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转基因技术的应用，的确给人类带来了较多的方便与利益，但与此同时,它也对社会伦理道德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引起了人们的担忧。本文通过对转基因技术及食品三方面的伦理问题进行分析，旨在唤起我们对它的高度重视，以便更好的促进转基因技术及其食品推广应用的健康发展，使之更好的造福于人类。
关键词：转基因食品 伦理 食品技术
1983年, 美国利用转基因技术获得第一例转基因作物―转基因烟草；1994年, 美国实现第一例转基因植物―延迟成熟转基因番茄的商业化种植；随后，转基因作物在美国、阿根廷等一些国家逐渐推广, 中国也种植着少量的转基因作物。目前, 转基因技术的应用与百姓的生活日趋紧密,上市的转基因食品也已达几千种。但是，在人们一如既往地追求它带来的财富和便利，享受丰富的物质世界时, 也有许多风险和负面影响，转基因技术的应用对社会伦理道德也带来了一定的冲击。因此，对转基因食品伦理问题的研究成为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热点。
一、安全问题
美国某研究中心的实验报告指出，与一般的大豆相比，在抗除草剂的转基因大豆中，防癌的成分――“异黄酮”减少了。我国学者贾士荣、刘谦等也从转基因食品的毒性、过敏性、抗性标识基因的抗性以及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了相关研究，认为转基因食品短期内对人类健康的危害不大，对生态环境却有一定的影响。国内外学者们对转基因技术及食品的安全与否存在较大的分歧，并形成了两个截然相反的观点――支持和反对转基因技术及食品的发展，双方都持有相关的证据来加以证明各自的观点。
从双方的争论中，不难得出以下结论：转基因技术及食品的发展的确存在问题，只是目前的科技还不足以得出比较准确的结论并对它们进行审判。它对人类短期的、直接的健康问题影响较小，但长期的、间接的影响依然很难定论，同时，它对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破坏的可能性较大，如果没有控制好，很可能会引起意想不到的严重后果。同时，转基因技术人的控制性和危险性甚至更大，对人性的消解也是相当明显的。人性在基因技术的挤压下可能变得更加扭曲，人的生存质量和生命价值也受到转基因技术的严峻考验。
因此，关于转基因技术及食品是否安全的结论，取决于特定社会环境下，人们究竟把哪些价值目标置于优先的地位来加以考虑。在如今这个人们普遍对健康和安全的考虑优先于对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力的追求的时代，围绕着诸如转基因技术这类充满风险的高新技术所产生的伦理争论的热点问题，人们亟需找到一条解决这类伦理争论的具有决策指导作用的伦理原则，而不是要求人们彻底放弃技术，否则就是人类的退步。
二、风险收益和利益分配问题。
斯蒂芬诺蒂哈姆认为，转基因食品是一个风险与收益并存的统一体，人类应该合理权衡它的风险和收益。找出风险―收益评估的合理方法势在必行。转基因食品伦理争论产生了两个主要问题：①代内伦理问题：即如何在不同的利益主体（如跨国公司与消费者、跨国公司与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与规模较小的农业公司）之间公平地分配转基因技术所带来的风险与收益；②代际伦理问题：即如何在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公平地分享并承担转基因技术所带来的利益和风险。[1]
1 代内伦理问题
就目前而言，利益的获得者主要是科学家、大的跨国公司、生产者与销售者、发达国家，而发展中国家、中小公司、农民、消费者获益甚微。这些都严重违背了伦理学的利益分配公正的原则。事实也证明了，转基因技术及其食品的商业化使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剧。众所周知，转基因产品的安全性仍然具有不确定性，明显存在风险；另外，生产者和消费者会公平地承担转基因技术所带来的风险吗? 这些都是我们已经面临的代内伦理问题。
2 代际伦理问题
转基因技术确实让我们当代人按照自己的欲望和需要创造出了许多新物质来满足我们的各种需要，给当代人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但是，该技术给一些动物的后代和生态环境带来的长远影响，也许要等到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以后才可能有所显现。到那时，当代人已不存在，而后代人则要不公平地为当代人的福利买单。当代人享受益处,后代人承担不合理的风险,这势必产生代际间的伦理冲突问题。
三、环境伦理问题
环境伦理问题：即如何保证转基因技术的应用不损害生态系统的平衡与稳定[3]。越来越多的转基因生物进入生态系统，而这些性状都已发生变化的生物极易给生态系统带来影响，势必产生新的生态结构及压力。例如，科学家新研制的转基因动物，可以大幅度地缩短生长周期、增加产量，极大的造福于养殖业。然而一旦出现某种原因使这些转基因动物进入原有的野生生物系统中，因为其特有的生命体征及性状，很大可能会逐渐淘汰原有的野生动物资源，造成该类品种的单一化。因为经过转基因技术改造的生物体，它们在性状与品质上很大程度上优越于其他自然生物体，将它们释放到原有的自然环境中，根据“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的进化理论与竞争机制，转基因生物会间接消除群落中的野生群种，必然通过食物链影响群落结构，威胁生物多样性。[2]
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和技术应用已经建立在了人与自然分裂的境遇中，完全忽视了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它的根本缺陷在于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而其直接后果是导致了近代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是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直接给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披上了“合法性”的外衣。这种价值观产生的结果是：工业革命时代的科学技术一路高歌猛进，但人类最终面对的是大气污染、水污染、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等各种环境污染，这些都直接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地球的未来，巨大的代价迫使人类反思技术的本质，反思人类生存的价值观。
“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一种重大技术革新的引入给自然界带来良性的结果。新技术使人类为了短期利益而开发和侵犯自然。在此过程中，人类都付出了例如污染、流失和生物圈的部分不稳定的代价。以全新的方式转化、重塑和开发自然的这股力量，最终必然造成生物技术革命对地球环境的特有形式的损害。”[4]基因工程的风险就好像悬在人类头上的一颗“炸弹”，随时都有可能爆炸。因此，走现代技术的老路，只顾发展技术，提高经济效益，却毫不关心技术的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和人文价值的转基因技术显然行不通，有且仅有走技术化生存和生态化生存的双重发展道路才是唯一路径。否则，后果不仅仅是生态上的失败，甚至可能是生态环境的毁灭。
四、结语
基因时代并不是支持者们所倡导的“牧歌时代”，更不是反对者产所形容的“世界末日”，它仅仅是人类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阶段罢了，现有的伦理道德规范没有为其设定一个使人们欣然接受的既定位置，这是新事物诞生于人世间的正常表象。为此，构建新的伦理道德体系，确立新的伦理道德观念，是目前阶段摆在全人类面前的重大课题。我国《专利法》第五条也明确规定：“对违反国家法律、社会公德或者妨害公共利益的发明创造，不授予专利权。”在许多国家的专利法和相关法律中都有“伦理道德条款”，就是要排除某些有可能危及人类的伦理道德和尊严以及对生态环境带来严重危害的生命物质或方法的可专利性，以此筑起一道伦理道德的保护屏障。
科学技术的进步及其商业化应用的社会本质，蕴含着对人类传统习俗、价值观念以及伦理道德的冲突。同时，科技的发展不仅控制了物质生产过程，而且也加强了对人的心理、意识的操纵与控制，人沦为了一个功能性的部件，丧失了自由和人性，成为被操纵的对象和客体[5]。因此，要让转基因技术更好地为人类服务,成为绝对有益于人类的帮手，必须有伦理道德文化对其进行约束和引导。在转基因技术应用的领域中，科学家们应该做到，不仅让消费者更多更好地正确了解转基因技术及其产品的实质，更要注明该技术的特性；生产厂家也应该在产品的包装上明确打印转基因技术及食品的相关标识，尊重所有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各国更应制定适合各国国情的转基因技术应用的产业发展规划和安全管理政策，同时相关部门要予以严格监督，从而更好地促进转基因技术应用的健康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 [3] 杨通进.转基因技术的伦理争论:困境与出路[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5)：53-59.
[2] 阎维毅等《基因经济：分割绿色黄金》[M].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
[4] 里夫金. 生物技术世纪: 用基因重塑世界[M]. 付立杰等译. 上海: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0. 1762177, 83284.
[5] 李培超. 自然的伦理尊严[M ].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1. 42244.
作者简介：张茂（1987年）,女,湖北鄂州人,成都理工大学文法学院科学与技术哲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科技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