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宗锋 陕西凤翔县人，西北大学文化与翻译研究所所长，西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副院长。中国翻译学会理事，陕西翻译协会副主席，陕西译协文学翻译委员会主任。美国伊利诺大学(俄本娜一香槟校园)高级访问学者。主要从事英美诗歌、文化与翻译、陕西作家与世界文坛等方面的研究。
鲁迅先生曾写过一篇文章《我的老师藤野先生》，那是我小学时读的，当时我的年龄还无法更多体会到师生之间那种挚深的友谊，只觉得那篇文章写得真好。
二十多年前，我在西安交通大学读研究生时，遇到了美国来的比尔?霍姆(Bill?Holm)先生，他是我的英美文学课老师，从此便与他结下了这一生之中的“师生情结”。
我是和比尔?霍姆先生同一天踏进西安交大的校门的。开学的第一周，对我来说当然是办理各种各样的入学手续，参加开学典礼，参观校园，图书馆等。对于比尔?霍姆先生来说，除了入学手续外，其它的活动几乎跟我差不多。
开学后的第一个周末，学校放露天电影。我去的晚了，只好站在广场外围看。在那里我碰见了亦是孤身一人的比尔-霍姆先生。我觉得很奇怪，“老外”亦有这份雅兴晚上跑出来，站在学校的广场边上看电影。我们相互一谈，才知道他住的学校宾馆与放电影的广场只是一墙之隔。晚上他吃过晚饭，走出宾馆大门，看见家属院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手提椅子或方凳朝着一个方向涌去。他不知道人们要去干什么，美国人天生好奇的性格促使他随着人流来到了校园内。校园内的景象让他大吃一惊。学生们三五成群。提着统一制作的方凳朝着学校的广场奔去。他一下子纳闷了。这是要干什么呢?莫非又是举行什么“万人大会”。没来中国前，他听人说过，文化大革命中，中国人一聚会就是几万，甚至十几万，在天安门广场，毛泽东主席检阅红卫兵时，仅前排的人就把这位伟人的手给握肿了，但他又听说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已没有类似的活动了。莫非是搞摇滚音乐会?但那些白发苍苍的老头，老太婆们难道也是去“摇滚”吗?
等他随着人流走到广场边上看到白色银幕时，才恍然大悟，原来是放电影，他不仅哑然失笑了。中华民族真是个名副其实的文明古国，几万人挤在一起，静悄悄地欣赏一部美国爱情片。他亦没有想到，在美国走红的Love Story《爱情故事》在他认为极其封闭的中国竟也同样火爆。遗憾的是他一句也听不懂银幕上男女主人公那流利的“汉语”。
他对我说：“银幕上这些外国人的汉语可真是流利啊!我要是能像他(她)们一样，出口成章，用汉语朗诵苏东坡、白居易、辛弃疾、李白等人的诗就好了。”
这回吃惊的是我了。我问他：“你刚说的这些人是我国历史上的大诗人，你在美国读过他们的诗吗?”
“当然了，我在美国教中国文学，他们的诗我都读过，但读的不是汉语，全是翻译过来的。你知道这一首诗吗?”
他的话一出口，反而使我有点紧张了。中国的古诗那么多，诗人那么多，不知他脱口而出的会是哪个诗人的哪一首诗呢?再加上语言的差异，要是我听不出来，岂不让我这个龙的传人有些尴尬。他站在那里，旁若无人的用英语背诵起来，似乎他是在授课。而广场上的数万人则都成了他的学生。等他背诵完，我才松了口气。他背诵的是辛弃疾的清《平乐-村居》。我忙接着他说：“知道，知道。上小学的时候就背会了。”他问我是否能用汉语将这首诗给他背诵一下，他想听一听这首诗的汉语声音。于是我便用自己那不怎么标准的普通话背诵了起来：
茅檐低小，
溪上青青草。
醉里吴音相媚好，
白发谁家翁媪?
大儿锄豆溪东，
中儿正织鸡笼。
最喜小儿无赖，
溪头卧剥莲蓬。
听完我的背诵，比尔沉思了一会儿说：“中国的文化实在是博大精深，只可惜我是一句汉语也讲不了，所以这一次我放弃了去欧洲的机会，专程到这个文明古国来亲身体验了。我知道一切都将很难，像辛弃疾、苏东坡这样的坡肯定不好爬，但只要不溜下来就好了。”
我听出了他话中的幽默，知道他是位不懂汉语的“中国通”。于是便有些小得意。年轻气盛的我也不愿在他面前显得“无知”，便开始向他“进攻”了。
我说：“比尔先生，你将给我们教授英美文学，有一个问题，我想提前和你讨论一下。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莱特》是世人皆知的了。人们去分析哈姆莱特王子时，习惯于把他的性格发展分为四个阶段，即快乐的王子，忧郁的王子，延宕的王子和快乐的王子……。”接下来，我又细说了人们这样划分的依据。在我讲这些话的时候，他一直睁着圆圆的大眼睛，专心致志地听着。从他的表情中，我可以看出，一位中国学生用他的母语和他谈讨莎士比亚亦让他吃惊不小。
我说完后，他告诉我，“在美国和英国，人们并不这样去阅读和理解《哈姆莱特》。”他这样的回答，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不能带着“立场”去读文学作品。
我和比尔先生的交往从此拉开了序幕。从后来的了解中我知道了他是美国明尼苏达州一位颇有名气的作家和诗人。从小就崇拜中国几千年的文明，他一直渴望有那么一天能朝拜这位五千多岁的老人，以表自己的敬意。
他给我们上课时，不时地把中国历史上的文人巨匠拉出来和英美文学史上的大家加以对比，并要求我们以一个东方人的独特眼光去看待英美文学中的杰作，提出自己的观点，在课堂上加以讨论，然而使我们这些龙的传人感到汗颜的是，班上的许多人当他提起中国历史上的某位大家的作品时往往不能举一隅而以三隅反。从他的身上，我不仅学到了在其他老师教授的英美文学课上学不到的东西。而且还激发了我学习祖国文化遗产的决心。从那时起。我亦给自己列了一个书目，除过英美文学名著外，还有诸如《道德经》等的中国古典名著。到今天，我在学业上有些进步，这一切都应归功于我的这位身材高大，但却细心无比的洋鬼子老师比尔?霍姆。他不仅教会了我许多西方的东西，而且还教会了我怎样去看待祖国的传统。
2009年2月26日，比尔?霍姆先生因心脏病突发离开了人世。得到他去世的消息后，我一连几天都睡不好觉，老师走的太早了。1996年，他来中国时，我带他去了我的老家，他说希望有一天也会在美国的乡下好好的招待我。2003年，我作为访问学者到了美国。比尔，霍姆在电话上对我说：“对于我来说，2003年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你到了美国。”
来美两个月后，学校有一周的假，我的学生海滨和妻子专程从明尼苏达驱车来接我。到达明州的第二天晚上，通过电话联系，比尔?霍姆的妻子玛茜Marcy(以前在中国时我叫她玛大哥)和诗人雷斯莫斯克 John Rezmersik开车来接我，我们先是到雷斯莫斯克家，再由玛大哥开车拉我去她们家，等到了比尔?霍姆家时。已经是凌晨两点多了。见到我，比尔就是一个结实的熊抱，然后端起早为我准备好的一大杯啤酒。我就像见到了自己的家人一样激动。我们开始喝酒，抽烟和聊天。四点多的时候，比尔建议我先休息一下，因为明天还有朋友要来一起欢聚。他带我来到准备好的房间，像对待自己的孩子那样告诉我，洗手间在哪里，在哪里冲澡。他出去后，我来到床边，看到洁白的床单上依次摆放着一大一小两个毛巾和一个很大的浴巾。比尔的细心让我想起自己的母亲。然而，更让我惊讶和感动的是，他知道我抽烟，在床边的茶几上为我准备了一个烟灰缸。那一刻，我被感动得哭了。要知道，在美国的好多公开场合都是不允许抽烟的。那一晚，我眼含感动的泪水进入了梦乡。
一觉醒来，已是早上九点多了。玛大哥给我们烤好了面包，煮好了咖啡。吃过早饭，比尔决定带我到他家周围转转。于是，我们俩便开着他那辆老福特出门了。在附近开了二十几公里，没有遇到一个人。比尔告诉我，年轻人都跑到大城市里去了，没有人愿意呆在这样的小镇。但他喜欢这一方水土，他停下车，下车带我走到一片森林中，林子中间有一处无人居住的小别墅，我们推门进去，里面有几只猫对着我们“喵喵”地叫。他对我说，这是别人留给他的，但已好久没人住了。如果你要不走，就可以住这儿。我说这样的别墅在中国只有百万富翁才享受得起啊。比尔笑着说，这是在美国，没人喜欢这样的小地方，但对你来说，是最合适了。
下午，朋友们来了。诗人雷斯莫斯克John Rezmerski开着车，车后面是一辆拖车，上面放满了做饭的家当。从炒瓢、锅铲、蒸笼、葱、姜、蒜、醋、胡椒粉、中国菜谱和天平等做中国菜的所有东西。随后，比尔的另外几位文友也到了。雷斯莫斯克说他要大显身手，向大家展示他的中国菜功夫。他做菜时很细心，总是用天平来量该放多少葱、姜、蒜和盐等。他一边做一边对我说，中国菜谱最让人头疼的就是“少许”二字，这“少许”到底是多少呢?太让人捉摸不定了。
想着这些亲切的“旧事”，我又想流泪了。我写不下去了。我的老师比尔?霍姆离开了这个世界，却离不开我的心里。我套用毛主席《纪念白求恩》中的一句话作为这个文章的结尾吧：“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教育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人都要学习这种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