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座落于美国加利福利亚州内，硅谷的前身――圣克拉拉谷――长期以来被誉为美国的水果之乡。在二战以前，圣克拉拉谷一直是美国的水果基地，并不存在自己的工业基础。仅有的工业，也只不过是食品加工业。随着二战的到来，圣克拉拉谷的农业时代渐渐结束。新的现代工业如洛克希德导弹和航空公司等，使圣克拉拉谷逐渐由一个农业中心变为一个工业中心。但真正改变硅谷的还是电子业和半导体业。圣克拉拉谷的电子业大约从20、30 年代起就已初具规模，而半导体业则始于20世纪50 年代中期。正是从这一时期起，硅谷开始了其迅速的发展历史，引领世界半导体业的发展，成了20世纪高科技的典范，世界各地纷纷建立起所谓的“硅谷”或科技园，以期复制硅谷的成功经验。
一般认为，硅谷的成功经验主要是：依托大学和科研机构，活跃的风险投资，推崇创业、宽容失败、鼓励冒险等独特的硅谷文化， 企业与大学、科研机构和风险投资商等编织而成的复杂的社会网络，便捷的交通和宜人的环境，有效的政府政策和法律体系。
经验好像很简单，然而，如果与以硅谷为参照系的话，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一个硅谷模仿者是成功的。因此，正如网景公司创始人马克?安德森所预言：硅谷模式不可复制。如果以科技园的发展速度以及是否实现建立科学园的目标的话，还是有不少取得了成功、成为世界知名“硅谷”的例子。
被誉为“欧洲硅谷”的剑桥科学园位于英国东南部的剑桥郡，毗邻剑桥大学，于1970年由剑桥三一学院所创建，是英国最老的科学园，也是世界著名的技术中心之一。自建园以来，该园区发展迅猛，现在已成为世界第二大风险资本市场，园区里的高科技公司约1600家，吸引了就业人口约4.5万。剑桥科学园的成功，有几个重要的经验。一是科学园在资金、税收等政策上向中小企业倾斜；二园区里的小企业极其专注于各自的擅长领域，其核心业务相当明确，而非每样东西都去制造；三是园区里的科技企业灵活地与本地区、海外的其它科技企业、同行联盟或者合作，与高校的科研部门也有密切的联系。当然，剑桥科学园与美国硅谷相比还是有很大的差距，其规模只及硅谷的1/6，无论是创业公司或者风险资本，在数量上都相差甚远。如果把硅谷称为“新经济的中心地带”的话，那么剑桥科学园就如其自己所定位的一样，是世界新经济网络的一个“节点”。这里以小企业为主导，也没有硅谷那样引领世界科技潮流的划时代创新或培育出如硅谷的微软、英特尔或GOOGLE这样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企业。很多人对此进行了分析。文化是一个主要的因素。欧洲人创业精神相对较弱。正如拉塞尔?雷诺联络公司负责人亚当?黑尔所言：在美国，如果一家新公司赚到了1000万美元，它的创始人肯定希望再去赚2000万美元，但很多欧洲科技企业的创始人在事业成功后大多选择卖掉公司套取现金，而且并不打算重新创建一家类似的新公司。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风险投资人才，很多英国的风险投资家对科技企业毫无经验，他们只对优惠政策感兴趣。管理人才的缺乏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这里的CEO有30%左右从美国引进。
日本筑波科学城建于1963年，位于东京东北50公里处，占地27平方公里，是世界上著名的高技术园区之一。1974年，日本政府开始将所属9个部（厅）的43个研究机构，共计6万余人迁到筑波科学城。自20 世纪80 年代末以来,日本全国30 %的国家研究机构及40 %的研究人员都集聚在筑波，国家研究机构全部预算的50 %左右投资在这里。到从20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末，日本累计投入两万多亿日元巨资。目前，筑波大学城已经成为以国家实验研究机构和筑波大学为核心的综合性学术研究中心和高水平的教育中心。虽然筑波科学城也拥有高素质的人才和充足的资金，但该园区的产值并不高，以1999年为例，其产值只有7000亿日元，而且其中大部分为农业产出，高新技术产值在其中所占的比重有限，与其科学城的称号并不相称。从这个角度讲，筑波并不算成功。究其原因，一是科研与产业界联系不密切，很多科研成果没有得到充分利用；二是高新技术开发机制落后，技术开发要经过立项、审批等程序，从具有开发意向到最后成果需要漫长的时间。这些问题背后深层原因是政府直接干预。因为筑波科学城是政府主导建立的，主要科研机构也是政府的下属部门，因此其行为带着浓重的政府管制色彩，而研究人员也不重视科研成果的产业化。
台湾新竹科学园始建于1976年，位于台湾岛西北部，离台北约70公里，海、陆、空等交通都极便利，临近台湾清华大学和交通大学。新竹科学园被认为是亚洲三个主要科学园（另两个为日本筑波、韩国大德）中最为成功的一个。经过3期开发建设，目前新竹科学园已经形成集成电路、电脑和辅助设备、通讯、光电、精密机械、生物技术等六大产业，其中以集成电路和电脑两项产业成绩最显著，目前这两大产业的总产值占科学园营业总额的90％以上。2000年，面积只有605公顷的新竹科技园创造了280亿美元的产值，约占全台湾的10％；进出口贸易额超过290亿美元，占全台湾的13.1％。20世纪70年代初，台湾为了弥补加工出口区外销产品国际竞争能力弱的不足、促进工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化，决定以硅谷为模板，在新竹兴建一座科学园。不同于硅谷等其他一般工业园区，新竹科技园属于“引进―消化―出口”型的高技术出口导向型工业园区。在硅谷的生产成本逐渐增高时，台湾通过资金投入、产业引导，有意识地吸引国际大企业把制造业转移过来，使本地出现一大批集成电路生产型企业。台湾企业以其低廉成本和优异质量吸引了美国企业的代工生产，使台湾成为全球最大的代工基地，也就是OEM。新竹科技园的发展与美国硅谷有很多相似之处，譬如说良好的交通体系、科研机构的作用社会网络，等等。正如Saxenian指出的，新竹科技园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一是熟练工人、专门材料以及技术知识的本土化，这降低了企业的成本并导致整个园区的收益递增；二是企业之间的交流与合作，这有利于知识的扩散并加快新企业创立的进程；三是与硅谷在人才、信息和知识方面的紧密联系。但是也有一些不同，最为重要的可能就是政府在科技园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虽然硅谷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一系列支持，但是可以说，硅谷是市场自发形成的。而新竹科技园则是由政府规划出来的。在新竹科学园的建设中，政府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政府既是科学园的创立者，也是园区创新的重要推动力量。在科学园的发展过程中，政府提供土地和基础设施等大量的公共资源，还提供了便利的服务、在职培训、信息与科技网络的建构等等。另外，政府还设置了大量科技奖项和科技基金激励企业加大R&D的投入和产品创新。此外，由于台湾的风险投资并不是很成熟，新竹主要依靠政府设立的多项科技资金帮助企业进行创新活动，风险资金的作用相对较小。虽然如此，政府并不干预企业的经营，而是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公平、公正的市场引导者和市场秩序维护者。
班加罗尔是印度南部卡纳塔克邦的首府, 自90 年代开始便以“印度的硅谷”著称于世。如今, 班加罗尔已成为印度的软件之都, 软件业年产值达20亿美元, 占全印度软件业总产值的1/3。信息产业是一个发展速度快、更新换代快的产业, 要想保持在国际信息市场上能有一席之地, 必须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 取他国之所长, 以补自己之所短。印度信息产业的发展正是建立在多方面的国际合作基础上。首先是人才国际合作。自60年代以来, 印度流入美国的大学生约40万人, 现在这些流入美国的印度高技术人才许多已进入美国公司的高级领导层, 还有许多都在象英特尔这样的知名公司开发最尖端产品。近年来, 印度国内为这些海外游子提供了大量的创业机会和条件,这些海外的“技术移民”纷纷回流印度。其二, 吸引外国知名跨国公司到印度投资开发, 实现产业合作。印度的软件产品以技术起点高和员工工资低两大优势吸引外国公司大量投资印度, 把信息产业交给市场, 让它们按照市场竞争原则组织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 并打入国际市场, 而印度政府只起导向、协调和规范作用。
美国硅谷和日本筑波、台湾新竹等科学园的成败，具有很强的启示。一是必须坚持市场的主导地位。美国硅谷是市场选择的结果，而不是政府强制的结果。日本筑波由于政府的过度干预，导致经济缺乏活力、缺乏创新。新竹科学园的成功虽然也有政府作用的发挥，但政府并没有直接干预，政府只是从创业环境等方面来支持园区的建设。
二是要重视政府的作用。虽然强调市场导向，但并非否认政府在高新技术园区中所起的作用。实际上，不仅是新竹科学园和班加罗尔科学园，就是硅谷，其发展过程中政府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政府可以在完善基础设施、支持研究开发、制定扶持中小企业政策以及创建公平竞争环境等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
三是发挥比较优势，明确定位。硅谷是独一无二的，即使在美国也无法再制造一个硅谷。因此，对于任何一个希望发展高新科技的地区而言，一定要从自身的比较优势出发，明确定位，才有可能取得成功。例如，剑桥利用其良好的基础设施的吸引创业企业，而班加罗尔和新竹科学园则发挥其拥有丰富的高素质人才以及劳动力价格便宜的优势，把自己的发展嵌入到硅谷中，成为硅谷的全球网络的一部分。F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