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中国人离不开酒。无论你属于哪行哪业，无论你爱喝与不爱喝，酒都是每个人走向成功的一把金钥匙。有人为了商业的合作酩酊大醉，有人为了职位的高迁烂醉如泥,在形形色色的潜规则面前酒成了维系各级各类人之间关系的重要纽带。在中国要办成事，不喝酒几乎是个笑话。对待我们身边这种奇特的现象，经济学如何给予必要的解释――为什么中国人离不开酒？为什么不喝酒办不成事？酒文化的深入民族精髓给经济、社会的发展又带来什么影响呢？文章对上述问题作探讨。
关键词： 酒 潜规则 润滑剂
事实上，中国真正成为“酒国”的步伐是和改革开放的步伐一致的。迫于粮食和人口的紧张关系，1979年之前国家对酒类饮品是实施专卖政策的。改革开放以来，酒的产量和销售量持续攀升，其增长率与GDP的增长率呈高度正相关。（孙杰，2001，《中国酒》）据估计，现在中国人均饮酒量是1978年的四倍，仅啤酒一项的产量已经在2002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达到2386.83万吨，这还是在没有完全开发出广大农村市场的结果。（见表一）
综合以上两个表格,我们不难发现近年来我国啤酒生产的态势：首先是啤酒的产量逐年上升（表二），其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的走势很相像，呈现“∧”形状。1997年为一个高峰后跌入低谷，进入21世纪后逐年上升。然后是产量分布呈现东、中、西部不平衡，边远和欠发达地区所占份额明显偏低，这也与我国经济发展布局相似。对于这种结果，我们一般仅仅从经济发展本身找原因，但为何啤酒产量的年增长趋势、地域分布态势与实际经济发展如此相似？消费决定生产，从这方面讲是否有更加深层次的原因导致这种态势？
先来看国人为何如此好“酒”。中国是举世无敌的酒文化大国，柏杨曾说中国的文化是个“大酱缸”，只要跳进去，谁也摆脱不掉。换个角度思考，其实中国文化也是个“大酒缸”。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善饮变成了人人都羡慕的绝技。很多我们今天引以为豪的历史名人几乎都与酒有关系：陶渊明、诗仙李白、草圣怀素、东坡先生……这些酝满文化酝满酒香的名字，他们遗留下来的精粹更是一种制度的化石。国人“好”酒，其实是心理焦虑的一种表现，科学表明：当一个社会对可以产生依赖性的物品（最典型者如毒品还有酒类等）需求增大时，证明这个社会的大多数成员的焦虑情绪在增大，而不仅仅是经济水平或精神生活得到提高的表现。很多人酗酒只是为了逃避现实，得到短暂的欢愉。除上述原因以外，我认为国人如此好酒是制度尤其是政治制度使然――可以从酒这个特殊的物品中折射出中国历史转型的轨迹，从某种意义上说，酒文化之所以在今天能复兴，这与中华文化的复兴有关，但更深层的应该是中国特有的制度构建为这种复兴提供了基础。（因为文化是制度的化石）
在古代中国，征伐和祭祀是国家主要的两件大事，而香醇的美酒是献给祖先和神灵的最好礼物，因为人与人间社会等级森严，在平常的交往中往往受到“礼”的束缚，所以为了缓和这种气氛，必须在制度的建立中增加和缓的空间。制度允许人们在酒桌上“貌似平等”，还专门起了个名字叫“酢”，即酬和宾客的意思。“酢”的盛行，反证了社会等级的森严，人们越是对酒宴的渴望，越是证明社会等级的森严。古代的乱世或者高压专制下，极易引发老百姓尤其是知识分子对酒的向往。我们今天说中国的封建专制如何严重，去看看典籍里“酒”的分量就知道了，就算在国人深刻缅怀的盛唐年代，把当时人的诗歌拿来压榨，总可以得到不少的酒来（台湾作家洛夫语）。时至今日，“酢”的力量越来越大，只不过更多的是“公酢”，经济意涵更加深重。据说某年全国公款喝酒共花掉800个亿，这些酒的体积相当于两个西湖。有酒好办事，在时下已经是公开的秘密，那些每天疲于应酬的人其实也苦不堪言，他们喝酒已经不是享受而带有更多更深的功利性，为别人而喝，为单位而喝……喝坏了身体，甚至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难道我们还生活在封建专制统治下“借酒浇愁”，显然不是。不喝酒办不好甚至办不成事，这只能说明某些制度的建立有问题，就像一部机器，如果造得不好或者年久失修，就必须加以润滑才能继续运转。
从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来看，任何一种制度的设立必须最大限度地降低交易成本才是有效率的，反之就是低效甚至无效。国家是个巨大的制度系统，为了维持正常运转，润滑剂是必要的，但如果没有它或者少了它就大大减低系统的运行效率则说明系统本身有问题，润滑剂的使用应该是少量的间隔性的才正常。可我们现在看到的事实与理论的预想有很大出入。酒宴已经催生了一个中国第五大产业――酒业，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惊讶，外国人经常批评我们政府的低效，还不习惯我们在酒桌上谈生意，比如人家是合同签后再宴饮以示庆祝，我们是自始至终有酒作陪。这明显提高了交易成本，尤其是当政府与私人或者社会团体打交道时，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风气已经在全社会得到认可，实际上就使整个社会的交易成本无形中提高了。也许很多人会反对如此说法，他们认为虽然社会在这边增加了交易成本，不利于经济的发展，但在另一面，则催生了一个庞大的产业，解决了成千上万的人的就业问题，其社会效益足可以抵消因过度宴饮导致的损失。诚然，经济学不是万能的，一个制度的有效率与否也不能仅仅考虑能否最大限度地降低交易成本，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但如果仔细来算由于过度宴饮引起高交易成本在社会的各个层次角落滋长发芽，就会发现其间接经济损失一定远比酿酒业的产值要大，即使把后者带来的稳定社会的价值也算在内。因为政府行为的示范效应在中国社会是极其大的，“无酒不成事”的后果会让社会本身衍生出另一套“潜规则”，表面的公开的一套规则和另一套真正能办成事的规矩，一个社会要维持两种不同“规矩”互不侵犯且正常运转其成本就会翻番。上文提到的GDP增长趋势和啤酒产量增长趋势高度正相关的实际，正好说明中国的GDP的高速增长，除了是以牺牲环境、导致一定程度的社会不公为代价之外，其实更深层的是以延缓制度尤其是政治制度的变革为代价的，在制度的低效背景下，经济高速的增长又反过来将资源的浪费推到一个新的顶点。两者的正相关，还说明中国的市场经济远没有达到预想的让资源优化合理配制的地步，政治对经济发展的控制力量仍然较为强大，官场的过度宴饮越厉害，则对经济的刺激越大，说明政府力量与民间经济集团的交易越多，交易量也越大，反之，很可能就是经济吃紧。
真正吸引人和启发人的经济学应当是能使我们发现身边那些蕴藏于日常生活中最朴素真理的经济学。在对身边日常生活中过度宴饮的考察中，发现酒作为一种特殊的制度润滑剂，其在更底层的制度学意义上实际上昭示着中国改革进程的复杂和艰难。从更长时段的经济史角度而言，它也是中国如何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尤其是国家核心制度的转型过程中的一个标签，而且是个很微妙的标签。
参考文献：
［1］［美］道格拉斯?C?诺斯著.陈郁译.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2］卢现祥.新制度经济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
［3］孙杰.生命之树常绿――2001年一季度中国酒业发展随想.中国酒，2001，（3）.
标签：壶里乾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