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政治民主化已经成为当代政治理论的重要研究领域之一，对民主化理论研究途径和理论模式的分析有助于进一步深化民主化“元理论”的研究，为厘清世界各国政治发展，构建民主化分析框架奠定基础。民主化理论的研究途径分为四大类，即结构主义研究途径、政治转型研究途径、政治过程研究途径和新制度主义研究途径。这四类研究途径在理论特征、研究重点、研究设计和理论缺陷上各有不同，也呈现出不同的理论解释力。他们共同拓清了民主化问题的研究范围、研究对象和研究方式，形成了民主化研究的理论模式。这些研究成果对当今中国学界探讨民主化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方法性指向，有助于中国学界自觉地形成中国政治民主化理论研究体系，进一步推动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
关键词 政治民主化 研究途径 理论模式
研究途径指“用来分析政治现象和政治活动的理论模式和分析框架，它根据一定的原则和结构分析政治现象和政治活动的程序，把研究对象的各项变量纳入一定的理论框架之中”。由于研究途径是特定学派研究政治现象所遵循的通则，因而又被称为“元理论”。政治民主化理论是伴随着二战后一批新兴民主国家成为民主国家而产生的政治理论，既包含民主化兴起的原因、转型过程，也包括政体变迁后的国家稳定与民主巩固问题。虽然政治民主化已经成为当代政治理论的重要研究领域之一，但是现有的研究成果多集中在综述国外民主化研究的成果和运用民主化理论分析其他国家政治变迁，较少分析政治民主化理论的方法论问题。故总结和归纳政治民主化理论的研究途径和理论模式既有助于进一步深化民主化理论的“元理论”研究，拓清民主化问题的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为构建民主化研究的分析框架奠定基础；同时对厘清世界各国政治发展，完善我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要实践价值。
民主化研究途径的分类
政治民主化指朝向民主路程的政治变迁，包含着两个不同的方面，摆脱权威政权与建构民主政权，其中，全国性的竞争选举是关键部分。波特将民主化理论研究途径分为三类：(1)现代化研究途径(modernization approach)，主要代表学者为利普赛特与戴蒙德等人；(2)转型研究途径(transition approach)，主要代表为罗斯托、吉列尔奥?奥康奈以及胡安-林茨等人；(3)结构研究途径(structural approach)，代表学者学者为巴林顿?摩尔和鲁施迈耶(Dietrich Rueschemeyer)等人。现代化途径强调有关现行自由民主或成功民主化所必要的社会与经济因素；转型研究途径强调政治过程及精英的开端与选择，以解释从威权统治迈向自由民主的原因；结构途径强调有利于民主化的权力结构变迁。
普里德汉姆和塔图?范汉伦(Geoffrey Pridham and Tatu Vanhanen)将民主化的研究路径分为“功能学派”与“起源学派”。“功能学派”主要包括强调经济因素的现代化取向与强调阶级权力变化的结构取向，“起源学派”主要指强调精英选择的转型途径。
综合来看，我们将政治民主化的研究途径分为四大类：(1)结构主义研究途径，类似于普里德汉姆所说的“功能学派”，既包括民主化所需要的社会、经济条件，也包括使民主制度得以稳固的国家与社会的结构变迁；(2)以精英选择为中心的政治转型研究途径，这类途径集中关注政治行动者的策略关系，将转型过程作为精英之间的协商，并强调协议对政治转型后民主巩固的作用；(3)政治过程的动态分析途径，主要以蒂利为代表，研究国家能力、大众抗争、协商机制等因素与民主的关系，以及可能导致去民主化的原因；(4)新制度主义分析途径，主要指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历史新制度主义的分析方式，虽然他们各自的分析逻辑和重点不同，但都是以制度的视角分析民主巩固问题。另外，市民社会的研究途径，政治文化的研究途径也是分析民主巩固常用的理论模式，这里我们将社会与文化因素都纳入到结构主义这一宏观分析框架内，而不单独列出。
民主化研究途径的概述
1、结构主义研究途径
结构主义的研究范式主要是通过在那些发生民主化的国家发现促进或阻碍民主转型或民主巩固的因素，从而得出一般结论，认定其他国家只要具备这些结构因素也会发生民主转型，完成民主巩固。结构主义方法通常集中分析经济增长、市民社会、国家结构、意识形态、政治文化、阶级结构等因素对民主转型或巩固带来的可能影响，分析这些因素与民主转型或巩固之间的相关关系，至于这些条件是如何发挥作用的，他们并没有给出答案。这种研究途径又可以分为现代化途径和结构途径。
现代化研究途径指的是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对民主发展的早期研究，尤其强调社会经济发展和民主之间的关系，以利普赛特的《政治人》(1960)为代表。在《政治人》中，利普塞特指出民主的必要条件包括经济制度、家庭制度、宗教、阶层制度、知识分子与杰出人物的作用和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其中，经济制度是社会整合的主要根源，当一个国家的现代化程度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准较高时，该国国民就可能更偏好或维持民主体制。在研究方法上，利普塞特使用了量化的数据和相关性分析，以作为民主程度的衡量指标，界定许多抽象社会经济变量间的重要关联。
结构研究途径是通过在历史变迁的长期过程中发现权力结构的变迁，来解释民主化的产生。结构研究途径用于解释民主化问题的经典之作是摩尔的《独裁与民主的社会起源》(1966)，摩尔的主要研究问题是在17世纪至20世纪的渐进历史转型中，为何农?社会会转变成现代工?社会，英法与美国会步入自由民主的政治形态。摩尔的结论是，农民、贵族、城市资产阶级与国家之间变动互动关系，导致了自由民主的政治形态，他归纳出五项民主发展的普遍条件：平衡发展、商?化农?的转变、地主贵族政治的衰弱、预防贵族一资产阶级联盟的形成、出现资产阶级领军。
不论是现代化研究途径，还是结构研究途径，实质上都是宏观的分析方式，只是前者用量化数据的方法，而后者采用历史阐释的方法。20世纪90年代后，研究民主化问题的学者常常会综合这两种途径的结构因素分析民主政体存续的条件。
2、政治转型研究途径
政治转型途径强调对政治精英行动策略的分析，特别是现任的民主政权领袖哪些行动促使了民主政权的崩溃，以及威权体制崩溃时期和转型时期不同派系的精英如何结盟、协议。采用这种研究途径的学者承认结构性要素的重要性，但他们认为结构因素是一系列可能导致不同结果的机会与限制，不同政治参与者的决策选择才真正会影响政权持续及稳定的可能性，于是，在这样的考虑下，他们强调领袖能力的重要性及领袖重现、捍卫民主价值的必要性；政治转型研究途径指出政治精英的策略选择往往受限于利益交换的需求所做出的妥协。
政治转型研究途径的核心概念是政治精英。政治转型研究途径往往以政治转型时期精英不同派系势力之间的联盟与分裂分析政体发展趋势，既包括民主政体转型也包括民主政体的崩溃。于是，亨廷顿在《第三波》中将民主转型分为 三种方式：变革、置换和移转。变革指的是由执政的精英领导实现民主，其中，执政联盟中改革派和保守派的互动最为重要；置换指的是由反对派团体领头实现民主，其中，政府与反对派之间，温和派与极端主义之间的互动最为重要；移转指的是由政府和反对派团体采取联合行动而实现，其中，重心是改革派和温和派的互动，和两者接近势均力敌的改革派和温和派之间的互动。
3、政治过程研究途径
在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和道格?麦克亚当(Doug McAdam)的推动下，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治过程方法成为当今民主化研究的流行方法。政治过程方法注重分析民主化中的精英与民众的互动，“研究并探寻那些促进、阻碍或逆转民主化的机制与过程”，而不是仅仅关心民主化的初始条件和最终的结果。政治过程方法使得政治学家可以进一步解释，民主运动为什么会在社会条件相似的威权国家中带来完全不同的结果。在蒂利看来，民主化虽然是政治精英主导的革命，但是，民众的集体行动呼应了精英的动员，他们公开抗议的形式给予那些寻求民主化的精英以支持，直接瓦解了保守派的反动力量；另一方面，则是在缺少精英参与的情况下，民众的集体行动直接导致了民主革命、推翻了独裁者、建立了民主制度。因此，这种研究途径不同于以精英为中心的转型研究途径，而是以民众为中心的研究途径。
首先，蒂利和他的同事不满近来研究民主化的理论，对“民主化”的内涵做了重新界定：(1)否认非民主政体向民主政体变迁存在标准的次序，强调有很多条不同的民主化道路；(2)否认民主化存在任何普遍的充分条件；(3)否认民主化关键起因在跨越非民主政治与民主政治上起了作用，他更专注于推进或抑制民主化的旷日持久的进程；(4)否认民主享有超然的稳定地位，去民主化依然频繁且到处发生。
其次，他们用“机制一过程一事件”的分析模式解释关键的政治事件以及纷繁复杂的民主政治史。机制一过程一事件的分析思路指在民主化关键事件的每一个主要方面中，寻求充满活力且具有广泛应用性的因果机制。这些因果机制一再出现于各类民主化事件和过程中，但由于“它们发生时的初始条件、结合方式以及发生次序而产生出不同的累积结果”。
4、新制度主义研究途径
鉴于民主化的内核就是民主体制的变迁与制度化，因此以制度为核心的新制度主义自然是分析政治民主化的路径之一。彼特斯(B.Guy Peters)把新制度主义划分为规范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经验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利益代表制度主义和国际制度主义七个派别。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借鉴和吸收了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定和新制度主义中有关制度在经济生活中作用的理论，其主要分析工具有博弈论、产权、寻租和交易成本等理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显著特征包括：(1)认为政治行为者都有一套固定的偏好或口味，行为是偏好最大化的工具；(2)将政治看作一系列集体行动的困境；(3)强调对政治结果起决定性作用的策略性行为；(4)通过演绎的方式推导出某种具有模式化规范的制度功能。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分析中，民主是一种均衡的自治制度，当制度框架内所有相关政治力量均衡时，民主才是巩固的。之所以发生民主转型，在这类学者看来，是因为一部分政治行动者(权贵和政治精英)相信民主体制能给他们带来更多的权力和利益。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林茨指出，总统制会产生零和博弈，而议会制则增加总收益的论断。
历史制度主义的假设是“政治人”，这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经济人”假设是完全不同的，他们认为，政治生活在更大程度上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力主体之间围绕着稀缺资源而展开的冲突过程，相对于个体的行动而言，制度的最大特征就是一经产生后就有路径依赖的内在倾向。他们在逻辑上用“适当性的逻辑”(logic of appropriateness)取代理性选择理论中的“计算的逻辑”(logic of calculus)，行为之所以会遵循制度，并不是因为行为是理性的，而是因为这种行为方式已经变成了一种习惯。因此，在研究设计上，历史制度主义倾向于中长期的历史案例研究，而不是大规模的数量检测与模型检验。历史制度主义认为“制度是嵌入政体或政治经济组织结构中的正式或非正式的程序、规则、规范和惯例”。制度变迁的动因存在于社会经济和政治背景之中，制度变迁过程是渐进的，具有路径依赖性；而且，由于制度是保护利益的屏障，政治权威和权力具有非对称性特征，使得政治制度的变迁比经济制度有着更强的路径依赖。在历史制度主义看来，制度提供了界定政治行动者策略的情境，建构了政治行动者的角色，塑造了个体的偏好和组织的利益，从而对政治结果产生影响。这也暗示了政治行动者并不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诺格德在分析东欧民主化过程时指出，“政治制度不会改变社会行为体的社会偏好。但制度可以影响这些行为体的战略和能力，因此也影响他们实现其目标的可能性”。
民主化研究途径的比较分析
这四种民主化研究途径在理论特征、分析逻辑、研究主题和理论缺陷上各有不同，同时，他们又互为补充，共同展示了民主化研究的宏大画卷，表1主要比较的是这四种研究途径理论内容上的区别，表2则主要比较了他们在分析民主化问题时方法论上的区别。
通常来说，优秀的理论具有一般性、综合性、丰富性三个特征，一般性指的是适用于所有相关案例，包括已经发现的和尚未发现的，即理论具有预测性；综合性是对未曾发现或假定的事件的系统性概况，不只是单一法则，而是和其他法则交织构成系统；丰富性由互相交织的具有时空性的变量构成，具有丰富性的理论才更接近于真实世界的复杂性。
我们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这四种研究途径都无法完全达到这三个要求，比如结构主义研究途径，倾向于采用大样本的定量统计研究，或者是历史性的宏观分析，将政治的变迁简约为同经济、社会、文化等条件在政治领域内的线性关系，而民主化就是一系列必要条件的达成，这种方法虽然具有一般性特征，但是不够丰富和综合，它只能对现存的案例进行经验主义式的归纳，于是，它缺乏理论上的有效性。民主化被简化为一些条件的度量，但这些条件与民主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这种联系可能是不可靠的，显然这种研究途径得出的结论只能是对现有民主巩固事件的一般化检验，而不是理论的创新。
精英选择为中心的政治转型途径和强调大众抗争的政治过程分析途径都是政治行动者研究途径，他们都重视政治过程的动态面向，采用历史描述和案例研究，大部分方法都是定性的，而且理论充满了复杂性和真实性；将民主化看作是不同条件、次序和起因的集合，过程也是因时、因地、因政体有不同的组合。区别在于，政治转型途径强调政治精英的主观意愿和能力，分析工具上更多采用理性选择模式；政治过程分析途径则重视大众在整个民主化过程中的力量，以及公民、政府与国家能力之间不断变化的过程，它不只是强调某个政治转折点，而且看重民主的历史发展趋势。因此，这两种研究途径虽然有丰富性优点，却无法满 足一般性和综合性特征，它们的经验性结论往往是松散和临时的，依赖于特殊案例上的常识性判断，被戏称为“在稳固的基础之上建立的不稳固的理论”。
新制度主义研究途径大致采用的是演绎的方法，在一系列假设的基础上进行逻辑推演，并在此框架下形成规范理论。但相比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则注重规范理论与历史证据之间的对话，在既有的结论下注重事件发生的明确时机和特定过程。而且如果从新制度主义强调社会关系与政治关系是如何透过制度与制度限制的运作而形成某种秩序方面来说，新制度主义可以被视为是结构主义的。从方法上说，演绎式的规范理论兼有一般性和综合性特征，但缺乏丰富性。由于它是建立在一系列假设基础上，因此从严格意义上，他很少能应用于现实世界，即使它被检验，也是通过经验性的定量统计和案例验证的。但事实上，理性选择制度主义途径倾向于这种演绎式的规范理论，而历史制度主义则处于演绎式的规范理论和归纳式的历史验证之间，弥补了规范理论欠缺丰富性特征的不足，但是由于它们强调制度对政治可能性的限制，因此，他们注重制度的路径依赖和无法逆转，强调制度化与正规化的过程，对于制度变迁程度的解释力就会相当有限。
同时，这四种研究途径并非泾渭分明，他们在分析和解释民主化问题时会在分析工具、研究设计、研究重点等方面有所重叠。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研究途径根本上是结构主义的。因为结构主义用结构性因素来解释政治效应、后果与事件，即这些政治过程都是独立于行为者本身的，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虽然假定个人选择，但是却暗含了制度决定了行为者的行为，个人所选择的不过是唯一的“理性”选项而已，实质上没有选择的自由。鉴于此，采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分析民主化问题注重的是制度对政治行动者的制约，这同结构主义将人类主体是环境的产物的看法是一致的。
政治转型途径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在研究民主化问题时关注的事件具有某些相似性：他们将研究焦点放在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政治事件上，所用的研究策略是共时分析法，即只分析特点时间点上的社会关系与政治关系；使用博弈论等策略分析工具，将复杂的政治互动化约为不同主张的行为者的策略选择。只是前者强调精英的个人特质、行为和信念在关键事件上的能动作用，后者认为精英的行为仍然受制于制度环境所限定的行为逻辑范围。
政治转型途径与政治过程研究途径都是以政治行动者为中心的分析方式，强调的是行为者在民主制度巩固过程中的能动作用，他们都倾向高度描述性的分析方式，并从表面上理解政治互动，忽视政治视域中权力结构、经济条件、社会文化等因素对政治行动者的影响力，即它们倾向于解释政治行为者如何行动，但无法说明为何政治行为者如此行动。
民主化研究的理论模式
综上所述，民主化问题是一个研究视阈，研究途径是分析这一问题的理论工具，从而揭示了民主化是什么，何以发生，如何发展的一系列问题。于是，在这四类不同的研究途径分析中，民主化研究的理论模式逐渐形成。
首先，民主化是由外部结构和内部主体共同推动的过程。结构限制了社会中精英与大众的行为，塑造了他们的思想，民主化的主体(精英和大众)不可能抛开政治、社会和经济结构单独存在。同时，民主化毕竟是政治制度的变迁，推动民主化的关键结点是一系列政治事件，例如政变、游行、选举、立宪等，故单是结构因素是无法形塑民主化的历史的。
其次，民主化是长期的持续不断的历史过程。虽然亨廷顿、林茨、普沃斯基都将民主化划分为非民主政权的崩溃、民主转型和民主巩固这三个阶段，但是欧美成熟民主国家至今仍然在为进一步深化他们的民主化而努力。政治过程研究途径和历史制度主义研究途径也进一步揭示了民主化是个长期的过程，即使达到了民主巩固，并不意味着民主化的完结，因为民主巩固通常是指精英、组织和大众按照民主规则处理政治事务，至于高责任政府、更加自由公平的竞争选举、广泛的公民权利和自主庞大的社团组织并不属于民主巩固的范畴，而是民主政体高质量的表现。达尔在《多头政体》中也认为即使民主政体稳固了，也需要将多头政体进一步民主化。
第三，民主化是人类理性计算的有序化结果。政治转型研究途径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研究途径都认为民主制度的选择是政治精英相信民主制能给他们带来更多的权力和利益；政治过程研究途径则认为民主化是大众抗争的结果，即民主制度是大众对民主、公民权和平等的向往的有意识的奋斗理想。所以，政治精英和大众是在不同的政治情境下出于各自不同的偏好对民主化达成了共识。
最后，民主化研究是汇集宏观、中观和微观多层次多视角的综合理论。没有哪一种研究途径是完美的可以涵盖民主化所有的研究问题。图1是民主化研究的框架图，这幅图汇集了四种研究途径和他们各自的研究重点，并且在这些重点研究对象间建立了因果关系，从而从研究途径、研究内容、研究对象和研究方式四个方面展现了民主化研究所应该涵盖的范围。
对中国学界的启示
一个国家的繁荣与衰落必然与这个国家的政治发展密切相关，当代政治发展的研究主题恰恰是政治民主化以及在民主化过程中保持政治稳定的问题。我国学界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以民主化理论作为切入点研究中国政治发展的路径与策略，探讨中国民主政治道路的设计与趋势。他们指出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现代化和民主化问题，在政治民主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中求得平衡是个难题，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而民主是内生性成长的制度机制。在研究内容上，一部分学者主要介绍和阐释西方民主化理论的相关内容；另一部分政治学者则在吸收西方政治民主化的理论的基础上对欧洲、拉丁美洲、中东地区、东南亚地区等后民主转型国家的民主发展道路进行了深入的历史分析，他们认为政治转型后的民主国家亟待解决一系列问题，包括秩序稳定、中产阶级壮大、政府有效治理和政党制度化等，政治发展同经济增长、政治共识是互相交织的。此外，随着民主化理论的深入研究，西方民主模式对发展中国家所带来的危害成为中国学界关照自身的参照物，如果说选举、转型、崩溃与适应性是西方民主化理论的内核，那么中国的民主政治则需要发展出独立的解释逻辑。
事实上，中国学界对民主化问题的研究集中在两个方向，一是以民主化理论解释世界政治发展，二是借鉴理论研究成果推动中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然而，这两个研究取向共同面临的理论危机皆是缺乏问题研究的方法论意识，即在阐述政治民主诸种现象的时候，研究者往往已经有了先在的价值判断，研究过程以描述性和规范性方法为主，于是研究结论难以创新和突破。表面上，西方政治民主化的研究成果之于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而言，总有些没有“对症下药”，事实上是因为我们过多关注西方民主模式的表象，忽略了民主化理论研究之于中国学界而言需要我们吸收的是“渔”――研究途径和理论模式。因为研究途径本身没有中国与外国，东方与西方之别，研究途径是逻辑性很强的理论研究思路，他能够掌舵研究问题的方向；理论模式主要规范了民主化研究的范围和方法，从而系统地把握这一领域的研究范畴。真正掌握了这两点，中国学界才可能自觉地形成中国政治民主化理论研究体系，从而解决中国本土化的民主问题，推动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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