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1952年出生于台湾高雄县,1974年毕业于台南成功大学外文系,后获美国堪萨斯州立大学英文博士学位,曾任教于美国、中国台湾、德国多所大学,曾任中国台湾台北市“文化局局长”,现任教于香港大学。龙应台作品系列:《野火集》《亲爱的安德烈》《孩子你慢慢来》《目送》等。
安德烈十四岁的时候,龙应台离开欧洲,返回台湾,就任台北市首任文化局长。等她卸任回到儿子身边,安德烈已是一个一百八十四公分高的十八岁的小伙子,坐在桌子另一边,有一点“冷”地看着妈妈。
他们是两代人,年龄相差三十年;他们也是两国人,中间横着东西文化。失去小男孩安安没关系,但龙应台一定要认识成熟的大学生安德烈。
于是,母子俩用了三年时间互相通信。龙应台“认识了人生里第一个十八岁的人”,安德烈“也第一次认识了自己的母亲”。
亲爱的安德烈:
你在电话上听起来上气不接下气:刚刚赛完足球才进门,晚上要和朋友去村子里的酒吧聊天,明天要考驾照,秋天会去意大利,暑假来亚洲学中文,你已经开始浏览大学的入学数据……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将来要做什么,”你说,“MM,你十八岁的时候知道什么?”
安德烈,记得去年夏天我们在西安一家回民饭馆里见到的那个女孩?她从甘肃的山沟小村里来到西安打工,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一个月赚两百多块,寄回去养她的父母。那个女孩衣衫褴褛,神情疲惫,脏脏的辫子垂到胸前。从她的眼睛,你就看得出,她其实很小。十六岁的她,知道些什么,不知道些什么?你能想象吗?
十八岁的我知道些什么?不知道些什么?
我住在一个海边的渔村里,渔村只有一条窄窄马路;上班上课的时候,客运巴士、摩托车、脚踏车、卖菜的手推车横七竖八地把马路塞得水泄不通,之后就安静下来,老黄狗睡在路中间,巷子里的母猪也挨挨挤挤带着一队小猪出来溜达。海风吹得椰子树的阔叶刷刷作响。海水的盐分掺杂在土里,所以,椰子树的树干底部裹着一层白盐。
我不知道什么叫高速公路。二十三岁时到了洛杉矶,在驶出机场的大道上,我发现,对面来车那一列全是明晃晃的白灯,而自己这条线道上看出去,全是车的尾灯,一溜红灯。怎么会这样整齐?我大大地吃惊。二十三岁的我,还习惯人车杂沓、鸡鸭争道的马路概念。
我不知道什么叫下水道。台风往往在黑夜来袭,海啸同时发作,海水像一锅突然打翻了的汤,滚滚向村落卷来。天亮时,一片汪洋,锅碗瓢盆、竹凳竹床漂浮到大庙前,池里养着的鱼虾也游上了大街。过几天水退了,人们撩起裤脚清理门前的阴沟。自沟里挖出油黑黏腻的烂泥,烂泥里拌着死鸡死狗死鱼的尸体。整条街飘着腐臭腥味。然后太阳出来了,炎热毒辣的阳光照在开肠破肚的阴沟上。
我没有进过音乐厅或美术馆。唯一与“艺术”有关的经验就是庙前酬神的歌仔戏。老人坐在凳子上扇扇子,小孩在庙埕上追打,中年的渔民成群地蹲在地上抽烟,音乐被劣质的扩音器无限放大。
渔村唯一的电影院里,偶尔有一场歌星演唱。电影院里永远有一股尿臊,揉着人体酸酸的汗味,电风扇嘎嘎地响着,孩子踢着椅背,歌星不断地说黄色笑话,卖力地唱。下面的群众时不时就喊,扭啊扭啊,脱啊脱啊。
游泳池?没有。你说,我们有了大海,何必要游泳池。可是,安德烈,大海不是拿来游泳的;台湾的海岸线是军事防线,不是玩耍的地方。再说,沙滩上是一座又一座的垃圾山。渔村没有垃圾处理场,人们把垃圾堆到空旷的海滩上去。风刮起来了,“噗”一下,一张肮脏的塑料袋贴到你脸上来。
我也不知道,垃圾是要科学处理的。
离渔村不远的地方有条河,我每天上学经过都闻到令人头晕的怪味,不知是什么。多年以后,才知道那是人们在河岸上焚烧废弃的电缆;我闻到的气味是“戴奥辛”的气味,那个村子,生出很多无脑的婴儿。
我不知道什么叫环境污染,不知道什么叫生态破坏。
上学的时间那样长,从清晨六点出门候车到晚上七八点天黑回家,礼拜六都要上课,我们永远穿着白衣黑裙,留着齐耳的直发。我不知道什么叫时尚、化妆、发型。因此也不知道什么叫消费。是的,我没有逛过百货公司。村子里只有渔民开的小店,玻璃柜里塞得满满的:小孩的袜子、学生的书包、老婆婆的内裤、女人的奶罩和男人的汗衫。还附带卖斗笠、塑料雨鞋和指甲刀。
我的十八岁,安德烈,是一九六九、一九七○年的台湾。
你或许惊讶,说, MM,那一年,阿波罗都上了月球了,你怎么可能这样完整地什么都“不知道”?
不要忘记一个东西,叫城乡差距。愈是贫穷落后的国家,城乡差距愈大。我的经验是一个南部乡下渔村的经验,和当时的台北是很不一样的。更何况,当时的台北也是一个闭塞的小城啊。全台湾的人口一千四百万,“国民”平均所得只有二百五十八美元。台湾,还属于所谓“第三世界”。
我要满十八岁的时候,阿波罗登上月球,美国和越南的军队侵入柬埔寨,全美爆发激烈的反越战示威,俄亥俄州有大学生被枪杀;德国的勃兰特总理上台,到华沙屈膝下跪,求历史的宽赦;日本赤军连劫机到了朝鲜而三岛由纪夫自杀。还有,中国的“文革”正在一个恐怖的高潮。这些,我都很模糊,因为,安德烈,我们家,连电视都没有啊。即使有,也不见得会看,因为,那一年,我考大学;读书就是一切,世界是不存在的。
我要满十八岁的时候,台湾高速公路基隆到杨梅的一段才刚开始动工。“台独联盟”在美国成立,蒋经国遇刺,被关了近十年的雷震刚出狱,台南的美国新闻处被炸,我即将考上的台南成功大学爆发了“共产党案”,很多学生被逮捕下狱。保钓运动在美国开始风起云涌。
那一年,台湾的“内政部 ”公布说,他们查扣了四百二十三万件出版品。
但是这一切,我知道得很少。
你也许觉得,我是在描绘一个黯淡压抑的社会,一个愚昧无知的乡村,一段浪费的青春,但是,不那么简单,安德烈。
对那里头的许多人,尤其是有个性有思想的个人,譬如雷震、譬如殷海光――你以后会知道他们是谁,生活是抑郁的,人生是浪费的。可是整个社会,如果历史拉长来看,却是在抑郁中逐渐成熟,在浪费中逐渐累积能量。因为,经验过压迫的人更认识自由的脆弱,更珍惜自由的难得。你没发现,经过纳粹历史的德国人就比一向和平的瑞士人深沉一点吗?
那个“愚昧无知”的乡村对于我,究竟是一种剥夺还是给予?亲爱的安德烈,十八岁离开了渔村,三十年之后我才忽然明白了一件事,明白了我和这个渔村的关系。
离开了渔村,走到世界的天涯海角,在往后的悠悠岁月里,我看见权力的更迭和黑白是非的颠倒,目睹帝国的瓦解、围墙的崩塌,更参与决定城邦的兴衰。当价值这东西被颠覆、被渗透、被构建、被解构、被谎言撑托得理直气壮、是非难分的地步时,我会想到渔村里的人:在后台把婴儿搂在怀里偷偷喂奶的歌仔戏花旦、把女儿卖到“菜店”的阿婆、那死在海上不见尸骨的渔民、老是多给一块糖的杂货店老板、骑车出去为孩子借学费而被火车撞死的乡下警察、每天黄昏到海滩上去看一眼大陆的老兵、笑得特别开畅却又哭得特别伤心的阿美族女人……这些人,以最原始最真实的面貌存在我心里,使我清醒,仿佛是锚,牢牢定住我的价值。
那“愚昧无知”的渔村,确实没有给我知识,但是给了我一种能力,悲悯同情的能力,使得我在日后面对权力的傲慢、欲望的嚣张和种种时代的虚假时,仍旧得以穿透,看见文明的核心关怀所在。你懂吗,安德烈?
同时,我看见自己的残缺。十八岁时所不知道的高速公路、下水道、环境保护、政府责任、政治自由等等,都不难补课。但是生活的艺术,这其中包括品味和态度,是无法补课的。音乐、美术,在我身上仍旧是一种知识范围,不是一种内在涵养。生活的美,在我身上是个要时时提醒自己去保持的东西,就像一串不能遗忘的钥匙,一盆必须每天浇水的植物,但是生活艺术,更应该是一种内化的气质吧?它应该像呼吸,像不自觉的举手投足。我强烈地感觉自己对生活艺术的笨拙;渔村的贫乏,造成我美的贫乏。
而你们这一代,安德烈,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网络让你们拥有广泛的知识,富裕使你们精通物质的享受,同时具备艺术和美的熏陶。我看你和你的同学们会讨论美国入侵伊拉克的正义问题,你们熟悉每一种时尚品牌和汽车款式,你们很小就听过莫扎特的《魔笛》,看过莎士比亚的《李尔王》,去过纽约的百老汇,欣赏过台北《水月》,也浏览过大英博物馆和梵蒂冈教堂。你们生活的城市里,有自己的音乐厅、图书馆、美术馆、画廊、报纸、游泳池,自己的艺术节、音乐节、电影节……
你们这一代简直就是大海里鲜艳多姿的热带鱼啊。但是我思索的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你们这一代“定锚”的价值是什么?终极的关怀是什么?你,和那个甘肃来的疲惫不堪的少女之间,有没有一种关联?我的安德烈,你认为美丽的热带鱼游泳也要在乎方向吗?或者,你要挑衅地说,这是一个无谓的问题,因为热带鱼只为自己而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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