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后期，我们村成立了一所育红小学，孩子们上学不但不要学费，连课本都是免费的。可即便这样，顽固的父亲还是不让我上学。在他的观念中，上学一点用处也没有，挣工分糊口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他宁愿让我去放牛，去捡牛粪，也不让我上学。那时，我每次牵着牛绳看着那些背书包去上学的同龄人，都十分羡慕。
当时，我堂哥明子在育红小学教书，一天，他在路边看见我正在放牛，就问：“岗子，你怎么不上学？”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流了下来，抽泣着说父亲不让我上学。堂哥说：“我只知道二叔性子拧，可是没想到他会这么顽固不化！”他答应帮我劝劝我父亲，我高兴得跳了起来。
当天晚上，堂哥就到我家劝我父亲送我去上学，可是父亲就是油盐不进，始终不肯同意，还说堂哥读了那么多年书也没什么用，到头来还不是就做了一个孩子王。堂哥最后也没办法，气呼呼地说：“二叔，你的脑子就像花岗岩，真是太顽固了！”说完就摔门而出。此时，我正在门口偷听他们的谈话，见他们谈崩之后，我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
父亲是大队里的饲养员，负责饲养队里的几头水牛，农闲时怕牛生肥膘，每天早上都要牵着牛出去遛。这天，父亲出门遛牛，回来后从身上掏出一本书，高兴地说：“我正愁裹卷烟没纸，没想一出门就捡了本书！你看，还很厚哩，我一年的卷烟纸都够了！”我接过书来翻了翻，那本书的纸张已经泛黄，里边除了密密麻麻的文字，还有一些插图，画的人物是外国人的样子。
还没等父亲用这本书卷一支烟，公社里的红卫兵就“光临”我家了，说接到匿名举报，我家藏了一本禁书。很快，父亲捡的那本书就被他们翻了出来。这时，我们才从他们口中知道，那本书竟然是当时公开批判的“大毒草”――法国著名作家司汤达的《红与黑》。红卫兵不容我父亲争辩，就把他押到公社关了起来。
当晚，公社开批斗会，我看见父亲被两个红卫兵反剪着手押了出来，和那些地富反坏右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一起站在台子上，接受广大革命群众的批斗。那一晚，我看见父亲泪流满面。
母亲去求了大队书记，大队书记出面到公社证明我父亲大字不识一个，那本书确实是他无意间捡回来的，公社革委会的人这才将我父亲放了出来。父亲回到家倒头就睡，一连两天不吃不喝也不说话。
第三天，我还没起床，就听见耳边传来呼哧呼哧的喘气声，睁眼一看，是父亲坐在我身边。他一见我醒来，就说：“岗子，今天你不用去放牛了，去上学吧！”我正在怀疑是不是自己在做梦，父亲叹了口气，又补充一句：“要是咱家有一个识字的，你老爹怎么会傻乎乎的把那本‘大毒草’捡回家，还当个宝？！”我这才明白自己不是在做梦，不禁大喊一句：“爸爸真好！”
那天吃过早饭，父亲亲自送我去学校，刚到学校门前，就看见堂哥站在那里，好像早就知道我们要来。父亲顿时面红耳赤，扭捏地把我往堂哥面前一推，说了句：“明子，今后岗子就交给你了！”然后匆匆离去。
多年后，我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县高中，父亲很高兴，摆了几桌宴席，请本家亲戚喝酒庆贺。这时“文革”已经结束，人们终于敢说话了。堂哥不胜酒力，喝了几杯就有些醉意了，他端着一杯酒走到我父亲跟前，压低声音对他说：“二叔，现在岗子有出息了，我也终于敢说真话了，其实，当年是我把那本‘大毒草’放在你家附近的……”他还没说完，后背就挨了我父亲一巴掌，父亲小声骂道：“叫你小子陷害你亲叔！”
不过父亲随即又起身，端起一杯酒递到堂哥面前，说：“要不是当年你小子耍的小计谋，我家岗子怎么会有出息？这杯酒是二叔真诚感谢你的！”（责编：王 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