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地开始了，全国红卫兵开始了革命大串联，坐火车不花钱，全国各地跑。 我上学的东城府学胡同小学里住满了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我当时还是小学生，记得学校已经停课，学校的教室全部腾空，里面铺上干草和席子，以备红卫兵们入住。尽管住宿条件是如此简陋，但学生们都有国家发的新被子和新军大衣，吃饭也不要钱。
红卫兵最向往的地方自然是首都北京，大家都有一种要见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强烈愿望。红卫兵是分期分批来京的，来京后活动几天就会被动员返回，不然人太多，连最基本的住宿都解决不了。记得国庆节前夕，外地红卫兵都不肯走，想等着参加国庆游行去见毛主席。不过天安门前正式的游行队伍是不能让外地学生参加的，只能是庆祝游行后再组织他们走过天安门。
那个年代的国庆节游行，凡是北京的学生都有机会参加。从小学生、中学生到大学生都有各自的任务。国庆节能到天安门参加庆祝活动，对每个学生来说都是很荣幸的事，但由于人数的限制，并不是人人都能被选中。
选拔标准在“文革”前后也略有差异。“文革”前，重在挑三好学生，其中学习好又是最重要的因素，学习不好的学生基本没机会参加。“文革”开始以后更注重的是学生的家庭出身。当时学校基本不上课了，在学校里叱咤风云的大多是出身比较好的红卫兵，所以庆祝任务自然就是这些红五类了（出身是革命军人、革命干部、革命烈士、工人、贫下中农这五类）。1966年国庆节我参加了庆祝活动，虽然之前之后这类活动参加过几次，但这次却给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我们的任务是通过队形队列变换进行组字，就是上万学生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与天安门之间的大片广场上组成有变化的字符，使人山人海的广场上变换着当时流行的各种标语或口号，象“毛主席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等（现在的大型庆祝活动中组字仍然是重要环节）。
9月30号晚12点以前，我们最早进入天安门广场（场内队伍必须最先进入广场）。9月底的北京夜晚已经很冷了，我们的服装是白衬衣花裙子，记得我还被选中护旗，在组字队伍最前面是一排少先队队旗，旗手是一个高个儿的男孩，另外有两个小姑娘护旗。当时我还挺得意的，因为服装是发的，白上衣和红色的背带裙，更重要的是站在前面可以见到毛主席，又可以无遮挡地“检阅”游行队伍，那是多大的荣幸啊。那天晚上不让我们穿大衣，因为没地方放。我们这一群十来岁的小学生坐在广场中央冰冷的水泥地上，冻得哆哆嗦嗦，又冷又困。
好不容易熬到天亮，但凌晨更冷了，我们挤作一团，什么都顾不上了。冻了一晚上，孩子们又冷又饿。爸爸为我带来了从“合义斋”买的肉包子，但天气太冷，冰冷冷的包子很硬，里面的油都凝住了，很难下咽。
从天亮到10点庆祝活动开始真是很漫长，仿佛时间静止了，每一分钟都在煎熬中。好不容易熬到毛主席登上天安门城楼，可我们的热情已经被这寒冷的夜晚淹没了。更难忍受的是找不到厕所，就是找到了我们这些小孩儿也挤不进去，有的孩子实在憋不住就随便找个地儿方便了。
本来期待着可以在最前面看游行彩车，但一夜没睡觉且又饥寒交迫的我们早已没了这种心情。快到中午时又是烈日当头，广场上无遮无掩，快把我们晒成干儿了，哪里还顾得上组什么字，看什么热闹，都东倒西歪地躺在地上睡觉。整个由少先队员组成的组字队伍几乎完全不听指挥，毫无秩序可言了。我想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一定会发现纪念碑前的组字队伍一片混乱。好在孩子们的头脑里没有什么政治内容，大人或组织不会对我们上纲上线戴高帽，毕竟还是一群不谙世事的孩子，而且饥寒交迫地在困乏中冻了一夜，已经累得拿不起个儿了。
中午12点，好容易盼到游行队伍过完了，谁承想后面还有大批全国串联来的红卫兵。我们迷迷糊糊地躺在地上，一直到下午三点串联队伍才过完，最后是场内队伍涌向天安门。我们这群残兵败将似的孩子，用尽全身最后一点力气互相拉着拽着往天安门前涌，广场上到处是垃圾和踩掉的鞋子，一片狼藉。
在一片混乱中，我挣扎着离开了广场，却没有力气走回家了。国庆节那天北京基本没有公共汽车，只能从天安门走回家。我家住在北京城北边，离天安门8站地，我感觉自己已是半昏迷状态，包子也吃完了，走几步就得坐在马路牙子上歇一歇。就这样走走停停，一直到天黑才到了家。
爸爸妈妈在家里等得非常着急，以为我走丢了。3点多散场，7点多才到家，到家后我已经没有力气说话，一头栽到床上，一觉就睡到第二天下午，这是我生命中最长的一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