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2004年春天，我写信给老作家袁鹰先生，向他求助一本儿童诗译著。不久后，信鸽从遥远的京城飞来了福州，一本我渴盼的儿童诗集由译者本人签名来到了我的桌面上。是袁鹰先生把我的信直接转给了屠岸先生，才使得我很快如愿以偿，并从而开始了与这本诗集的译者结成美丽的忘年友情――六年多过去了，一路与老诗人的交往，点点滴滴入心，每当我想起他的文字，想起五次见到老人家的一幕幕，我都顷刻有一种童话般的感觉，似乎我的一生碰见了“老仙翁”！他的文字，他的人格，对我产生的影响不仅在今天已然显现，也必将在我的来日影响弥深。尊敬与钦佩，使我由衷地把他视作恩师。
泉水的源头还要延伸到十四年前。一个非常寒冷的冬天上午，我在沈阳偶然地得到一本可爱的小书《一个孩子的诗园》，翻开，读了几行，我就再也放不下，一口气把每一页读完，我被书中的情形震得恍惚了好多天，怎么也想不到诗歌还有这样的表达方式，让人忍俊不禁，又心驰神往。小书的作者叫斯蒂文森，英国作家，为此，我还查阅一点儿资料了解作者。可我忽略了这本小书的译者，根本没去多想谁把这些可爱的童诗带到了中国。这样忘记“幕后英雄”，在我们阅读国外作品时是惯常发生的。然而，没有翻译家的精彩译笔，我又怎么可能被异国的这些童诗深深感染呢？那深谙童稚童趣的句子，简直神奇无比地再现了一个小孩子的举止心态；我讶异这诗园里的美妙童诗，很想背诵下来全书，却想不到得益于翻译家心灵的传递。如果不是多年后重逢屠岸老师新的儿童诗译著，我不但和译者失之交臂，也不能够对斯蒂文森的《一个孩子的诗园》（1982年版）有更彻底的理解。据屠岸老师说，《一个孩子的诗园》是他和夫人方谷绣合作翻译的第一本国外儿童诗集。
之后，屠岸老师又出版了《英美著名儿童诗一百首》（1994年）、《英美儿童诗精选》（套书三本，1997年）、《哈默林的花衣吹笛人》（2001年）、《英美著名少儿诗选》（套书六本，2004年）、《一个孩子的诗园》（2007年新版）。
这些国外儿童诗进入我的视野，也进入许许多多读者的视野，无疑是翻译家指给了我们一片独特的星空。星光闪烁，就会启迪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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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发芽在2003年的春天。阅读《一个孩子的诗园》后，我忙碌些别的事情，写了几篇散文之类。在福州家附近的草地上，棕榈树下，早春三月的阳光晒暖了泥土，我坐在树下翻阅一本闲书，忽然来了一只蚂蚁爬到我的书页上，抖落不掉，蚂蚁竟然识字一样“看”起了书上的诗行，就这一瞬间，我马上触电了似的，赶紧用手里的钢笔在书页的空白处刷刷写出新的诗句――我的第一首儿童诗婴儿般诞生了，又新鲜，又有趣。是的，我当即意识到我写出的这首诗就像斯蒂文森一样，是一种儿童心理作用下的“新诗”：儿童诗。随后我又连续写了两首，接下来的一些日子，我看见什么都能转换出某种程度的儿童心态，写麻雀，写甲壳虫，写芒果树，一首首小诗拥挤到我的笔下……并非我有什么才华，我十分相信是那本斯蒂文森的小书早已给我启蒙了，灵感与方法都得之于它。没有什么先天性的诗人，一切写作的能力都因为周围事物在不经意的时候教会了我们，一本书，一个人，一种现象，等等。我不认为像彭斯或者叶赛宁这样的乡村青年压根儿就是诗人，他们也一定源于某个启发，后来他们不提这个，可能是忽略不计，或者密而不宣。我的儿童诗创作确实受益于《一个孩子的诗园》……一年之后，我很感激屠岸老师把斯蒂文森的童诗翻译成汉语，我对他写信表达了我的读后感。接下来好事连连，不仅是斯蒂文森的儿童诗，还有罗伯特?勃朗宁的《哈默林的花衣吹笛人》，还有克里斯蒂娜?罗塞蒂的《小妖精集市》，还有米尔恩的《皮毛熊》，还有勃朗宁夫人的《孩子们的哭声》，还有那些大诗人无意中写出的适合儿童阅读的诗篇，屠岸老师像个天使从远方送来一页页诗笺，给我这个心灵匮乏的人滋养与培育，使我的儿童文学创作迅速成长。天啊，哪一位初学者被如此喂养，能不喜悦和感动？所以，我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年轻作家（尽管也不算年轻），一个人一生如果遇见了足以影响他灵魂的人与事，是无法不庆幸命运垂青的。
也由于交流，我知道了，能翻译好儿童诗的老人，他自己也还有一颗未泯的童心。他那能翻译莎士比亚、济慈、惠特曼的译笔，也同样可以为孩子们雀跃，他心领神会儿童情态，仿佛使他返老还童，沧桑不能遮蔽了童绿！他译笔下的“等我长成大人，/我一定非常神气、伟大，/我告诉男孩儿女孩儿们，/别弄瞎我的布娃娃。”（斯蒂文森《将来》）似乎出自他童年的心愿；他翻译出“我抓住秋千往上荡，/高高地往上荡。/我就是田野的王，/城市的王，/我就是大地的王，/天空的王。/我抓住秋千往上荡……荡完就下来到地上。”（米尔恩《秋千歌》），诗句中十足的童谣音乐，仍然潜伏在他那花甲了的胸腔中，只要聆听到呼唤――像上帝呼唤童子撒母耳，就能脱口而出“我在这里！”――屠岸老师也确然是儿童诗的特殊使者。
他翻译了一百多首儿童诗，包括几十名英美著名诗人的抒情短诗，童话长诗，以及一个外国诗人的一整本童诗，等等。我不知道在中国，是否还有一位翻译家如此多数目地译出了儿童诗，把国外的这份宝贵诗歌财富介绍到中国。
得益于这些童诗的熏陶，无疑会看到另一个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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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到中外儿童诗比较了。正是比较文学让我们学习了更多的异国文化，也珍视了我们自身优秀的传统。和其他文体一样，儿童诗的写作内涵，在中外也有一些微妙的差别。比如这样的句子：“……世界上到处是肉饼与甜浆，/孩子们饭前都这样祈祷，/在每个有基督徒的地方。”（斯蒂文森《奇想》），这是西方文化的产物。可对中国的小读者，却可以因此见到洋娃娃的乐观和虔诚――另一种童年的向往。西方的孩子就像另一片大地上的鸟群，他们怎样飞翔，当然应为同类的我们所知。在人类发展漫长的历史上，每一次进步都与开放有关，封闭与紧锁就意味着发霉。更何况儿童文学这一小品种，本来西方发端就比我国可追溯的久远一些，更多地翻译外国儿童文学，会给我们眼界拓宽，也会使我们多些思维定式的改变。
在这里，我无法展开这种比较，是我才疏学浅。同时我今天这个文题，也不在于具体比较中外儿童诗异同，我只是希望能引来一种关注。
我们要深深地感谢翻译家为我们提供了洋“食粮”，对屠岸老师这样“倾听人类灵魂的声音”并加以转换语言、打通隔膜，不遗余力贡献自己精神才智的人，我们也要献上应有的致敬。他鼎力译出世界名著《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同时他也传神地翻译了儿童们欢喜的儿童诗。我要说，儿童诗翻译难度更大，成人诗歌的翻译原则用于儿童诗翻译并不足够，你还必须有一种童心童稚的语言，这也形同“外语”――精通这一语言工具，你才能准确破译属于儿童心理的密码。心里话，我十分惊异一向儒雅沉稳的屠岸老师，忽然能这样说出孩子话：“把沙发当山，/把地毯当海，/我给自己盖一座城市：/城边是教堂、磨坊、宫殿，/港口停泊着我的船只。”（斯蒂文森《积木城》），还有：“对小苍蝇来说，没错，小东西大得不得了！――玫瑰花苞像大床，它的一根刺像长矛……”（《哈默林的花衣吹笛人》），难怪萧乾先生阅读到这些儿童诗，会情不自禁地给屠岸先生写信：“这样以童心为题材的诗，是稀有的品种，经你和方谷绣同志移植过来，功德无量。”绿原先生看到屠岸译儿童诗，也特意提笔致信惊呼：“……成为儿童文学瑰宝，中国的小读者今天能够欣赏到它们，难道不应该感谢译者你吗？”
是的，功德无量，稀有的品种，儿童文学瑰宝――屠译儿童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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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有一颗童心，因此，他为我们举起了一盏童心灯。
翻译儿童诗，有他的内心基础和理论储备。“儿童文学被当做‘小儿科’是冤枉的，正如小儿科被当做低级医学是冤枉的一样。”他认识到这一重要问题的关键。他翻译《一个孩子的诗园》，说“主要就是喜欢那种儿童心理的刻画和儿童情趣的描绘”。作为翻译家，他也非常明白翻译的要义在于某种“同期声”的作用，“无论是外国的还是中国的儿童诗人，只有从儿童心理、儿童情趣、儿童思维方法的王国里发掘出金子般闪亮的诗情诗意，才能写出真正打动儿童也能打动成人的老少咸宜的优秀儿童诗篇。”他这样强调，在今天仍不过时。“儿童诗朗朗上口，音韵忽视不得。”早在1994年他就发出这种有价值的忠告。
这是冥冥中的天意，还是儿童诗的偏得？
屠岸老师在中学时期就翻译了第一首儿童诗《卡萨卞卡》（作者是英国女诗人费丽西亚?多罗西亚?希曼思），这其实是他的无意之举。“这男孩站在燃烧的甲板上，人们都跑了，他留下，”“他高叫：‘说话呀，爸爸！你说――我是否尽到了责任？’孩子不知道军官僵卧着，对儿子已毫无感应，”“一声爆炸，雷鸣电闪――哦，那孩子在哪儿？――问风吧――风把船的碎片向海面四散抛撒！”是不是一个科西嘉少年这样壮丽的牺牲感动了中国江苏少年的心，才使得他初通英文，就翻译出如此激情澎湃的诗句？
是的，儿童诗也是他的一个窗口，“我仿佛重又看到了一个孩子心目中的世界，或者说，我仿佛通过一个孩子的眼睛去重新观察了、感受了这个世界”（屠岸，1981《在孩子的诗园里徜徉》），这乃是他保有童真的必然翻译之举。
我们来听听他翻译的这首著名的《点灯的人》吧：
茶快煮好了，太阳已经西落；
这时可以在窗口见到李利走过身旁；
每晚，喝茶的时候，你还没就座，
李利拿着提灯和梯子走来了，把街灯点
亮。
汤姆愿意当驾驶员，玛利亚想航海，
我爸是个银行家，他可以非常有钱；
可是，我长大了，让我挑选职业，
李利啊，我愿意跟你去巡夜，把一盏盏街
灯点燃！
只要门前有街灯，我们就很幸福，
李利点亮了许多盏，又点亮一盏在我家
门口，
你手拿提灯和梯子，别忙着走过，
李利啊！今晚瞧一瞧这个孩子，向他点点
头！
多么珍贵的童真啊，比钻石价值连城！李利也对屠岸老师点点头了，奖赏这个喜爱点灯的鹤发童颜的中国孩子。诗神缪斯也对屠岸老师点点头了，奖掖这位选择诗歌为一生陪伴的工科学子――因翻译《济慈诗选》，2001年，屠岸老师获得鲁迅文学奖翻译奖。
屠岸老师七十多年拥爱诗歌的旗帜。他也像冰心先生给我们“小橘灯”一样，为我们举起了一盏童心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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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我终于阅读到《哈默林的花衣吹笛人》、《小妖精集市》后，不夸张地说，我简直醍醐灌顶。这两首儿童长诗在作者自己的国家，是名篇佳作不言自明了，“花衣吹笛人”已经成为德国一个城市的城市标记，这种符号化了的文学作用，是诗人的骄傲，正如小美人鱼是童话作家安徒生的自豪一样。美丽的国度因为儿童文学而被世人瞩目，这是一个民族独具慧眼，也是诗人、作家光荣完成的历史使命。
我着迷于《小妖精集市》久久、久久。每次打开这篇诗作，我内心就涌起对屠岸老师的感佩和敬意！能把这样的诗歌引来中国，这是多么大的福祉啊。
我觉得绿原先生对屠译儿童诗的功勋加以肯定，一点儿也不是过奖，他给屠岸老师的信中写道：“我相信它不仅是你送给我国小读者的一份厚礼，更为我国儿童文学作者们提供了借鉴和方便之门。”
我就是这样被开启的作者，据我所知，和我一样写儿童诗的人，受到屠译儿童诗恩泽的年轻作家当下就不止十几位。这些译诗，成为我们可观照的榜样，如果我们的题材写得还不够宽广，如果我们的文笔还停滞于风景表面，如果我们还没有为那些痛苦的孩子捧一掬同情泪水，我们来读读这些外国儿童诗吧――人不怕学习，人应该有这个胸襟，改革开放，是我们这个国家的发展命题，也应该是我们这些儿童文学作家精神提升的方向。读读屠岸老师用心血翻译出来的这一百首儿童诗篇吧，这圣诞树上的糖果与星星，不但甜美，而且是一种特殊的光明。我们于是才能很好地领会华兹华斯写出的“儿童是成人的父亲”的最大意义。即使不是儿童文学作家，你也能够得到一次净化般的精神洗礼。
我们的儿童诗还很少触及儿童的伤口，我们的儿童诗还没有更具力量地揭示儿童悲剧，我们还缺少普希金、勃朗宁和勃朗宁夫人以及克里斯蒂娜?罗塞蒂这样才华博大的诗人，能写出儿童诗巨著。我们也还没有戈尔丁这样的智慧作家，对孩子心灵黑洞的一面加以关注，及时地写出《蝇王》这样的伟大小说。
这，就是儿童诗翻译不可忽视的重要启示。是屠岸老师童心可嘉的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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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个人对屠岸老师译诗的阅读，也不是止于儿童诗。六年来，老人家每一次出版新书都会相赠，我收到的恩师赠书，可以在书架上列成长长的一排了，涉及诗歌、童话、儿童文学理论、甚至宗教信仰的各种版本图书，可谓洋洋大观，所以，我说自己是遇见“老仙翁”的幸运孩子，也不是夸张。福音书上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我对儿童诗的渴慕，得到了汩汩泉水。
六年来，我与这位文学老人的通信也是一份精神财富。北京与福州之间有一道绚丽的彩虹，那是我和恩师之间无数对文学尤其是诗歌的密集探讨。我感恩老师的不吝付出。
但最要说的是儿童诗。他翻译的百余首儿童诗，成为我的阅读经典之一。从莎士比亚、布莱克、斯蒂文森，到我喜爱的克里斯蒂娜?罗塞蒂，我得到的这份养料，将不止于我在童诗创作上的作用。儿童散文、童话，甚至我眼下奋笔疾书的儿童小说，我都吸纳了国外大师们的写作精神，美与爱，苦难与悲悯，黑暗与光明，也是我创作儿童文学的不竭动力。只能说，我是在“一个孩子的诗园”里长大的儿童文学作家。
感谢袁鹰老师的穿针引线！感谢屠岸老师的美丽心怀！
最后，我援引恩师翻译的两首华兹华斯的诗作为结尾，祝贺他的诗歌创作绿荫无限――
坚持小小的服务是真正的服务。
聪明人！别藐视任何谦卑的友伴；
雏菊投下自己的影子来保护
流连的露珠，免得被太阳晒干。
――华兹华斯《给一个女孩――写在她的照相簿上》
每当我看见天上的虹彩，
我的心就欢喜激荡；
我生命开始的时候是这样，
现在成人了，我也是这样，
将来我老了，也不会更改，
否则，就让我死亡！
儿童乃是成人的父亲，
在我的有生之年，我希望
永远怀着赤子的虔诚。
――华兹华斯《虹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