老白部长的地位随着“文革”的结束已经摇摇欲坠了,而紫罗兰也多次表示不能让他继续掌权,表面上说的是义正词严,实际上则是要发动大家来反对老白部长,让她的丈夫从老白部长手里把文艺界的领导权接过来。官场上的斗争已经在吞噬着文化领域,侵蚀着知识分子的思想,他们也在与当时的大环境一起随波逐流、同流合污。通过白有光夫妇从老白部长手里夺取权力的阴谋把这种尔虞我诈的斗争暴露无遗,凸显了政治左右着文化界的现状和知识分子对权势争夺蠢蠢欲动的心态。
  仅次于青狐的另一重要人物钱文在小说中更多地承担着叙述视角功能。他亲眼目睹了身边文人作家们行为语言的种种变化,感到了一种莫名的困惑,同时对于自己以后的人生也让他感到了不确定。在历史转折期,他常常不能胜任历史派定的角色,“历史与人相对错位”。同时,他的个人经历具有不可重复的独特性(在这点上钱文更多的与作家本人有着重合之处),他从青年时代起就追求进步、向往革命,虽然对革命事业都表现了罕见的忠诚和热情,虽然历经挫折和坎坷仍然坚守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叙述这样的人生经验和人生感受,无疑使这部作品在展现当代知识分子的人生历程和心灵历程方面,显示了无与伦比的丰富性和复杂性。钱文在事过境迁后超脱而犀利的眼光审视下,浮现出本来的面目。他的人生悲喜剧,是特定时代的产物,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他身上集中体现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生存状况,让我们既看到“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时代主旋律,又看到了文革的精神遗骸,甚至看到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心态和精神追求演变的某种因缘。
  王蒙写青狐,并不单纯是以表现青狐、赞颂或讽刺青狐为目的。青狐的情爱经历、欲望挣扎,只是作者向读者展示他小说世界的一个窗口,作者真正想给我们揭示的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代,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生活情态和灵肉挣扎。实际上他只是借青狐的故事作为话语平台的一个艺术支架以便于在小说话语中对中国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这一时段的历史事件作批判的叙述[2]。
  二
  王蒙是一位从过政的知识分子,少年时又有着布尔什维克的经历。王蒙认为对外部世界的实际改造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自己如何感知外部世界,是自我完善,是“境由心生”不是靠实际的改变外部世界,而是靠退回内心,从而获得个人的幸福[3]。
  这样的双重身份才给了王蒙这么多的写作灵感,有了这些经历他对于社会转型期知识分子的价值冲突的认识才会比别人有更独到的见解,同时他也亲身经历过那个时期,更有发言权,也更有权威性。王蒙在小说《青狐》中对知识分子的生活环境的探讨正是来自于他的生活经历。
  王蒙目睹了整个社会现实,他意识到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而此时的文艺界也不单纯只搞文艺创作,它和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官场上的歪风邪气影响着文艺界,为文艺界的畸形发展提供了平台。受极左思潮的影响,知识分子的前途和命运受政治运动的左右,人们的理想、不满在那个受压制的年代里无法释放,在政治的影响下不断升级,导致了矛盾的产生。于是,通过王蒙对那个特殊时期知识分子生存状况的描述,及对他自身经历的分析,我们从中可以更深入地认识到他始终关注知识分子的原因。
  王蒙作为那个时代一个独特的代表,在描写中透露着他的思考和自审,揭示中国在市场经济这个大环境下作家文人们心理变化的同时,更多的是渴望一种宽松自由的创作和生存环境。知识分子理应在文学创作和中国的现代化中前行,成为代表社会进步和时代发展的一面旗帜。窥探在改革开放初期,市场经济冲击下的知识分子一种心理状态时,我们可以看到王蒙试图以自己的作品改变那个时代的情感悲剧,探寻一条出路。
  三
  透过《青狐》的故事,王蒙对历史问题进行了回顾和深思。的小说通过描写白有光与紫罗兰这对夫妇对知识分子的迫害,我们可以看到“文革”结束,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垮台以后,极左势力并没有一扫而光,还留有生存的空间。
  文革使得人们的思想发生了固化,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开始盲从。在改革的初期,这种状况也难以得到扭转,80年代初“极左政治思想回潮”在所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口号中,从批判作品、打击作家到扼制创作自由、恢复极左的“意识形态专政”,一系列的变化虽然客观存在,但是改革开放并没有停滞不前,改革开放的进程也没有被真正打断。极左势力在中国也根深蒂固地存在着。《青狐》里面的各种复杂矛盾也启示我们,改革开放初期由于体制的不完善,形成的脱节给文化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局限性,给“极左思想”的继续存在留下了可能[2]。
  《青狐》让我们思考到底怎样的人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正如《记忆是心灵的真相》的作者李梅说的那样,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是那些掌握知识、受到良好教育、并且最重要的是指那些心灵处于自由状态的人。这些人面对纷繁复杂的大千世界,他们不屈服于物欲、权势和媚俗,始终能以一种非知识分子所没有的隐忍和冷静,坚守自己完整的内心世界和精神追求,并能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和使命,无所畏惧[4]。
  在这个有着深刻历史问题根源的背景下,我们由青狐对比小说结尾的钱文父子,在这个唯拜金拜物是从的世界,唯有真正的“现实主义者”才能左右逢源,理想、信念、希望是不合时宜的,也是极度稀缺的事物。读着《青狐》我们能体会到王蒙是在试图通过一个奇特人物的塑造来留存一个时代的记忆,也留存自己内心的一丝温暖和念想[4]。王蒙是这个时代的领路人,他的这种思考从多方面折射了处在社会转型期的知识分子在世纪之交的价值冲突和文化。选择青狐作为王蒙笔下一个追求精神自由的形象,在追求自我价值的过程中,她的生存空间却越来越窄,在社会现实的压迫下透露出一丝无可奈何的悲哀。
  在社会性的反思中,我们可以得到的很多启示,在这特殊时代背景下传统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青狐》让我们感受到了时代的节拍,感受到了如何在现实中引领着新的方向,在知识分子情感的培育中,也不可忽视政治的作用,在这样的层层激荡中寻找一种传承和突破。新时期以后的二十年,是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的转型期,王蒙在这个时期承担起了中国文学的启蒙者和领路人的角色[5]。20世纪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心路历程始终是王蒙关注的焦点,他以个人经验和感受为出发点,通过个人的理想激情与现实环境的冲突,表现出实现自我价值的困惑,这其中展现出的人们心智成长的精神历程在当今仍是个社会性的主题。
  王蒙在《青狐》中对知识分子的生存状况进行描述,表现了他对现实的审视,对精神自由和自我价值的追求。在市场大潮的冲击下,如何来留存自己的精神家园,守望精神故土,成了很多人的困惑。很多人割舍了情感的爆发而随波逐流,在与现实生活的交锋中选择了妥协。王蒙在小说《青狐》中`所取的人生视角,形象大于思想,就使得王蒙的小说既揭示了社会现实形态中的人生又得以超越社会现实形态中的人生,使他的作品既有现实意义又能具有超越现实的永久意义。
  
  参考文献:
  [1]张宏.“新启蒙”吊诡与现代性追问[J].文学评论,2007,(1):134.
  [2]袁珍琴,袁珍秀.后现代话语掩盖下的现实关怀[J].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6):69.
  [3]傅书华.个体人生与社会政治的亲密拥抱[J].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2):49.
  [4]李梅.记忆是心灵的真相[J].小说评论,2004,(4):70.
  [5]李钧.“狐狸”王蒙[J].王蒙文艺思想研究,2008: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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