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说的“草根性”，是基于个人的经验感受，针对的是新诗完全从外移植引进过来，因而水土不服，无法深入普通中国人心灵。所以，当代诗歌应该完成其草根化、本土化的进程。
新诗真正被广泛接受，我觉得是只有到了21世纪初才发生，即70后、80后产生后，才比较彻底地完成其中国化、草根化过程，新诗才开始成为中国年轻一代的真实心理需要与精神追求，成为一个自下而上、逐步升华提高的过程。因此可以说，当代诗歌正处于一个上升状态。
这个过程还是一个激烈竞争、相互融化吸收、不断淘汰的过程，在这样的基础上，被逐渐得到公认和接受的具有独特天赋的个性化诗人和具有融合能力的优秀诗人脱颖而出，并得到广泛传播。而在我看来，新诗的真正希望正在这里。可以断言，当代汉语诗歌开始进入一种自然生长自由竞争相互融汇的良性状态。只有这样产生的诗人与诗歌才是真正经得起时代与历史考验的。
在这一缓慢的、逐渐变化的过程中，我觉得特别要强调三个事件具有重要意义：一是盘峰论战，负责诗歌启蒙的精英们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为此展开争论。刚才说了，朦胧诗本身是文化垄断的产物，其源头是“灰皮书”。在文化专制时代，只有高干高知才能看西方现代主义作品，受其启发，一部分具有天赋的青年开始文学探索。加上占据北京的中心位置便于传播，先在小圈子，然后通过公开刊物辐射。第三代虽然显得丰富多样化一些，但大部分还是向西方现代主义学习的延伸，按当时的说法，是“补课”。1990年代中后期盘峰论战就是一个标志，撕开了诗歌垄断的口子。是知识分子精英内部的分裂，一部分继续寻求新诗现代化，侧重于向西方学习，但他们寻求西方诗歌技巧与自身个人生活的联系，探索“叙事性”；另一部分主张要与中国普通民众相联系，吸纳中国本土资源，他们主张“口语化”，自称“民间”，其实他们并非民间，他们只是想代言民间。相当于，一部分强调诗歌写作的专业性，另一部分强调诗歌写作的公共性。但总体而言，仍然是精英化的知识分子，仍然主要注重对西方资源的吸取借重，但已由中西碰撞转向内部碰撞，是具有关键性的转折点。从这一意义上，盘峰论战值得肯定，撕开了诗歌垄断的一个口子，这个垄断以前是被学院、公开刊物和西方邀请的诗歌节等构成的，是对旧的诗歌体制与机制的突破。神秘感被破除，秩序从此被颠覆，旧有规矩被打破，诗歌再一次迎来众声喧哗的“狂欢”。这一事件，也揭示了原有的一套文学生产、传播、评价机制走入了一个死胡同。当代诗歌在此触底反弹，大撤退后大反攻。从此，拉开了当代诗歌由下而上的反弹。
诗歌界内部竞争碰撞，激发了一个空前活跃的局面，也刺激彼此互相关注吸取对方长处。但潘多拉的魔盒一旦打开，就再也收拾不住，再加上网络、手机等新技术应用和作用。新世纪以后，进入我称之为“草根性”诗歌时代。进入诗歌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相互竞争的阶段。现阶段，诗歌追求及主张很多，呈现多种诗歌路径，风格日趋多样化，但互不买账。在这一阶段之后，经过一种自由创造与自由竞争，在大混乱之后，也许就会出现融合性很强的被广泛接受的大诗人和诗歌。
第二个事件则是“打工诗人”的出现。前面说了，诗歌始终是精英们主导的，但其实，随着教育的普及，诗歌悄悄深入乡村城镇，悄悄深入普通中国年轻一代的生活和心灵。我觉得，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打工诗歌、打工诗人浮出水面，引起关注，比如郑小琼、谢湘南、许强、刘大程等。这些打工诗人大多出身于偏僻地域，却得益于时代开放，教育普及，能完成和大城市同龄人同样的诗歌启蒙与诗歌教育，接触并学习经典。然后在工业化最迅速的珠江三角洲经历时代风雨的洗礼与个人痛苦感受的抽打沉淀，完成了人生阅历与社会经验的积累，领悟和思考一系列或细微或重大的生活和心理问题。于是，众多外在条件和因素刺激他们的灵感和写作欲望，天赋与才气得到激发，诗歌创作处于一种喷发状态，得到诗歌同仁的关注与扶持。再通过网络，他们的诗歌获得广泛传播，最后也被主流诗歌界接受。这也证明了，只有自由生长并经过真正的激烈竞争后获得的承认，基础才是牢固的。如果只是因为天然占据一个高的起点与位置，即使短暂地获得声誉，也是靠不住的。打工诗人们在没有任何个人背景的情况下，迅速地难得地获得了学院、官方和民间乃至普通底层民众较为普遍的认同，这样的诗歌才有持续的生命力。与盘峰论战比较，打工诗歌和打工诗人的出现，说明新诗已经开始在普通民众之中扎根，并且在这一基础上，由下而上不断提升。
第三个事件就是“梨花体”、“羊羔体”事件。我觉得这恰恰说明不是大众远离诗歌，而是大众开始关注新诗，诗歌正在以一种奇特的形式重返大众的关注视野，重返文化和舆论的中心。同时，人们对新诗也有了自己的要求和标准。外来的新诗要本土化、草根化，必然地，要经历大众化、普及化的检验。在这一检验过程中，一些诗歌、诗人受到严厉审视、挑刺儿，几乎是必然的现象。只有经历大众挑刺儿、精英审查，当代诗歌才可能获得一个更广泛的接受面，达到最大的接受程度，才可能出现诗歌的高潮。甚至，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还有来自国际诗坛的认可的问题，新诗必须经历这一切，这也是它的命运。
新诗走到这么一个阶段，产生这么一些新的情况和现象，我个人称之为“草根性”：一种自由、自然、自发的诗歌写作出现了，一种日常化的深入普通人生活和心灵深处的诗歌写作出现了，一种由天空而来的诗歌终于接地气了。我所说的“草根性”，是基于个人的经验感受，针对的是新诗完全从外移植引进过来，因而水土不服，无法深入普通中国人的心灵。所以，当代诗歌应该完成其草根化、本土化的进程。因此，我强调一种基于本土传统，从个人切身经验感受出发的诗歌创作，也就是“草根性”。所谓“草根性”，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指一种自由、自发、自然的，源于个人切身经验感受的原创性写作。其实，“草根性”并非对诗歌的最高标准，只不过是对新诗的一种基本要求而已。就像当年惠特曼等人为摆脱英国诗歌而强调美国诗歌一样。“草根性”是诗歌的本体艺术自觉的必然产物。就像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的发展历程，就是每当文学从高潮走向低潮，面临僵化、模式化、八股化时，文学的本体自觉就会使之重回起点，再度“草根化”，向下吸取地气。同时为当代诗歌奠定一个广泛的扎实的基础，再度走向新的创造与辉煌。
在我看来，“草根性”具有这么几层涵义：一，由于教育的普及，为文化民主化创造契机，这一次的诗歌浪潮是从下而上的，具有更扎实的基础，大量底层诗人甚至农民诗人、打工诗人出现可说明这一点。新诗历经90年，终于深入中国最底层。二，网络及手机等新媒体的出现，为诗歌的自由创造与传播奠定技术条件，开辟一个更大的平台。在理论上，一个身处边缘乡村的诗人和北京、上海、纽约的诗人可以接收同样多的信息和观念，进行同样多的诗歌交流；同样，优秀的诗歌也可以在一夜之间传遍全世界。三，新诗90年，也是一个不断积累发展的过程，思想上技巧上都有明显变革。再加上开放与全球化背景，当代汉语诗歌在短短30年中大量吸收消化了中国古典诗歌、西方现代诗歌、前60年新诗三大传统，到了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阶段，一定会有一批突出的诗人横空出世。这几乎与盛唐初期极其相似，一批具有“布衣感”的贫寒之士，借助唐代的开放氛围和上升气势，积极进取，共同开创了盛唐气象，林庚先生因此称盛唐诗歌为“寒士文学”。
关于“草根性”，用一位诗人最形象也最恰如其分的一句话描述就是，如果说朦胧诗是当代诗歌的第一声春雷，那么，现在大地才真正觉醒，万物萌发，竞相争艳，生机勃勃。
责任编辑 王秀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