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5月13日，细雨霏霏的海滨城市――福建晋江市，有这样一些人从天空、从陆地向它悄然聚拢。他们是：吉狄马加、蔡其矫、谢冕、韩作荣、叶延滨、王青风、王光明、陈超、林莽、刘福春、大解、李志强、徐丽松、庞俭克、路也、卢卫平、田禾、陈瑞统、吕传辉、张冬青、朱谷忠、谢春池、魏新、吴明哲、黄良、楼兰等，前来参加诗刊社第三届华文青年诗人奖颁奖活动的还有当地文化部门领导、诗人、多家新闻媒体记者。这次活动得到了当地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也得到了天空的配合，凡是我们在室内开会的时候天就下雨，而当我们要出行时，云彩马上撤离，给我们提供方便。
5月14日晚，颁奖晚会在我们人住的晋江市爱乐假日酒店会议厅举行。这是一场真正的晚会，除了路也、卢卫平、田禾三位获奖诗人领回了大红的证书外，我们还欣赏到了精彩的朗诵、歌唱等节目。
实际上，真正的诗歌研讨活动于5月14日上午就已经开始了，围绕三位获奖诗人的作品而展开的主题诗歌研讨活动――当下诗歌写作与诗歌本质的追寻。与会者在会上谈了自己的观点，归纳起来有这么几个方面：
一、诗刊社华文青年诗人奖，把当下最具活力的诗人推到社会的焦点上去
《诗刊》常务副主编叶延滨责无旁贷地第一个发言，介绍了华文青年诗人奖的宗旨和评选过程。
叶延滨：华文青年诗人奖，已经评了三届，诗坛和媒体都给予了充分肯定，网络上也有叫板的。当然，这很正常，这说明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重视。现在有了一个明确的指向，这个奖与其他奖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体现了当下性，是对当下诗歌创作最逼近的关注。所有参评作品都必须是上一年度发表过的作品，是当下的东西，而不是远距离地回头看，不是从文学史上更长的时间看。评委都是关注目前创作状态的评论家、教授、诗人、编辑，每个人都写出了详细的评语、打分理由，得分最高的三位诗人，就是获奖者。我们的用意是，把当下最有实力的诗人推到焦点上去，接受社会的检验。这是一个引导性的举措。获奖作品与未获奖作品一并刊出，这样可以比较，并提醒人们哪些人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实践证明，这种做法已经得到了诗坛的认可和赞许，诗人们非常支持。这也给当下诗坛的研究者提供了应该关注的最活跃的诗人。
二、肯定与疑问：三位诗人具有代表性，但这个奖是否代表中国当下诗歌的最好水平?
谢冕：我是三届评委了，跟当下诗坛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次的三位我只认识路也，也有十年了，当初她的诗并不拔尖，最近我曾多次由衷地夸过她，还朗诵过她的诗。我是真被她的诗所感动，有一首诗叫《理想》，还有《身体版图》《我想去看你》，我能记住的诗很少，但我记住了路也的诗。另外两位，我都不认识，我只对作品说话。我真的是凭一个读者的身份去读的，只要写得好的，感动我的，我认为就是好的。我不主张一种风格，一种主义。我认为应该宽容、兼容，不偏狭。平淡、简单的东西，可能需要了不起的功夫。以前的江一郎、江非，都是这样的努力。但我不是说别的样式不好，浓得化不开的诗，我也很喜欢，但天然不雕饰，可能是更高的境界。
韩作荣：我也是三届评委了。我的感触是，诗是年轻人的事，支撑诗坛的重要力量是年轻人。我编了多年诗选，人选的多是年轻人。在编辑过程中，我也是受益者，通过细读，使我沉潜下来。编选集和华文奖的出发点是同样的，就是把当下最具创作实力的人推出来。这次的获奖者，卢卫平的诗非常敏锐，在现实生活中，把握住微小的瞬间细节，内在的东西很多。路也的诗大胆、质朴、撞击力强，直接冲击人的心灵。田禾的诗扎实，与过去的乡土诗已经不是一种东西。在他的诗中，乡土作为一种语境背景出现在涛里，更多的是生活实感，对事物的发现。这几位诗人具有不同的代表性。
蔡其矫：这次评奖，体现了严格、公正。这三个人我很早就注意了，在年轻人中确实有代表性。诗不在量，应求质、求精。
王光明：我读了三位诗人的作品，有好说好，有坏说坏，我今天也说一些真话。我这些年也在编诗，也关注着一些评奖活动。华文青年诗人奖已经三届了，创造了一种健全、健康的评奖方式，应该继续下去，并不断地完善，形成制度化。评出有代表性的诗人和作品，不断扩大影响力。这次人围的诗人，各有特色。但是不是能够代表当代最高的水平?在平时的阅读中，还有很多诗人，很多好诗，我们可能打更高的分，但这次他们也许没有参评。
三、华文青年诗人奖，具有建设性意义
刘福春：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我接触的诗人很多，大概有2000多人吧。我实际上是在做诗歌的后勤工作。刚才王光明提到的，把当下最好的诗评出来，这一点固然重要，但我觉得这三届评奖具有建设意义。这几年，我们在不断讨论诗歌标准的时候，或者说在当下诗歌标准缺失的这样一个年代里，我们通过这样的评奖，是在为诗坛提供一些标准做着有益的事情。从三位获奖诗人的作品看，有一些共同的东西，与《诗刊》这些年提倡的健康和平易的写作有关系。三位诗人的风格也体现出不同的地方，路也的诗是理想化的。卢卫平的诗是向下关注底层的，关注当下的。田禾的诗既是现实又是非现实的，对田园的关注，正是现代人精神里缺失的东西，他并不是要回到他的农村，而是把过去的农村作为一种背景进行写作的。他们三位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庞俭克：去年五月在海南参加第二届华文青年诗人奖颁奖活动，让我第一次感受到一些让我感动的东西。当时北野、雷平阳晚上拉我去海边裸泳，没有诗的盛会，我不会扒下这层皮。后采我写了一篇文章，专门谈扒皮的问题。每次参加这样的诗歌活动，对我都是一次净化。一次诗的洗礼，让我不忘。我在出版社工作，每年都编诗歌选本，通过做编辑工作，我知道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还有这样一些人在纯净的、自己建立的童话般的精神家园里写诗，这非常难得。诗歌唤起了我们对本质的东西的追求，是对永恒的呼唤，也是我们心灵中最柔软的部分。我对三位获奖诗人的诗也都熟悉，每年编选本时也都认真读过。我觉得《诗刊》做的这样一个活动是健康的，意义重大的。
四、当下生活与诗歌本质的追寻
吉狄马加：几位发言，我赞同。三届评奖，是一项非常好的活动。关键是对当下的诗坛的启示意义。如何求精、求质量，对于自然、社会、生命过程真实的描述是重要的。对如何看待当下诗的状况，如何促进诗的繁荣，我一直在思考。诗，怎么写是个人的事情，近些年诗人们做了很多的实验，我觉得，诗的本质应该从自身的心灵出发，传达文明和民族的精神。这一点，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普希金离开我们这么长时间了，他对自由元素的歌唱，对生命的赞颂，对自然的理解，对弱者的同情，有很多东西具有人类的普遍价值。由此我想到美国诗歌，艾略特作为学院派写作对现代诗的贡献。美国不断的诗歌运动，也与我们有许多相近的地方，但是现在回头看，像弗罗斯特这样的诗人，他所表现的对生活的理解和美国人的深层次的情感生活，那种对于生命意义上的本质的东西，对我们更直接或者说是给予我们的教育意义是更多的。当然我不否认从哲学观念上，从大的诗歌形式上对一个时代、对生命、对死亡、包括对我们整个历史背景的深刻理解。我的意思是，诗应该回归心灵，回归灵魂，因为诗毕竟是非常崇高的东西，是人类生存中最充满情感的部分，而在我们生命意义上能够把它用文字记录下来，这恐怕就是诗了。去俄罗斯的时候，我去了茨维塔耶娃、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的旧居、墓地，把他们的作品重新看的时候，我就感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现在，包括全世界很多重要的一些批评家和搞比较文学的学者，当时为什么很看重?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除了他们对个人情感的表达、对人类良心、人的尊严和崇高感，他们把他们所有的生活和他们的命运联在了一起。 我看这次三位获奖诗人的诗，我还是非常感动的。路也的诗，在作品中把握语言和许多象征意义的东西，都非常自然，也很真实。这是很重要的。诗人都是很敏感的人，我觉得一首诗是否真正与你的情感世界、生命律动紧密联系在一起，是非常重要的。卢卫平我们是老朋友了，这么多年，他的诗歌追求，从来没有间断过。他的写作精神和写作状态，一种劳动者的姿态(诗人也是劳动者)，我认为他是很敬业的。在我们这样一个物质主义的时代，他把诗作为一种表达方式，甚至是生命的一种存在形式，是难能可贵的。我们看到他的诗，这些年有好多新的变化，有很多他所观察到的非常精微的细节，除了对个人的表达，把社会、生活、命运联在了一起。体现了他的情感和生命的律动、。田禾一直是写乡土诗的，他对自然的把握，特别是普通人的视角，一种平民心态，是本质的、朴素的。有些人写的乡土诗，离生活本真的东西太远，而田禾的诗有很多自然的东西，语言表达上也很朴素。谈到语言，在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有些诗人在语言的繁复上、复杂上――像布罗茨基这样的人，贡献是很大的。但有些诗人的语言是很精制的，比如以色列诗人耶胡达，阿米亥，语言是很简捷的。把复杂的东西用简单的方式表达出来，才是最难的事情。而把简单的东西复杂化，则是比较容易的。当然，诗人之间有不同的写作方法和不同的艺术追求，我认为应该百花齐放。
五、透过当下生活，还应该有向前一推的力量
陈超：我是第一次作为这个奖的评委，我收到的十份人围作品，确实都不错，各有特色，这三个人给我留下的印象也非常深。路也的爱情诗写得真挚，和过去的爱情诗不一样的地方是，她揉合了一些诙谐的成分，比较有新意。卢卫平写母亲的诗，还有写当下生活的诗，充满反讽的意味。田禾的乡土诗，内在、具体，细节丰富，设有多少流于表面的东西。
我当时写评语时，没有比较，现在我等到这份刊物时，我发现，我多年写评论很少用的一个词就是关于“善”的问题。可能是我的潜意识里对现代诗歌有一种忧虑。过去的一些诗歌，很多人做不到诗与人的合一，但在诗里把自己写得非常高大，非常纯粹，装扮君子，有些虚伪的东西。现在许多人反过来装小人，这与装君子是一样的，是不同半径的一个同心圆，圆心全是做假，他在生活中非常正常，但在诗里一定要写那些下作的东西，因此占据另外一种道德优势。这三位诗人的诗，表达的是人性中正常的那种善，没有特别拔高的，也没有故做下作的。他们三人都注意了细节，感情太烈容易被蒸发掉，叙事是留下、不被蒸发的策略。
关于真实问题，我认为创作的原动力应该有真实性，同时又能够超越真实一步。但是自我的体验、心灵的感悟，或者真实性，不会自动等于诗。真实是不错的，但真情不会自动做出诗的表现。所以，这三位诗人的作品，让我稍稍感到有一些遗憾的地方，这也是当下诗坛的一个共同的问题。一个写作熟练的人，我知道他会走到哪儿，但是最后，让我迷醉的，那种撞击心灵的东西，非常过瘾的东西，还比较缺乏。
现在有一种风气，就是用九十年代的诗来贬低八十年代的诗。我觉得八十年代的诗中，有一些是有非常强的原创性的，不仅诗好，而且具有重要性。比如江河的《太阳和它的反光》，当时我看后很激动，它给我们提供了很新的东西。无论是语言方式，还是诗人的姿态，现在我很少看到这样的诗了。我看到的都是平常意义上的好诗，在原创性上，让我感到神奇的、迷醉的东西，撞击力上还不够。
林莽：陈超对我们的诗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前几天，在北京的中法诗歌研讨会上，谈到关于诗歌翻译的问题，其中有一个搞哲学的人谈到，诗有不可译性，这一点大家都有同感。翻译也是一种创作，没有这些年的翻译作品，也就没有我们的当代文学的现状。在谈到诗的时候，有的诗就像经文，它的声音是不可译的，只能用声音来表达。诗中确实有很多神秘的、源自于生命本身的一种东西，我们如何发现能够在此基础上往前一推的力量，这一点很重要。
王光明：三位诗人的共同点，是诗与生活的关系，他们都面向了自己的经验、生活、细节。我认为，诗人应该对民族语言有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诗歌不一定直接呈现生活，更多的应该关注人的心灵，驾驭自己的情感，使其作品能够持久地感动人，能够经得起反复阅读。我觉得这三位诗人还应该更内在些，把经验、生活转化为诗。
六、三位诗人如是说
路也：我能得这个奖，很幸福。我曾读过一句俄罗斯谚语：“不要相信幸福，不要害怕灾祸”。我把这句谚语贴在我的床头上，当作座右铭，可是今天我相信了幸福。写诗对我来说，已经是一种毛病，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了，跟功成名就，跟流派，甚至跟写作的抱负都没有关系。它就像女人做针线活一样，成了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了。这与我个人的生命状态有关系。我不相信那种过份机巧的诗歌，像车间制造出来的机器零件一样。我认为我是一个天生的自由主义者和本能的理想主义者，我常常感到我的身体里蕴藏着巨大的能量，对世俗生活充满了过分的热情，这种热情常常让我自己和周围的人感到很劳累。正是这些特质使我写出了今天这样的诗歌。
福克纳曾经说过，一个作家写作需要三个条件：经验、观察、想象。我更多靠的是想象，可能生活给我提供了一个眼神，一个场景，我把它延伸开去，成了全世界。这种和个人身心贴近的写作，有时是非常顺利的，但有时又变得非常困难。这就是我能在短时间内写出大批诗，有时却一两年写不出诗来的原因。我太依赖生活状态了。现在，由于网络诗歌的存在，诗歌好像变得非常容易了，好像一些人一年当中任何时候，只要是坐下来，就能制造出诗，我觉得这是别人的写作状态，对我不合适。我的写作状态对我不一定是最好的，但肯定是适合我的。这个奖对我是个鼓励，我会努力写下去。
卢卫平：感谢各位对我的鼓励。我写诗已经二十年了，人这一辈子能有几个二十年哪!所以我对诗有一种感恩心理，也非常兴奋。我一直是在《诗刊》的栽培下成长的，我刚写诗时，我也努力想得一些奖，也想参加“青春诗会”，后来我参加了。我在广东的三个企业里工作过，企业中，从一个刊物的校对做起，在两三年内做到老总的助理，也当过副总，我认为我在做企业中是有能量的，但面对诗歌的时候就变了。做企业与写诗完全不同。我在自己的生活中，把诗人的角色和生活中的角色分得很清楚，在企业中，我努力工作，扎扎实实，但写诗的肘候就成了另外一个人。与企业比，写诗的成本太低了。因此我是幸运的。我只花了一点路费，就得到了各位专家的教诲。今后我会继续努力，把诗写好。
田禾：感谢评委对我的鼓励。我的诗还有很多不足，今后我会努力。我在生活中，遇上诗，是我的幸运，是我的快乐。一个优秀的诗人，必须有能力捕捉生活的细节，感受生活，创造生活。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我要以百姓的立场和视角进入诗歌。我的诗要从生活出发，从心灵出发。生活永远是我的诗歌的源泉。
在研讨会上，陈瑞统、朱谷忠、吴明哲、楼兰等也做了发言，谈了这次活动将会对晋江的诗歌创作产生积极的影响。作为活动的主办方领导，叶延滨做了非常精彩、幽默的总结发言，对这次活动的成功举办，对晋江市的支持表示了感谢。最后，林莽提议，由三位获奖诗人各自朗诵一首自己的诗作作为结束。
在这次活动中，与会者还游览了晋江市的部分景点。并饱尝了具有特色的晋江美食。这期间，雨时断时续，惟独在我们出行的时候停止，真是谢天谢地，谢谢晋江的诗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