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九十年的回顾与思考 潘颂德 1918年1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1号开始采用白话和新式标点符号，并推出新文学的第一批作品――新诗9首，其中胡适4首、沈尹默3首、刘半农2首。从那时算起，新诗诞生已经九十周年了。
九十年里，单就“五四”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前夕而言，三十多年的新诗史，就曾经涌现过数以十计的新诗流派，数以百计的诗人，数以千计的诗集，数以万计的诗篇。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五十多年里，涌现的诗人、诗集、诗篇自然更多。九十年来，新诗有许多成功的经验，也有不少失败的教训，值得回顾与总结，从而推动新诗更好地发展。
新诗是在西方诗歌影响下产生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各国的意象派、象征派诗歌冲破旧格律的束缚，注重诗的口语化，形成了一股自由诗诗潮。“五四”时期，胡适在美国意象派影响下，尝试创作白话诗。郭沫若在泰戈尔、海涅，尤其是美国惠特曼豪放、雄浑的诗风影响下创作了以情绪的节奏为内在韵律、形式“绝端的自主”和“绝端的自由”的新诗。冰心受到泰戈尔《飞鸟集》影响，创作出版了小诗集《繁星》、《春水》，引发了“五四”时期的小诗热潮。
20年代中期，李金发受到波德莱尔、马拉美、魏尔仑等法国前期象征主义诗歌的影响，创作象征主义诗歌，出版了《微雨》、《为幸福而歌》、《食客与凶年》等诗集；穆木天则在西方象征主义纯诗理论影响下提倡纯诗。李金发的象征诗意象与观念连接非常奇特，穆木天则注重新诗的音乐美、绘画美与废除标点符号。另一位象征派诗人王独清则注重“色”、“音”感觉的交错，即重视通感。这三位象征派诗人的诗学主张与诗美追求同中有异，艺术表达上也各有自己的特色。
与此同时，闻一多、徐志摩等诗人为了改变“五四”时期及20年代前期新诗因语言散漫导致的非诗现状，在英语格律诗影响下。引进了音尺、音组、音步、音顿等用语，提倡创建现代格律诗，形成了闻一多创建的诗行音顿相同与徐志摩创建的对称式这样两类现代格律诗。
戴望舒从1928年起，摆脱了法国前期象征派诗人魏尔仑的影响，转而接受保尔?福尔、耶麦、果尔蒙等法国后期象征派诗人的影响，走出奏响着音乐美的《雨巷》，走进《我的记忆》，走向散文美的自由天地。
30年代前期，艾青深受比利时大诗人凡尔哈仑自由体诗风的影响，创作了《大堰河――我的保姆》等一批自由体新诗。到了抗战时期，艾青更是大力提倡散文美，以艾青、胡风为代表，形成了七月诗派。
40年代后期，辛笛、杭约赫(曹辛之)、陈敬容、郑敏、穆旦(查良铮)、杜运燮、唐祈、唐浞、袁可嘉等人在英美新批评派的先驱瑞恰慈、艾略特的文学本体论的影响下，提倡新诗现代化，主张新诗既要抒唱现实，又要运用象征、暗示、追求客观性与间接性，注意知性化，既坚持现实主义，又借鉴西方现代主义表现手法，形成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法相结合的“九叶”诗派。
从以上简略的回顾可以看出，西方现代诗歌既催生了中国新诗，又推动了中国新诗的发展。今后要发展新诗，还要继续借鉴西方诗歌。但是，新诗诞生九十年来，没有能自觉地借鉴继承我国传统诗歌的诗情、诗思、诗艺、诗体、诗语。影响了新诗民族文化精神、民族化艺术的形成。
从创作方法来看，新诗诞生九十年来，诗人们运用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创作法，都创作了一批优秀作品。九十年来，现实主义是主潮，浪漫主义、现代主义都没有中断过。“五四”时期，郭沫若是我国浪漫主义诗人的杰出代表。他创作出版的《女神》，充分体现了“五四”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他以火山爆发式的激情，呼唤“凤凰涅?”，呼唤祖国的新生，体现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精神。30年代，中国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化加剧，社会的黑暗，为现代主义诗人提供了现实支点。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个人爱情的挫败，使曾经是共青团员的戴望舒陷入政治与爱情的双重苦闷之中。他运用象征、暗示、知性化等技法，创作了《对于天的怀乡病》、《乐园鸟》、《寻梦者》、《秋蝇》等现代主义杰作。30年代初，艾青从法国带回一支芦笛，创作了《大堰河――我的保姆》，抒唱了中国人民的苦难。抗战时期，艾青创作了《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手推车》、《乞丐》、《北方》等优秀的现实主义诗篇。可见，无论哪一种创作方法，只要与时代合拍，与诗人的精神气质一致，而又掌握相应的艺术技巧。都可以创作出优秀诗篇。此外，新诗史告诉我们，各种创作方法之间，并不是截然对立的。戴望舒的《我用残损的手掌》，将现实主义、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三种创作方法融于一体，成为他一生的压卷之作。当代一些青年诗作者，倾心于现代主义，以为内容、语言、形式怪怪的，就是现代主义诗歌了。殊不知现代主义也源于生活，现代主义首先需要现代主义精神气质，其次还需要现代主义表现技巧，只有两者的统一，才能创作出现代主义诗篇。
九十年来，新诗形成了自由体、格律体、民歌体三种体式，而以自由体为主要体式。自由体诗句活泼，有利于淋漓尽致地抒发感情。但是，语言过分自由，没有任何约束，势必导致散文化，失去诗美。闻一多、徐志摩以英语格律诗为参照系，创建现代格律诗，但汉语与英语存在差异。英语单音有轻重之分，由此形成的音步，成为英语诗歌的节奏的基本单位，英语的音步与诗的脚韵等押韵方式构成英诗格律的主要内容。现代汉语多双音节词，因此新诗创作难以讲究平仄。这样，现代格律诗的基本节奏只能定为“顿”。但具体创作时，又很难做到每行顿数的一致。这就是为什么格律体新诗不能成为新诗体式的主流的原因所在。虽然这样，自由体新诗还是应该努力借鉴格律体新诗形式整饬、语言凝练的长处，新诗形式应该求得自由与约束之间最大平衡。至于民歌体新诗，大抵是七言诗，每句音顿呈二、二、三式，一般双句押韵，就其句式、韵式来看，大多数民歌实际上是格律诗。而且民歌的五、七言句法，诗句大多以一个字收尾或两个字收尾时，添加一个字，因而与双音词的现代口语产生矛盾。当然，自由体新诗必须学习、借鉴民歌体新诗浓郁的生活气息、鲜活的群众语言，迈上艺术的高台。
进入新时期以来，朦胧诗，后朦胧诗，新潮诗，后新潮诗，先锋诗，第三代，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你方唱罢我登场，令人目不暇接。毫无疑问，诗人们的探索精神应当肯定，二十多年来也涌现了一批优秀诗篇。但是，不少诗人、诗作者在强调诗歌的艺术本体，亦即强调诗的本质特征的同时，忽视了诗与社会、时代的关系；在重视向西方现代诗艺学习、借鉴的同时，忽视了向祖国优秀的古典诗艺的学习和继承。
由于没有处理好诗与社会、人民的关系。二十多年来，相当多的诗歌作者只注重抒写个人的内心情绪，不屑于抒唱时代和现实。诗人抒唱个人内心情绪没有错，问题是个人的 诗情是社会的产物，诗人一己的诗情是时代与社会诗情在诗人心灵的反映，诗人只有关注时代、社会、人民，诗人的诗情才会具有时代气息，才能使诗篇成为引导人民前进的灯火，诗作才能成为读者高质量的精神食粮。
当代不少诗人由于没有注意与现实生活保持密切的联系，一味徘徊在自己狭小的精神空间里，因此许多诗篇精神内涵肤浅，生命关怀匮乏，人文精神与人文价值严重失落，由此导致当代不少诗作世俗化、粗鄙化，偏离了诗歌应有的崇高精神向度。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的社会文化转型中，诗人们面对社会上涌现的大量新鲜事物，少去放声歌唱：面对社会上存在的人性溃烂、官场腐败、文坛丑陋，未能及时拿起讽刺诗的利剑去揭露抨击。诗远离了社会、民众，民众也远离了诗。这也是近年新诗危机的一大原因。
上世纪20年代中后期现代格律诗派(新月诗派)、象征诗派分别从艺术形式、艺术表现手法两个角度从理论到实践纠正了初期新诗形式散漫、艺术粗糙的缺陷，挽救了新诗，化解了新诗史上的第一次危机。
新中国成立后，“左”的政治路线要求诗为政治服务，无视诗歌独特的把握世界的方式和独特的审美牲，排斥西方诗学与诗艺：十年动乱期间，“四人帮”不但将国民经济推向崩溃的边缘，也将文学艺术推向绝境。公式化、概念化，假、大、空的诗盛行，新诗又一次陷入危机。粉碎“四人帮”后，诗人、诗论家拨乱反正，注重诗歌艺术本体的回归，探索诗歌艺术规律，向西方现代诗歌借鉴诗艺，新诗又一次得到新生。
如前所说，当下新诗的危机，也就是新诗史上的第三次危机，是由于只重视诗的内部规律，却忽视了诗的外部规律――诗与社会、人民的关系；是由于只注重借鉴西方现代诗艺，却忽视、轻视继承古典诗艺而造成的。因此，化解当下新诗危机，既要处理好诗与社会和人民的关系，又要处理好借鉴西方现代诗艺与古典诗艺两者的关系。就前者来说，诗人必须与社会、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了解人民的甘苦，与人民休戚相通，从而使诗篇表达人民的愿望，传达人民的心声。因此，诗人必须具有强烈的人文意识，深厚的人文底蕴，高尚的人文境界，从而传承真、善、美人性抒情的新诗传统，重建诗歌的人文精神。
半个世纪的诗缘：我和《诗刊》 刘 征
《诗刊》度过50年风风雨雨，至今仍然精力充沛，可喜可贺。为着写一点纪念文字我翻箱倒柜，找出了珍藏已久的《诗刊》创刊号(1957年1月)。在“十年动乱”中，我的藏书损失大半，这一本是鬼神呵护才得保存下来的。那纸色已变黄，毛边已多处破损。翻开来，刊有毛泽东诗词十八首和他写给主编臧克家关于诗的一封信手稿，刊有艾青、冯至、吴伯箫等前辈的诗文。那年，我只三十岁，爱诗人迷，得到此刊，那种难以言状的欣喜、兴奋及跃跃欲试的冲动至今仍鲜活在心里。而弹指间已经过去五十春秋，我已经满头白发了。在这漫长岁月里，我一直是《诗刊》的热心读者和投稿者，《诗刊》也一直关心我。《诗刊》是我的良师益友。
“避席畏闻文字狱”，1957年以后在严峻的气氛下，本已奄奄一息的讽刺文学销声匿迹。我作为一个文学青年。初生牛犊不怕虎，却写起寓言诗来。寓言诗的本质是规劝和批判。“五四”以后的诗坛寓言诗很少见，我以很大的热情开拓这块荒瘠之地。不料，《诗刊》以超人的胆识接受了我，给予关切。上世纪60年代初，连续发表了我许多首寓言诗，臧克家同志在《诗刊》上撰文，热情赞扬并给予指导。这个时期我的寓言诗通过刊物和热气腾腾的诗歌朗诵会，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海燕戒》、《山泉戒》广泛传诵，至今选入中学语文课本。《老虎贴告示》讽刺力度较大，臧老曾回忆写道：“在朗诵大会上掌声如雷，多次谢幕，气氛之热烈，可谓盛哉”。这是我寓言诗创作的第一个热潮。没有《诗刊》的培育和支持，我的寓言诗也许只能自生自灭了。
“十年动乱”无话。粉碎“四人帮”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诗花开。早已发誓“不留一字在人间”的我好比孙悟空推倒压在身上的五行山，极度喜悦和兴奋，很快忘掉旧誓，拿起笔来，应《诗刊》之约写的第一首寓言诗《鸱鹗的下场》在朗诵会上获得热烈的掌声。这一时期我写的寓言诗很多，质量也有所提高，要算是第二个热潮。《春风燕语》、《烤天鹅的故事》等至今传诵，几次获得全国性奖项。这些都发表在《诗刊》上。
又是冒天下之大不韪，《诗刊》最早认识到旧体诗的价值，在一片“反对遗老遗少的哼哼唧唧”声中。首先开辟“旧体诗之页”栏目，延续至今。
我写旧体诗早已搁笔，此时文兴颇浓。除了写寓言诗外，还写杂文和旧体诗。当时的报刊很少发表旧体诗，最早发表我旧体诗的还是《诗刊》，而且有一次获得《诗刊》的奖项。后来对我的旧体诗发表了长篇评论。这评论是新诗评论家张同吾写的，首次在新旧诗之间开了交流的通道。
新诗和旧诗的兴替，是中国诗坛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后遗症虽然尚有残留，但大体上已经过去，不必再提起。二十多年来，诗词(即旧体诗)的复苏和发展令世人瞩目。不同的文学观会作出不同的反映。在我看来，当前，我国存在着两种诗体。一种是着重继承我国传统诗体的格律诗，尽管细分之体裁繁多，总的特征是讲究格律。再一种是着重借鉴西方诗体的自由诗，尽管细分之样式繁多。总的特征是写起来比较自由。两种诗体各以其独特的魅力反映当前多彩的时代，满足读者不同的艺术胃口，是不能或缺和互相代替的。应该取消新旧的畛域，两者同是中国的现代诗，如同同胞姐妹，应互相学习，共同发展。
人生易老刊无老。半个世纪，对《诗刊》说很长却也不长。前路漫漫其修远，充满生气和希望，祝《诗刊》健康发展，希望有关注民生、关注社会、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有历史重量的力作出现于《诗刊》的版面。
2006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