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传统之我见 张桃洲 几年前，我读到诗人郑单衣的一篇文章，题目是《80年代的诗歌储备》。“储备”一词令人不禁浮想联翩：在该文中，它的启用多少意味着，80年代诗歌已经蕴藏了较为丰厚的诗学资源，可为后来者提供必要的滋养……。也有诗人在谈到食指时所说的，“要说传统，郭路生是我们一个小小的传统”。“一个小小的传统”的说法也让人怦然心动，联想到诗歌写作之间的隐秘的发现与传承。
我正是从上述意义来理解“传统”的。与很多人将“传统”视为一种整体性的宏大叙事(中国古典诗歌天然地被命名为“传统”即是如此，这样的“传统”会制造压力、带来焦虑)不同，我更愿意从细碎的角度看待“传统”的生成与存在。有时，它就是一件事物同另一件事物的不露痕迹的联系，呈现在也许是不经意的互动之中。当然，你也可以把上面的“储备”置换成人们习以为常的“积淀”，但二者还是有微妙的差别。我以为，“传统”与其说像一个凝固的结晶体，保持着静止以至僵化的状态，不如说体现的是一种可延续性，一种能够朝向未来的生命活力，始终以未完成的开放状态显示着丰富的可能。因此，“传统”的确立不仅在于其作为既成事实的“可后视性”，更在于它充满预见的“前瞻性”。一件无法将自身延伸剑术来的事物，怎能被称作“传统”呢?
由是观之，面对“新诗是否已经形成传统”的质疑，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多年来新诗在接受评价时，所得到的断语是“尚未成型”，随之而来的结论“新诗没有传统”便似乎顺理成章。这样的论断，同新诗在近百年历史进程中所遭受的指斥遥相呼应，人们不是嘲笑新诗没有取得像古典诗歌那样辉煌的成就，就是呵责新诗一味跟着西方走，且不时冒出所谓新诗陷入“危机”之说，甚至给新诗宣判“前景暗淡”的死刑。应该说，对新诗传统的问题重新予以辨析，有利于这些印象式的谬误。
在我看来，讨论新诗传统，其实是确认新诗作为一种文学书写的独特性：它的文化身份、结构要素、历史功能等等。既然诗歌写作在本质上足一种话语方式，即诗人在一定语境下、以一定语词样态与世界或自我进行的对话，那么新诗的出现，实则表征着某种话语方式――诗人与世界或自我的对话关系及方式――的深刻变动。当我们把新诗不是看作既定的封闭的对象，而是置身现代性语境的汉语诗人与世界或自我之间不断展开的对话(“尚未成型”的指斥从另一侧而表明，这一对话如今仍在持续)，新诗传统实际上是对话过程中实现的诗学累积。换言之，是新诗在建构自身、规范自身的进程中，逐步形成的一系列富于活力、趋于经典化、可供延续和生长的诗学范畴、形态以及问题。
无疑，已走过近百年历程的新诗，一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实绩，各种风起云涌的理论现象和实践潮流，其清晰可辨的脉络值得总结和探讨；另一方面，毋庸讳言，也因遭受种种不利因素的阻碍和干扰，而未能臻于更高、更“令人满意”的境界，其间的得失有必要详加检视。但毫不夸张地说，百年新诗不仅有着可称之为优秀传统的文本、范式，而且涌现出了十分优秀的诗人个体。正是这些诗歌文本、诗人个体的闪现与累积，促动了新诗传统的生成。当然，新诗传统中最重要的，还是新诗在中西“两大传统的阴影下”(黄灿然语)对自我的寻求。甚至可以说，新诗最大的传统就是新诗自身，既然它作为一种崭新的话语方式，已经改变了诗人们的语言样式和经验程式。
新诗源于对中国古典诗学的反叛和受西方现代诗学的催发，但它正是在与后二者的区分中确立了自身，且后来的发展无须同它们有一种被迫的必然的关联，从而获得了独立的品格。在新诗身上，寄寓着现代中国人与语言、历史的错综复杂的纠缠，特别从其发生的具体情形来看，新诗一开始就敏锐地捕捉到了语言的根本性转变(汉语从古典向现代迁移)，并将这一根本性转变鲜明地呈现在写作的各个方面，同时折射出历史的变幻万端的图景。新诗具有的这种对于语言、历史的敏感，是其他新文学文类无可比拟的。
百年新诗的命运与现代汉语的变迁息息相关，这在思考新诗传统时也许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新诗与现代汉语事实上存在着相互塑造的关系。新诗的语言是以口语化的白话为主的现代汉语，尽管这种语言“与生俱来”地有着诸如粗糙、拖沓等毛病，但让新诗语言回归文言已不大可能；同时，新诗在形式上废除了严谨、整饬的古典绝律体式，代之以顺应现代汉语表达习惯的自由体或半自由体，新诗之“新”的总体趋势无可更改。新诗的语言、形式及配音(韵)、组词、结句、建行等方面的选择，显然深刻地受制于现代汉语的特点；同样，新诗的每一次较大的变化，也波及现代汉语特性的改变。
众所周知，由于受西方分析性语法的熏染，现代汉语历史性地成为一种逻辑严密、语义清晰却不失浮泛的“外彰化”语言，与此相对应，新诗的语言表达和文本样态在总体上步入了寻求浓缩、凝练的“内敛化”探索之路。这意味着：其一，新诗的语汇、音韵、句式以及结构等，是在对现代汉语(其所依据的日常语言)的浮泛性进行剔除和锤炼的基础上形成的，新诗的句式尤其体现了这一点――现代汉语的句子成分(关系词的介入)日见完备，当它要表达一个完整的文意时，句式必然会拉长，句法必然趋于繁复化，这使得新诗更多地在长短不一、参差错落的句式中传达诗意。
其二，新诗在表达上采用了一种“间接”的方式，这与古典诗歌的“以物观物”“目击道存”的“直接”方式形成了鲜明对照。这是分析性语言取代直观语言时，与之同步进行的思维方式变易的一个结果――现代诗人观察世界及其与外物的关系发生改变：“物我”不再具有交融性和移情特征，因而新诗也放弃了以“物我同一”姿态抒写世界和自我关系的方式。与这种表达方式变化紧密相关的，是欧化句法在新诗中的普遍实行；尽管倍受指责，但新诗所受的欧化渗透已无可避免，新诗由此逐渐生成了属于自己的语言。
其三，新诗在“美感”生成方式上出现了根本变化，古典诗歌那种借助于整饬的对偶、脚韵而获得的“整齐的美”“抑扬的美”与“回环的美”(王力语)，在新诗中遭到严重破坏，而代之以“追求言语结构的内在节奏与情感起伏变化的同构”和“超语义”的语感美，不管是刻意讲求格律的“新格律诗”还是不拘一格的自由体诗，“美感”的生成并不格外地倚仗外在的诗形，而主要依靠深层结构的营造，“美感”即来自词句间的“内在律感”。
其四，新诗在诗艺上探索了一些不断完善、更新而持久的命题，譬如“反讽”、“叙事”、“戏剧化”等，并确立了一些源于实践的诗学观念乃至体系，如“平衡”、“综合”、“格调”、“语感”及“慢”等等。这些命题和观念，对接着一种诗歌写作的“现代化”追求，体现了新诗开放的心态、融合的气魄和开阔的前景。
此外，在与历史语境的关系上，新诗表现 出一种特别的“穿越”姿势。显然，历史语境的变迁，是制约新诗发展的另一重要因素；如果说新诗在诞生之初就因救亡与启蒙而负载了过于沉重的文化使命，在20世纪上半叶受到的是“民族解放”等重大历史命题的逼促的话，那么在进入下半叶之后其压力则主要来自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因素，特别是商业化、大众化浪潮的巨大冲击，使新诗面临前所未有的新的考验。在不同时期，新诗都程度不一地被呼吁充当“号角”，却仍能够对现实保持有距离的“介入”态度：要么“对于人间的不幸与苦痛我的骄傲却只有低下头来变成了愤怒和同情的眼泪”(何其芳语)，要么是“柔软的心窝紧抵着蔷薇的花刺，几里不住的唱着星月的光辉和人类的希望”(徐志摩语)，体现了新诗为调协诗艺与历史、个人与时代所作的努力。
《诗刊》创刊前后 吕 剑
答子张问
问：创办《诗刊》是怎样提出来的?由什么部门决定(或同意)创办的?
答：一九五六年国内形势比较好，陆定一作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徐迟最早提出创办《诗刊》。那个时期，臧、徐、吕三人接触较多，此事经三人商量后，提请作协考虑，作协同意创办，并报经中宣部批准。该年秋冬，即由臧克家、徐迟、吕剑进行筹备。一九五七年一月创刊。这时，郭老为祝贺《诗刊》创刊，特设家宴招待全体编委(严辰此时远在黑龙江，未到)。郭老说：“这样的聚会，可以―个月来一次。”徐迟马上说：“半年一次也就可以了。”后来还举行了一次茶会，在京新老诗人以及关怀新诗的朋友们都到了，真乃济济一堂。徐迟草拟请帖时，特用了王羲之《兰亭集序》中的名句“畅叙幽情”。
问：《诗刊》的第一届八个编委名单(田间、艾青、吕剑、沙鸥、袁水拍、徐迟、臧克家、严辰)是中国作协提供的吗?八个编委在创刊时一起开过会、讨论过办刊思路吗?
答：八个编委是由臧、徐、吕考虑、约定的，经作协同意。八个编委，除臧、徐、吕三人外，其他几人一个也没有到过编辑部。大约到了一九五七年六月，臧克家方才提出，这里工作的编委一个党员也没有，七月，这才将沙鸥调来，此时正赶上“反右”。编委们从来没有在一起讨论过办刊的思路。(请参看六问之答一吕剑注)
问：《诗刊》创刊前您在《人民文学》任编辑部主任和诗歌组组长，是谁提议您去《诗刊》任编委的?
答：这时，我的编辑部“主任”一职早已因编辑组(发稿组，是严文井来后设立的)兼职业务太重卸任，仍任诗歌组长。是徐迟提出要我从《人民文学》转到《诗刊》的，因为这两个刊物都是作协的，一说即成。
问：除担任“编委”外，您在《诗刊》社具体负责什么工作?任何职务?《人民文学》的职务还保留着吗?
答：我到《诗刊》后，与徐迟负责具体、日常编辑业务，不再担任《人民文学》的任何职务。臧克家基本上两天来一次看看。
问：当时编委中担任常务工作的是谁?哪些诗人是挂名的编委?《诗刊》有没有党组织?谁是负责人?
答：编委中担任常务工作的是徐迟和吕剑，还有臧克家，其他诗人都没有到《诗刊》来。《诗刊》没有党组织。艾青和我于“反右”当年十。一月被免去编委职务后，艾青暂时家居，后“发配”至北大荒(转新疆)。我则暂时仍做编辑工作，一九五八年四月“发配”至塞上(河北涿鹿农村劳动)。唐祈则“发配”至江西(转甘肃)。
问：您认为《诗刊》创刊后最有意义的工作是什么?最不愉快的事是什么?
答：《诗刊》开头，打开了诗创作局面，邀请各派诗人参与，连徐志摩等都予介绍，打破了不少条条框框。同时，还注意到老、中、青并重，且要打捞“沉船”(沉寂了多年的老诗人)。这时，陆续调来了几位编辑。如唐祈，就是他提出、我从《人民文学》指名调来的。此外，还有白婉清、丁力、尹一之、刘钦贤、楼秋芳等。刘、楼二人当时做事务工作。全体人员合作得很好。但“反右”一开始就不行了。臧克家写了题为《让我们用火辣的诗句来发言吧》一文号召“反右”，当然影响不小。沙鸥于“反右”前为文大捧艾青，“反右”一来也“紧跟”，义大批艾青。“反右”中《诗刊》批判了大批诗人，包括《诗刊》的艾青、吕剑、唐祈等，真是一大批名单。
(这是我在《诗刊》工作一年多时间里记得的情况，后来有何变化，我就不了解了。而且有些事情也记不得了，只好如此写来。有些故事请参看我写的《与徐迟忆(诗刊)》一文。)
(吕剑《答钱仲慈》和《与徐迟忆(诗刊)》均载吕剑所著《诗与诗人》一书，花城出版社1987年版。――子张注)
与钱仲慈的通信答子张
一、《诗刊》筹备期间，为了把刊物办好，臧、徐、吕三人作了多方面的访问。我陪臧克家访问了冰心、冯雪峰。徐迟曾与艾青多次交谈。我还陪徐迟访问了张光宇，清其设计封面。又一同去看了许觉民，与其谈了印刷出版问题。徐迟还负责访问了冯至，冯至提醒，“最好先发表毛主席的诗词!”但徐迟回来，并没有说这是冯至的建议，因此我在回答钱仲慈的信中，遂说成了“徐迟同志倡议”。(冯至最初的建议，是后来才知道的。)
二、给毛主席的信由徐迟起草，由臧克家审阅后，“命我以毛笔小楷誊清”，这里是我记错了。不是我誊清的，是臧克家“以毛笔小楷亲自誊清”的。
三、当时《诗刊》编委只有臧克家、徐迟、吕剑三人在场，其他编委均不在，给毛主席的信，只好“一一列名于后”。――除徐、臧、吕三人外，其他几位，都是我代签的名。
四、我在给钱仲慈的信中说，“就在毛主席答复《诗刊》编委会之后，毛主席又要人打电话给《人民日报》，约臧克家、袁水拍到中南海去谈话。”但臧克家在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六日《诗刊》一次座谈会上却说，“毛主席给《诗刊》的这封信，是一九五七年一月十二日发出的，头两大，毛主席召见了我，长谈两小时，……”实际上不是这样。毛主席召见臧克家，是他给《诗刊》来信之后，不足“头两天”。而毛主席召见的也不是臧克家一人，而是臧、袁二人。而且是中央办公室先和《人民日报》的袁水拍打的招呼。
五、“毛主席提到《文汇报》要想发表他的诗”等等，这些事未必准确，我也不清楚。
六、钱的信中说，臧克家还曾“建议毛主席修改哪一个字”，这是指的“腊象”二字。我看初稿(系抄件)时，认为“腊象”可能是笔误，应为“蜡象”，即蜡烛的蜡，不应是“腊月”的“腊”。我立即把此意见向徐、臧提出，他们均同意，乃与中央办公室联系，征求了毛主席的意见，订为“蜡象”。――因此，这是编辑部的意见。
此外还有可谈的，以后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