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共党史上两个举足轻重的人物，陈独秀与尹宽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演绎了一段传奇交往：在中国共产党的初创期，尹宽与陈独秀亲密合作，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中更是堪称生死与共，两人结下深厚情谊；待陈独秀离开中共中央领导岗位后，尹宽也因“左”倾盲动主义被调离安徽省临委书记职位，历史再一次见证了这对“难兄难弟”的“同病相怜”；稍后尹宽接受托洛茨基主义，陈独秀亦在其劝说下投向托氏怀抱，两人又因进行托派活动被双双开除出党，在中共党史上写下了引人注目的一幕。
一
1921年7月，对于在封闭中沉睡千年而陷入停滞的中华大地，是一个长夜破晓的时刻：该月23日至31日，在共产国际帮助下，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等地的十余位代表于上海秘密召开会议，共襄成立中国共产党之盛举。经过数天的激烈讨论，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明确了党的奋斗目标和基本任务，选举产生了党的领导机构――中央局，并推举陈独秀为中国共产党的首任书记。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即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由此发生，并永载史册。
其后不久，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中共中央觉得国内现有干部已难以满足革命运动需要，经过慎重研究，遂将尹宽等一大批在苏联学习的同志调回国内参加如火如荼的国民大革命。尹宽与陈独秀绵延数十年的传奇交往，即由此开始。
尹宽原名王竞博，又名硕夫，笔名石人，化名有益、王兢博、商吉士、李自化、里亚萨洛夫等，他1897年2月12日出生于素有“中国文都”、“江淮第一城”美誉的历史名城安徽桐城。尹宽8岁入私塾，后在芜湖省立第二甲种农业学校与被誉为“安徽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第一人”的青年教师高语罕相识，由此走上了进步道路。当时，在高语罕影响下，尹宽接触到了《新青年》《新潮》《星期评论》等进步刊物，曾一度萌发了对《新青年》主编陈独秀的无限崇拜。待稍后陈独秀振臂一呼，发起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尹宽随即在高语罕支持下于芜湖奋起响应，堪称芜湖学运一领军人物。
其后不久，满怀报国为民壮志的尹宽又在高语罕、刘希平以及安徽首任都督孙敏筠的支持下，于1919年12月25日乘坐法国“央脱莱蓬”号邮轮前往法国勤工俭学。到达巴黎后，尹宽经“华法教育会”介绍入巴黎近郊圣日尔曼公学补习法文，不久转入木兰公学。凭借在木兰公学学习的机缘，尹宽在欧阳泽劝说下加入了向警予、李维汉等人组织的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中最早的社会主义性质青年团体――“工学世界社”，开始“摒弃一切抱着法华字典钻研马克思主义”，完成了由一般民主思想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从而也为其日后与陈独秀并肩战斗，成为中共著名人物奠定了基础。
1922年6月，尹宽还与周恩来、陈独秀的长子陈延年等人组织成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其后一度出任该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翌年2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奉陈独秀的指示改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后，尹宽又出任总支部执行委员会委员、共产主义研究会主任之职，不久又被中共旅欧党组织吸收为党员，从而正式归入陈独秀麾下，开始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而携手奋斗。
当时，满怀革命激情的尹宽回国不久，便见到了其崇拜已久、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此时陈独秀已是党内的传奇人物：他先是同汪孟邹等人于1904年在安徽芜湖创办了当时安徽最早的宣传革命的刊物――《安徽俗话报》，报纸“对青年界的反帝爱国思想散播了较为深刻的影响”， “起了组织革命和宣传革命的作用”；继而于1916年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发起了在中国近代史上极具影响的新文化运动；接着作为“总司令”，领导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未几，又与李大钊等人于1921年一手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这一系列传奇经历都使得陈独秀成了进步青年心中的偶像。
见到陈独秀时，尹宽很兴奋。陈独秀那乐观大气的革命豪情、渊博的学识、敏捷的才思，以及对政治问题精辟入里的分析，都让尹宽深为叹服。而思想进步、倾向革命、对封建旧礼教异常痛恨的尹宽，也给同为“选学妖孽”、誓与封建礼教相决裂的民主革命斗士陈独秀留下了深刻印象。加上陈尹二人皆为安徽同乡，尹宽还曾在陈独秀发起的五四运动中参与领导了芜湖的学生运动，两人遂更有相见恨晚之感。
当时两人从文学谈起，一直到时事、社会生活，好似有说不完的话。陈独秀对尹宽在法国组织少年共产党的英勇事迹，以及在《新青年》季刊、《少年》杂志（少年共产党机关刊）上发表的《一个无政府党和一个共产党的谈话》 《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及《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等文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批判无政府主义等方面所作的较高评价，都让尹宽甚为感动。而尹宽对陈独秀的民主思想及其倡导的新文学的理解和支持，也让为实现中国的民主自由而竭尽心力但却收获甚少的陈独秀深感欣慰。就这样，对民主共和的向往，与对封建制度的反叛，使得陈尹两人迅速走在了一起。
尹宽能言善辩，极有才华，加上有在法国和苏联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革命运动经验的经历，遂深得陈独秀欣赏，不久便在其推荐下出任中共中央局秘书，协助陈独秀处理中央日常事务。尹宽到任后即开始帮其发送文件、通知，处理繁琐的党内外事务。两人在工作中亲密合作，感情日笃。
二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上海隆重召开。此时已被中央派往山东巡视党务的尹宽又在陈独秀提议下，作为山东党组织的唯一代表，参加了大会。待返回山东后，尹宽又按着陈独秀的指示，组建了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并担任书记。
尹宽到任后没有辜负陈独秀之殷切期望，他先是对内进行了强有力的思想教育，做了一些有针对性的训练，接着又对外有组织地发动了群众斗争，特别是著名的青岛日本纱厂罢工斗争，从而使得党的队伍不断恢复和壮大，甚至于五卅运动前青岛日本纱厂的罢工还和上海日本纱厂的罢工遥相呼应，此起彼伏，一度被当时的报纸新闻称为“青沪工潮”。
在这期间，因为工作关系，尹宽结识了著名共产党人王翔千的女儿王辩，两人产生了真挚的爱情。不料王辩父亲、时任中共山东地委委员的王翔千却认为是尹宽的花言巧语骗了自己未满20岁的女儿，气愤之下扬言“要带刀来上海同尹宽拼老命”。最为严重的是，当时山东的同志都支持王翔千，纷纷指责尹宽“拐带”王翔千同志之女王辩，更有甚者，还上书陈独秀，强烈要求中央开除尹宽党籍。
事情闹到中共中央，陈独秀也感到这个问题很棘手。提倡新文化、新思想，誓与封建礼教相决裂的陈独秀当然不愿向这种封建落后意识让步，他主张恋爱婚姻自由，其本人就曾与家庭为之包办的前妻高大众之妹高君曼为爱情私奔，然他又有一条原则，即党的干部虽然恋爱自由，但却不能影响革命工作。刚开始，陈独秀本来不想插手，但随着此事在山东党内激起公愤，他也介入其中，开始寻求解决问题的可行之策。待做了许多工作以后，王翔千和山东的同志逐渐冷静下来，转而提出尹、王二人可以举行婚礼，但必须由陈独秀和恽代英（时任团中央宣传部长）出来做证婚人这一要求。对此要求，个性倔强的陈独秀却甚感不悦，他认为这是对他的“要挟”，遂对之不置可否，问题就这样悬而未决。
恰在此时，尹宽肺结核旧病复发，大口吐血。想到自己或许会由此一病不起，甚感悲伤的尹宽望着一旁尽力服侍的王辩，轻声问道：“我死了，你怎么办？某某两同志还没有爱人，你选择一个好么？”王辩闻言潸然泪下，她用手抹了抹眼泪，坚定地摇摇头，看着尹宽，似乎说：“你死了，我终身不再爱人。”听闻尹宽与王辩恩爱至此，陈独秀大为感叹，遂代表中共中央做出决定：尹宽离职养病，由王一飞代理其上海区委书记的工作；王辩去莫斯科读书。陈独秀此举可谓一举两得：既没有开除尹宽的党籍，也没有拆散他与王辩的关系，照顾了尹宽，同时还给足了王翔千和山东同志的颜面。
此后，尹宽病情稍有好转便积极从事党的工作，他还与陈独秀一道，参与了震惊中外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当时，尹宽与陈独秀都是领导起义的最高指挥机关――特别委员会的成员。据记载，“特委会由陈独秀负全责，下设军事委员会和宣传委员会，尹宽、郑超麟等负责宣传委员会的工作。”为争取起义胜利，尹宽积极贯彻陈独秀提出的“政治宣传要赶紧做……应赶快积极准备”“每天要出新闻式的宣传大纲，文字尤其要特别浅显”的方针，他常常同郑超麟、陆定一等人一块，采访新闻，起草传单，忙得不亦乐乎。
在陈独秀、周恩来、尹宽等人的领导下，英勇的上海工人阶级于3月21日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武装暴动。起义爆发后，陈独秀通过交通员郑超麟、夏之栩与指挥部联系，参与指挥整个暴动，他还不顾尹宽等人劝阻，于凌晨3点亲自来到指挥部督战，直至22日打倒直鲁联军，建立了上海革命民众的市政府。在起义后召开的会议上，帅朝伶说：“陈同志是我们中国革命的领袖……”尹宽说：“提议大家坚持表示拥护领袖……”陈独秀与尹宽两人深厚的革命情谊，由此可见一斑。
稍后，尹宽奉陈独秀指示，秘密离沪去武汉，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5月22日，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央宣传部分为宣传科和出版科，尹宽由陈独秀指定负责宣传科工作，兼任《向导》周报主编，笔耕不辍的他几乎每期都有大作刊载于《向导》。6月23日，鉴于尹宽曾担任过上海区委高级党校校长职务，有着较为丰富的教学管理经验，陈独秀又调尹宽出任中央党校副教务主任。
不想“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突然发生，陈独秀于八七会议后离开中共中央领导岗位，无奈隐居于上海。之后尹宽因为在安徽巡视并主持工作期间不切实际地要求各地党组织发动暴动，给党的事业带来了严重危害，亦被中共中央取消了安徽省临委书记职务，赋闲于上海。两人遂时常相约喝茶聊天，吃饭看牌，“好不惬意”。
三
此时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共产国际内部对托洛茨基分子的批判已如火如荼。尹宽从莫斯科回国的青年学生手中得到了托洛斯基的《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的中国问题》等文件，感觉找到了托洛茨基这个“知音”，遂迅速投入其怀抱，很快接受了托氏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主张。接着，他又向陈独秀、郑超麟等人极力鼓吹托洛茨基理论。
据郑超麟后来回忆，尹宽向陈独秀灌输托洛茨基主义时，“老头子（指陈独秀，笔者注）总坚持他的意见，仍然有些家长制的味道。但下次来时这个不同意见消失了，接受了尹宽等人的意见，但又提出另一个不同意见，争论不休。”就这样，在尹宽等人的大力劝说下，陈独秀最终倒向了托派。
在托洛茨基主义熏陶下，陈独秀与尹宽等人频频向中共中央递交报告，要求中央接受托派路线，即反对斯大林主义的“荒唐透顶”的“左”倾暴动路线，同时也反对盲目向农村发展力量甚至把游击队高抬为红军，主张以国民会议为中心，从民权民主斗争开始重新聚集力量。于是，在共产国际执委“党应当实行无情的斗争，来反对陈独秀的取消主义的主张”与“党应当铲除自己队伍内的暗藏的托洛茨基派和暗藏的取消派”的指示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数次劝告、警告无效后，最终于1929年11月15日做出决议，开除陈独秀党籍。12月20日，尹宽又与郑超麟等人一起，在继中共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王泽楷、马玉夫、蔡振德等人党籍后，也被江苏省委清除出党。
在这之前，尹宽在陈独秀被开除党籍后，曾于12月15日同陈独秀、彭述之等81人发表了《我们的政治意见书》，抨击中国共产党的“机会主义领导层”，攻击中共中央路线和红军、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待稍后自己亦被开除出党，他随即与“陈独秀派”分子召开全体会议，正式选举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常务委员会，陈独秀任总书记，彭述之、尹宽为常委，何资深任秘书长。
“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常务委员会成立后，尹宽感觉有了新的奋斗目标，他遂亲自执笔起草了托派宣传大纲，由陈独秀资助油印分发，作为学习讨论的依据和对外宣传材料。次年3月1日，“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机关报《无产者》创刊，尹宽又在陈独秀支持下在该刊上发文多篇，鼓吹托洛茨基主义。
此后，为达到托派力量的联合，陈独秀还指示尹宽代表“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积极同各个托派小组接触，酝酿中国托派的组织统一。与此同时，在国外的托洛茨基了解到中国托派组织分裂的事实后，也写信给各托派组织，建议四派应当以平等的地位成立一个“协议委员会”，共同讨论如何统一的问题。稍后四派开始谈判，尹宽又协助陈独秀在谈判中粉碎了彭述之的不良企图，从而为托派的统一扫平了障碍。
在陈独秀和尹宽的推动下，1931年5月1日，中国托派组织大联合的“统一大会”于上海开幕。会议秘密举行了3天，通过了陈独秀起草的《政治纲领》、尹宽起草的《职工运动问题提纲》、梁干乔起草的《组织问题决议案》、王文元起草的《国民会议问题提纲》，决定统一后的中国托派组织正式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另一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稍后该组织召开“一中全会”，陈独秀正式当选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总书记，与郑超麟、陈亦谋、王文元、宋逢春、罗汉、张九、彭述之、濮德志等“中委”组成了中央组织机构。
然“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成立还不到三个星期，便遭受致命打击：由于叛徒马玉夫告密，除陈独秀及两个候补委员以及不在上海的香港工人以外，悉数被捕。无独有偶，8月，被吸收为托派新中央委员的尹宽秉承陈独秀之命，在上海英租界振华旅馆召集宋敬修、蒋振东、金鸿图、孙玉杰等人开会时，也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关押于上海龙华司令部看守所。稍后陈独秀亦因叛徒、曾任“左派反对派”中央常委秘书谢少珊的出卖而被捕入狱。
一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在全国人民“一致抗日”的强烈要求下，经过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董必武等人的有力斗争，陈独秀与尹宽才被释放。出狱后，陈独秀落寞客居江津，生活艰难，后于1942年5月在贫病交加中去世于鹤山坪。而尹宽则先是于桐城横溪补习班、高甸中学、东至县天柱中学等校任教员，1948年9月还同彭述之等人于上海成立“中国革命共产党”（左派），解放后还在桐城教育界秘密活动，企图圆其托派大梦，但无果而终。最终于1967年7月11日在疾病折磨中尹宽也离开了人世。
（责编 任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