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着胡杨的组诗《大片大片的阳光》，我感觉到，一个明亮中透出些许忧郁，轻快中裹挟着丝丝孤独。胸背承载着西部阳光的亲吻与抚摸的诗人，正一步步向我走近。他轻快而又不时显出一丝沉重的步履，也渐渐与我灵魂的步履叠印在一起。请读他的《侧面》：
一匹马的悲伤，一头骆驼的荒凉／是阿尔金／／一眼泉水的孤独／一只鸟怎么也飞不出的湖泊／是阿尔金／／一个人带上马的悲伤／骆驼的荒凉／还有那一眼泉清凉中的孤独／还要那鸟翼上／薄薄的霜／／阿尔金就更远了／远在人心灵的／高处
在胡杨的组诗里，这首诗最先进入我的视线，刺中了我隐藏很深的某一根脆弱的神经，并引发了我对于生命中的某一本原向度的深思。悲伤，荒凉，孤独，这样的一个世界，让类似于人类自由精神的马、鸟，诠释着人类坚韧意志的骆驼、泉水，还有其他许多事物变成了“阿尔金”，变成了一座“远在人心灵的高处”因而可以仰望却难以企及的理想与希望的精神圣所。我想，这种理想与希望的绝美之境“远在人心灵的高处”的感喟，是所有尚未完全泯灭掉赤子情怀的现代知识者的一个共同的生命境遇!而胡杨的诗歌与我的阅读之间，则在进行着一种真正的灵魂与灵魂的交流，灵魂与灵魂的相互触摸与相互抚慰。有了精神与精神的相互碰撞，灵魂与灵魂的相互抚慰，思想与思想的相互沟通交流，这当然已经足够了。
我们处身今天这个时代，全球化的浪潮已经席卷整个世界，物质生活在我们面前呈现出它的无限丰富性无限可能性时，我们欣悦欢呼甚至愿意倾心拥抱它的同时，却总是又被一些说不上名目的东西无形地困扰着。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我们对于周围世界的感觉悄悄地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纯情意识日甚一日地在下降，厌烦、无聊、麻木的感觉逐渐地在我们的生活中氤氲上升，物质主义成为时髦，金钱拜物大行其道。更重要的是，理想主义日渐失落，或者说在许多人心目中发生了信仰危机。于是有人不无忧虑地说：“我们进入了一个理性的，同时又是琐碎的、冷漠的、焦灼的时代。”进入人们视界的所有一切事物都在被解构之中，都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荒诞的游戏。崇高、神圣这样一些曾经如此地激发了一代代年轻人的澎湃激情和沸腾热血的字眼，已很难从人们的口中听到。
这种突然间降临于我们生活之中的价值失落的最直接的一个影响，是造成了我们中的很多人精神和心理的失衡。有些人被击溃，向饥饿和寒冷屈服；有些人被俘虏，向金钱和美色屈服；有些人被奴化，向独裁和强权屈服。他们既找不到理想中神圣、崇高，美轮美奂的生命殿堂，也忘记了自己的故乡，甚至还忘记了自己是谁，自己想要做什么，成为了一群荷尔德林意义上的真正的精神漂泊者与无家可归者。
胡杨的诗歌所展示给我们的。正是一个类似后现代的世界中人们的精神困境，和对于理想世界的深切渴望。
《嘉峪关外》和《敦煌沙漠上》就是胡杨站在历史与现实的交叉点上将诗性情怀融入久远而厚重的历史遗迹的浅斟低唱。
作为明代万里长城西端起点的嘉峪关，是明代长城沿线建造规模最为壮观，保存程度最为完好的一座古代军事城堡。是明朝及其后期各代长城沿线的重要军事要塞，素有“中外钜防”、“河西第一隘口”之称。“而嘉峪关以西的一片片绿洲，全部被无边的荒漠所包围，但荒漠并不仅仅是荒凉，也有一些泉水，生活在这些泉水边的一户人家，一年之中的秋天，羊贩子和羊皮贩子买他们的羊并带给他们所需的生活用品，除此之外，他们几乎与外界隔绝。”(胡扬《诗的原野》)这样的历史与现实的交叉点上，正是诗人纵横驰骋自己的艺术想象的地方。
于是，诗人在嘉峪关外倾情咏叹：
跨出最后一道门／天高地远……／验证的泥封／破碎于无垠的荒凉／一匹马的嘶鸣／在戈壁上／丢掉了故乡／／石缝中的一棵草／摇摇晃晃／它几经跋涉／止步于紧闭的铁锁／细弱的根须／抱住／渐渐渗入的夕阳
这首《嘉峪关外》的题眼，在诗的最后一节，在于那棵生长在石缝中的草对于渐渐渗入的夕阳的拥抱之中。帕斯卡尔说过：“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用不着整个宇宙都拿起武器来才能毁灭他；一口气，一滴水就足以致他死命了。然而，纵是宇宙毁灭了他。人却仍然要比致他于死命的东西更高贵得多：因为他知道自己要死亡。以及宇宙对他所具有的优势，而宇宙对此却是一无所知”，“因而，我们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让我们如饮甘霖一般感到身心愉悦的。正是生长在石缝中的草对于渐渐渗入的夕阳的拥抱这一奇特意象中，流溢出来的那种在当今这个特殊的时代显得极其难能可贵的东西：源于一种崇高的理想主义精神的思想的力量。一种支撑和激励人们在现实与理想的夹缝中深刻探求人的生命价值和意义的精神力量。
《敦煌沙漠上》则以略带哀婉与幽怨的语调，唱出了如王维诗句“西出阳关无故人”所描画的那样一种深刻到骨髓里去的孤独与惆怅。即便如此，诗人仍然描画出了“幸福的绿叶，从那孤独和惆怅的夹缝中生发出来”的饱含理想主义精神的诱人色彩，向我们喻示了“沙子追不上活人”，“那一缕炊烟高过树梢／连绵的沙丘／越来越小了，越来越远了”的理想精神图景。
1990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被布罗茨基誉为“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的墨西哥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曾经说过：“我们是我们的境况：我们的过去，我们的瞬间；同时，我们是某种不能被降低成那些状态的东西，无论这些状态如何制约我们。”
我们知道，一个地域的历史资源和文化习俗是凝聚这方地域的文化精神，提升这个地区的内外在形象的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动力源泉。当我们面对历史，面对历史留下的一堆堆物质的或者文本的碎片的时候，我们总是会有许多感想。阅读胡杨以西部历史文化资源和自然风光为言说立足点的诗歌，体会这些诗歌中不绝如缕地衍射出来的文化精神，对于我来说，就如同一个在夜晚的乡间小道上独自前行的孩子，突然看见了远天的一颗星星甚至一团辉煌灿烂的星云，那种快乐，是少有语言能够准确地描绘出来的。
在随笔《诗的原野》中，胡杨那些人迹罕至的荒漠、峡谷、草原地带，称之为诗的原野。他“坚信诗意生活的存在，也一直不间断地融入那种诗意的生活之中。”“在那种诗意的生活中再次洁净自己。”他是聪明的，他于随意的倾述中接近了诗歌创作的终极真理：在日常生活中寻求或者酿造诗意，在诗意的生活中寻求或者创造美丽的日常生活。
《河流的尽处》、《山口下篱笆》、《西风》、《大红山》等正是这种在日常生活中寻求或者酿造诗意，在诗意的生活中寻求或者创造美丽的日常生活的诗学理念的诠释与佐证。作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出生在被人们戏称为“中国历史的一道伤口和一道绝世美丽的风景”的敦煌的一位诗人，胡杨对于故乡的大片大片的阳光和皎洁明月万里长风，应该说自幼年时代起就有着如诵读韵律优美的唐诗宋词一般的敏感与体悟。从他的精神自述性随笔中可以看出，早在少年时代。他便在心中为自己竖起了一面美丽的长大做诗人的旗帜，要做一个热爱故乡热土，热爱祖国美丽的山川大地，为它们颂祷为它们歌赞的诗人。
也许正因为如此，在他的笔下，无论是什么题材，都被他于不知不觉中赋予了某种与心灵深处的敦煌故乡紧密相连的精神韵味，哪怕是歌吟自然景物的纯粹咏物诗，也能够以奇妙的文字组合透射出诗人心底对于精神故乡的热情关注和挚爱。如《河流的尽处》：“内陆河是绿洲的年轮／风吹起的浪花／被阳光照亮／那些浪花在努力接近天空的同时／被树枝挂住／哗啦啦一片／／一河汪洋／落霞与水鸟共舞，遍地的庄稼翘首应和，美极了……我们还可以看见那，沸腾的河水／撕扯天边的云彩，／绿洲的年轮／开始新一轮的突围”。虽是咏物，诗眼却在歌赞美丽的自然风光中蕴涵的生生不息，不断寻求生命价值和意义的突围的理想主义精神，从而为我们描画出了一幅深含生命哲理的艺术图景。
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阿多诺在《美学理论》中，将精神提升到了人类生命和艺术创造本源的重要地位。他说：“精神不只是灌注艺术作品以生气的呼吸，能够唤醒作为显现现象的艺术作品，而且也是艺术作品藉此取得客观化的内在力量。”因此。“如果不显现出精神，或者说没有精神，艺术作品也就不复存在。”
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胡杨诗歌作为优秀艺术作品的魅力充分展现了出来。具体来说，通过这一组作品，胡杨向我们展示出了他从古老深厚的西部历史和大片大片的西部阳光中汲取的精神滋养，也因而把他自己作为一位优秀诗人的形象透射给了我们。这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人文知识分子的代表。他的诗歌，是他对于自己所处身其中的日常现实生活的最真诚的挚爱，是自我灵魂深处最强烈的对于人生本质价值的深刻理解，以及对于人类崇高理想追求的有效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