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楼会议的召开 七千人大会之后，1962年2月中旬，为制订1962年年度计划，刘少奇同志听了财政部的汇报，从中了解到：七千人大会期间财贸办公室所作的关于1961年财政信贷执行情况和1962年如何实现中央“当年平衡，略有回笼”方针的报告，并没有揭露矛盾、解决问题。实际上，1961年有50亿赤字，财政收支不能平衡；1962年的财政预算和信贷计划也存在很大的赤字，商品供应同社会购买力之间有很大的逆差。这引起少奇同志的高度重视，决定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经济工作：分析经济形势，讨论1962年国家预算。
会议于1962年2月21日至23日举行，由少奇同志主持。会议的地点在中南海西楼，所以后来称为西楼会议。我列席了这次会议。
少奇同志在会上讲话。他说：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对当前形势的估计，少奇同志说：现在我们的困难还没有过去，困难还大，还没有到谷底。他用了一个触目惊心的字眼：非常时期。他说：“现在处于恢复时期，但和一九四九年后的三年情况不一样，是个不正常的时期，带有非常时期的性质，不能用平常的办法，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
在讨论中，陈云同志对当时的经济形势和克服困难的办法作了一个重要讲话。他对经济形势的看法、对困难的估计，同少奇同志是一致的。陈云同志的讲话得到少奇同志的肯定和支持，其他同志也都赞成。少奇同志确定，要陈云同志把他的意见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讲一讲。
会后，我回到钓鱼台住地，向马洪、梅行、王力、何均、房维中等秀才们讲了刚刚听过的陈云同志西楼讲话，以及要专门召开国务院全体会议，请陈云同志讲一讲的信息。我们还商量这个会大家都去，不要坐在一起，坐到会场的各个方位，听到讲得好的地方，就带头鼓掌，形成一种对陈云同志讲话热烈拥护的气氛。
陈云在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上的报告
1962年2月26日，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在国务院小礼堂召开。先由李富春、李先念同志作报告，富春同志讲工业情况、建设速度问题，先念同志讲财政、信贷、市场问题。接着是陈云同志的报告，题目是《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
陈云同志指出，“目前的处境是困难的”，“目前的困难是相当严重的”。财政经济方面的困难表现在五个方面：(1)农业在近几年有很大的减产；(2)已经摆开的基本建设规模，超过了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性，同现在的农业生产水平不相适应；(3)钞票发得太多，通货膨胀；(4)城市的钞票大量向乡村转移，一部分农民手里的钞票很多，投机倒把在发展；(5)城市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吃的、穿的、用的都不够，物价上涨，实际工资下降很多。陈云同志讲了困难，也讲了克服困难的有利条件。对采取哪些办法来克服困难，陈云同志提出六点意见：(1)把十年经济规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恢复阶段，后一阶段是发展阶段；(2)减少城市人口，“精兵简政”；(3)采取一切办法制止通货膨胀；(4)尽力保证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5)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农业增产；(6)计划机关的主要注意力应该转移到农业增产和制止通货膨胀方面来。
陈云同志的讲话受到大家热烈欢迎。陈云同志讲到了那种谁都了解，但谁都不敢讲的看法；还有那些大家都觉得是问题，但谁也没有本事讲清楚，谁也拿不出解决办法的情况，陈云同志这次也讲得清清楚楚，拿出了具体切实的办法。用不着秀才们带什么头，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我们的掌声早已被大家的掌声淹没了。会场上的那种气氛真是感人啊!
陈云同志真是有高招。比如，用卖高价商品的办法，来回笼钞票，制止通货膨胀，就是在这个报告中提出来的。再如，关于保证城市人民最低生活需要，他提出，“分几步做到城市每人每月供应三斤大豆”。他算了两笔细账：1亿城市人口，实行这个办法，每年需要30亿斤大豆。我国这两年的大豆产量是120亿斤，拿出30亿斤来供应城市是可能的；据计算，每人每天最低需要70克蛋白质，1斤粮食含蛋白质45克，1斤蔬菜含5克，1两大豆含20克。在缺少肉类和蛋品的情况下，用大豆来补充营养，是一个比较可靠的办法。
听了陈云同志的报告，我和大家的感受是一样的，都觉得这下困难总算估计够了，这才真是唯物主义啊!困难讲清楚了，跟着解决的办法也会有的，就有希望了。
关于传达办法的讨论和中央批转陈云等报告的指示
国务院报告会后，中央书记处开会研究怎么传达。当时好像有一种意见，只传达陈云同志的讲话。彭真同志说：三个人讲话，只传达陈云同志一个人的，不好吧?邓小平同志立即作出决断：这个事简单，三个人的讲话，一起都传达。
中央书记处的意见报到少奇同志那里。少奇同志提出：陈云同志的讲话，大家很欢迎，恐怕要转发全国。这样就要起草一个中央《关于批转陈云等同志讲话的指示》(以下简称《指示》)。于是，少奇同志又在西楼召集会议，讨论《指示》涉及的有关问题。我列席了这个会议。
会上就几个重要问题上展开了讨论，达成了共识。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形势问题。彭真同志提出：这同七千人大会上对形势的估计不同。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讲：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现在把陈云同志的意见转发出去，就成了一种新的情况、新的分析，这样好不好?少奇同志回答：一个会议做一种估计，后来认识发展了，情况变化了，又做一种估计，在党的历史上不乏其例，有的是啊!问题是这个意见、这个判断符合不符合实际。对当前形势总的判断的提法问题，会议肯定少奇同志的判断，并采用“非常时期”的提法。《指示》开头就指出：“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以后，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于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开会讨论了财政、金融、市场以及目前整个经济形势的问题，认为目前财政经济的困难是很严重的。”《指示》说：“这次常委扩大会议，检查了财贸办公室在一九六二年一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向中央所作的关于一九六一年财政信贷执行情况和一九六二年如何实现中央‘当年平衡，略有回笼’方针的报告，认为这个报告并没有揭露矛盾，没有解决问题。实际上，一九六二年的财政预算和信贷计划有很大的赤字，商品供应同社会购买力之间有很大的逆差。”如果不正视这种情况，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坚决扭转这种局面，财政经济的困难还会更加严重。《指示》指出：“应当说，我们现在在经济上是处在一种很不平常的时期，即非常时期。”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十年规划两个阶段的提法问题。关于非常时期的主要任务，没有不同意见。陈云同志把十年规划分为两个阶段，大家也都赞成。但这两个阶段的目标、任务的提法，有 不同意见。
陈云同志讲话中说：“前一阶段是恢复经济的阶段，后一阶段是发展阶段。”他还讲，我们现在进入了一个恢复时期，恢复时期要准备长，争取快。准备四五年，争取快一点，少一两年更好。
是用恢复时期，还是用调整时期?彭真同志不赞成用恢复时期。小平同志做了一个折衷，说：对外讲调整时期，对内讲我们进入一个恢复时期。《指示》作了这样的表述：“为了语言上的一致，中央认为，今后十年，应当分为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是调整阶段，主要是恢复，部分有发展；后一阶段，是发展阶段，主要是发展，也还有部分的恢复。有了前一个阶段的调整，才能有后一阶段的发展。只有这样划分两个阶段，才能使任务明确，步调一致。”特别说明：“前一阶段主要是恢复这一点，一律不要向外讲，在党内和党外，仍然一律称为调整阶段。”
第三个问题，是指标问题。计划指标、基建指标等各项指标制定的原则，陈云同志讲平衡。少奇同志讲，多年来我们都是讲高指标，以为这样可以激发群众的积极性，结果不能实现，反而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我们如果定一个低的指标，多少年后超额完成，不但不会伤害群众的积极性，反而会激发群众的积极性。他赞成订一个低指标。大家都同意。因此，《指示》强调要缩小基建规模，降低生产指标，指出，只有划分两个阶段，才能使任务明确，步调一致，“否则，大家就还只想着发展，而且只想着重工业的发展，硬撑着架子，不愿意缩小基本建设的规模，不愿意降低某些重工业的生产指标。这就不能真正体现农轻重的方针，不能真正体现从六亿多人口出发的方针，不能完成首先解决吃穿用的任务；这对于克服目前的严重困难，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是极为不利的。”
会上确定，这个指示由我执笔起草。我起草好后交给少奇同志，他做了一点修改。3月12日，少奇同志又在西楼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和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批发陈云等同志讲话的指示》。
向毛主席请示
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一致通过以后，少奇同志很慎重，说：我们这个会对形势的估计，解决问题的办法，确实与七千人大会有所不同。主席在外地，这个会没有参加，我们大家同意的这些新的意见，需要送给他看，征得他的同意。他同意了，我们就发；他不同意，我们再议，再讨论。大家都赞成少奇同志的意见。
那时，毛主席在武汉。3月16日，少奇同志、周总理、小平同志就从北京飞到武汉，带去了文件。17日，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汇报以后，少奇同志他们就回来了。回来的当天晚上，少奇同志给我打电话，说：文件送给主席看了，口头上也向他汇报了，主席同意我们的意见，主席同意了。电话里听得出来，少奇同志非常高兴。他要我明天到他那里去，对这个批语再斟酌一下。
原来《指示》里有这样的话：对陈云同志等三人的报告进行讨论时，有些部门、有些同志有不同意见，这是一种正常现象。少奇同志说：对于提出不同意见的人，是不是要把彭真同志的名字写上?我说：这样恐怕不好吧，不加为好。少奇同志说：好，不加。这样，3月18日，这个《指示》就发出去了。
成立中央财经领导小组
就在讨论、确定要转发国务院会上陈云等三人报告的时候，中央常委提出：现在看来有必要重新成立中央财经小组。3月13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财经小组组长由富春同志担任，成员有陈云同志、周总理和其他一些人。
我们这些集中在钓鱼台的秀才平时议论，形成了一种看法：经济工作需要组织一个司令部，司令员最好是陈云同志，政委最好是小平同志。听说现在要成立财经小组，由富春同志当组长，大家认为还是陈云同志当组长好。我当然也非常赞成这种意见。大家就鼓动：你去提意见啊，你代表我们去提啊。他们要我去向少奇同志反映这个意见。
为慎重起见，我先去找康生商量，看可以不可以去提。那天怎么也找不到康生。于是只好找陈伯达。电话打过去，陈伯达要我立即到他那里去。我把秀才们的意见说了。他表示完全赞成，说：你现在就去找少奇同志，我给你打电话联系。说着，陈伯达就拿起电话来，那时已经快晚上10点钟了。王光美同志接的电话。陈伯达说：邓力群同志找少奇同志，有点意见要反映，是否现在能够就去?王光美同志问少奇同志，少奇同志说：可以来，现在就来。
当天晚上，我到少奇同志那里把意见讲了。我说这些话是代表大家的意见。当时，我很激动，说：搞不好，我们可能还要陷入更大的困难。说着说着，我掉了泪。我说：对富春同志，我一向很尊敬，但根据以往的观察，还是由陈云同志来当组长好。少奇同志赞成我的建议，对我表示鼓励。
第二天，少奇同志即找陈云同志谈话。开始陈云同志不愿意，理由是：富春同志当组长合适，自己作为一个成员，也不妨碍把意见讲出来，这样与富春同志的关系好处。后来，周总理告诉我，少奇同志当时跟陈云同志说：我支持你，一直支持你到底。周总理说：没想到少奇同志下这么大的决心。
4月19日，经刘少奇提议，中央决定，由陈云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李富春、李先念为副组长，周恩来、谭震林、薄一波、罗瑞卿、程子华、谷牧、姚依林、薛暮桥为成员。
选编《陈云同志几年来有关经济建设的一些意见》
决定由陈云同志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以后，少奇同志出了一个主意：你们去把陈云同志关于经济工作的意见选编一下，印发给大家学习参考。政治局会议同意少奇同志的意见。
会后，少奇同志让我负责这件事。秀才们都很积极，选编了十几篇陈云同志解放后至1961年以前的文章和讲话，都是同当前工作关系比较密切的。先起了一个总题目，叫“陈云论经济工作”。何均表示异议，他说：七千人大会已经发了一个《毛泽东同志论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和在两条战线上的斗争》，现在又来一个“陈云同志论经济建设”，把陈、毛并列，两论并提，不好。这样，就改成《陈云同志几年来有关经济建设的一些意见》。
在选编的过程中，我们找了周太和同志。他当时是陈云同志的秘书。周太和同志回话说，把中央选编陈云同志关于经济工作文章、讲话的决定报告了陈云同志，他不赞成。我把陈云同志的意见又向少奇同志报告。少奇同志说：印发的份数少一点，只印发政治局常委、书记处各同志和财经小组成员。这样，总算编成了。文章和讲话一共15篇，大概10来万字。另外搞了一个提要，大约1万多字。共印了30份，于1962年4月17日发出。
4月16日，少奇同志专门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最近，我要邓力群找陈云同志几年来有关经济工作的一些意见来看，他找来了，并搞了一个摘要。我只看了这个摘要。现特送上，请主席看看。此外，陈云同志在今年三月七日财经小组会上的讲话，也提出了一些很重要的意见，很值得一看。以上几个文件，已要办公厅发给中央常委、书记处和中央财经小组各同志。是否还要发 给其他同志?请主席阅后酌定。再征求陈云同志意见。
这个材料，毛主席看了没有，搞不清楚。一直到这年的七八月间，在北戴河，田家英到毛主席办公室去，看到还摆在桌子上。其时，陈云同志已提出分田到户的意见。田家英对毛主席的机要秘书说，把那份东西撤下来吧。
陈云在第一次中央财经小组会上的讲话
1962年3月7日，召开第一次中央财经小组会议，陈云同志在会上讲话，我记录、整理。这篇讲话已经收在《陈云文选》里面。重要的那些话，都是陈云同志讲的。
陈云同志讲了七个问题，着重讲的是计划(长远计划、年度计划)和平衡问题。他讲：自己多年负责管计划工作，在计划工作方面主要抓两个要点，第一个是基本建设规模的大小，第二个是职工人数和工资总额。他说：基本建设投资和劳动力这两条管住了，计划大体上也就管住了，就不至于出乱子。
关于基本建设，他强调综合平衡，认为综合平衡必须从现在开始，今年的年度计划就要搞综合平衡，开步走就要搞综合平衡。他说，建设规模的大小，不取决于我们的主观愿望，而决定于我们现有的物资、材料。他说，在财经委员会的时候，采取的办法就是“砍”，“砍”到国家财力、物力特别是农业生产所能承担的程度才定下来。
至于按什么“线”搞平衡，陈云同志主张短线平衡。他说，过去几年，基本上是按长线搞平衡。这样做，最大的教训就是不能平衡。结果，建设项目长期拖延，工厂半成品大量积压，造成严重浪费。在这方面，这几年的教训已经够多了。按短线搞综合平衡，才能有真正的综合平衡。所谓按短线平衡，就是当年能够生产的东西，加上动用必要的库存，再加上切实可靠的进口，使供求相适应。一定要从短线出发搞综合平衡，这样做，生产就能协调，生产出来的东西就能够配套。配了套才能做大事情，不配套就只是一堆半成品，浪费资金。针对有些人说他的综合平衡是消极的平衡，陈云同志说：我与那些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搞长线平衡，我是搞短线平衡。这个短线也不是只考虑现有材料和物资，而是考虑了各种可能的因素：能增产多少，能动用库存多少，能从外国进口多少，等等。这已经考虑到各种可能性了，因此它才是一种可估的平衡，也就是一种可能实现的平衡，所以不能叫做消极的平衡，而是积极的平衡。
关于掌握职工人数和工资总额，陈云同志说：每年大家都要求增加人，我卡得很紧。人进来容易，出去很困难。进来了，就得发工资，供应吃、穿、日用品。因此就要考虑多发钞票，而后又要考虑能否买到等量的物品，购买力同我们库存商品的供应能否平衡。职工总数不仅是生产单位增加的职工，还包括基建规模扩大增加的职工，他们的工资、待遇很多都可转化为购买力。所以，职工总数和工资总额所形成的购买力，同我们商品供应的实际情况能否平衡十分重要。能够平衡，物价才能稳定，不能平衡，物价一定会发生波动。
陈云同志的这次讲话不长，但抓住了要领，即所谓抓住了牛鼻子。过去的、后来的经验，都证明他这篇讲话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他的办法是切实有效的。他的这篇讲话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
周总理出席了这次会议。在陈云同志讲到“今年的年度计划要做相当的调整，准备对重工业、基本建设‘伤筋动骨一’时，周总理插话说：“可以写一副对联，上联是‘先抓吃穿用’，下联是‘实现农轻重’，横批是‘综合平衡’。”
关于以农轻重为序的指导思想
说到这里，要讲一讲关于制订国民经济计划、发展国民经济应该以农、轻、重为序的指导思想问题。这是毛主席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创造。
(一)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关系的思想
早在1956年春天，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就提出：“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必须处理好。”他指出，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因而市场上的货物不够，货币不稳定。我们对于农业、轻工业是比较注重的。”“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还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还说：注重农业、轻工业，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采取这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
(二)毛主席提出“以农业为基础”
大约是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1958年5月5日至23日)前的一次书记处会议上，我记得很清楚，讲到工业和农业的关系时，传达毛主席的话说，我们的工农关系要以农业为基础。参加这次书记处会议的有周总理，他当时说：恐怕还要加一句，以工业为主导。后来，对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就形成了比较规范的两句话：“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
(三)毛主席提出以农轻重为序
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7月上旬庐山会议前期，毛主席着意纠“左”。他总结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在指出经济工作还是要搞综合平衡的同时，提出计划安排要以农轻重为序。他说：过去计划安排以重、轻、农为序，证明是不正确的。现在要改为以农、轻、重为序，重工业要为农业、轻工业服务。
毛主席讲了这一重要指导思想以后，叫陈伯达通过《红旗》杂志编选了一个《马克思论农业为基础》的材料。
(四)陈云探索怎样以农轻重为序
毛主席关于以农轻重为序的指导思想传达以后，很多经济部门及其领导干部都照本宣科传达、宣讲了一遍。但究竟如何实现农、轻、重为序，没有什么具体的路数。只有陈云同志与众不同。
在毛主席讲了要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工作以后，陈云同志用了几年时间在中南几个省进行经济调查，解决怎样以农、轻、重为序的问题。
关于调查的情况，我听说是这样的：
陈云同志主要到湖南、河南两省调查，着重调查一个问题，即城市与农村人口的粮食分配问题。
陈云同志首先问：以农业为基础，就是以一半为基础。全年全省粮食生产总量是多少?农民口粮、牲口用粮以及种子粮一共需要多少?扣除这些以后，农村中真正剩余的粮食，即可供城市人口吃用的粮食究竟有多少?然后他再问：河南全省人口，包括城市人口，究竟有多少?包括副食品在内，需要多少粮食?这样一算账，河南城市人口所需要的粮食远远超过农村所能供应的水平。怎么办呢?一个办法是降低城市人口的粮食供应水平。那几年城里人也出现浮肿病，就是这种做法的结果。另一个办法是加重农民的负担，即从农民口粮、饲料粮、种子粮中挤出一部分去供应城市人口，那样势必造成农村人瘦、地瘦、牲口瘦。这两个办法都不是办法。陈云同志提出，唯一可靠的办法就是减少城市人口，让他们下乡。就当时中国的生产力而言，这些人起码可以种几亩地，自己管住自己这张嘴巴，不会增加别人的负担。这样，陈云同志1961年5月31日在中央工作会议提出一个建议：精减职工和动员城市人口下乡。第一次提出是减少700万人。实际上最后减少了20007／人。
陈云同志从这样一个角度来搞清楚怎样以农轻重为序，寻找到了出路和办法，把实际工作与理论结合起来了。后来，周总理作关于1962年计划调整的讲话，就是陈云同志这个思路的发展。一旦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说起来也并不复杂，就是用缩短工业和基本建设战线，精减职工和减少城市人口，来加强农业建设和发展农业生产。当然，做起来很不容易，要克服许多困难。
(责任编辑 汪文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