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岁那年，我到一个叫燃灯的小镇教书。 学校坐落在山坡上，几排破旧的瓦房和一片经过简单平整的凹地便是教师的宿舍、学生的教室和操场，四周少有人家，也很少有树，放学之后除了我们几个单身汉和为数很少的几户教师家，想找人打牌都难，起先我也没在意，只认为是学校才搬迁过来的缘故。很快，我便知道事情并非如此简单，缺水是制约周边发展的主要原因，宿舍区后面的一眼水井是学校里唯一的水源，每天清晨我们都要早早起来提着水桶，借着微弱的晨光，踩着一块块湿滑的石头，胆颤心惊地摸索着下到4米左右的枯井里，再用水舀一舀一舀地舀起不太干净的井水，这样的重复成为一天工作的前奏，以致很多年以后我对清凉的井水始终抱有一份特殊的感情。
校园周边没有围墙，屏障仅仅是一条窄窄的水沟，水沟的两边是农田和一条常年流水的小溪，远处是山，再远处还是山。那时我有旺盛的精力，常常喜欢在放晚学之后远远地跟在回家学生的后面，走过农田，趟过小溪，穿过村庄，顺着山路到达一个个山头再下去或返回。（我至今也找不出合理的解释和这样做的理由，也许仅仅只是通过这种方式打发过剩的荷尔蒙，驱散年少时的莫名情愫吧。）回来时若不是太晚，我会在小溪边的村庄上停留一会儿，这里的村庄与我的家乡不同，它们皆是在水之北，面阳而居，门前顺着自家的东、西山墙或更远一些用竹竿密密地插成很精致的竹篱笆，大部分人家在篱笆中间隔一截会点缀些带刺的藤状的蔓延着野刺的茉苔、牵牛花、山里红或荆柳藤。
有一段时间，几个学生经常从家里背来电捕器，说要给我改善一下伙食，在放晚自习或我没晚课的夜里，我们师生几人便会背着电捕器，到山下小溪中捕鱼、虾和泥鳅，在电捕过程中，由于水深，竹林太密或竹竿与篱笆连在一起无法通行，便要绕道迂回踩坏篱笆强行穿过，有时夜深劳累感觉到饥饿，也会折断篱笆到园子里摘些瓜果充饥。不知哪个学生把此事传到了篱笆主人耳中，乡人还算厚道给我留了些颜面，没直接找我而是让我的同事传话给我，听了同事的转告，我顿觉面红耳赤，斯文扫地，以致很长一段时间我也不好意思放学后再去游历夕阳、走进村庄、欣赏篱笆了。
十九岁更适合当一个自负而莽撞的小青年，而做一个稳重、儒雅的老师则会差些，我曾经要和一个上课做小动作的学生出去单挑，上晚自习的时间带几个学生到我宿舍跳舞，在上完新课进行预习的时间里，接过学生递上的烟，还和学生争抢过武侠小说。和学生一起在我宿舍喝酒划拳，有一段时间，我以一身“补丁休闲装”和经过精心打扮的“郭富城式”发型，在学校招摇，使许多男生都仿照我留起了郭氏头型，校长一声令下要全部封杀，学生异口同声地把我出卖，校长在办公室笑谈此事，老师们立即笑倒一片。前一段时间，遇到一个学生，他说至今还记得我曾说过的“初一无所谓，初二听一点，初三再努力就会有好成绩”。我顿时面红耳赤，“我说过这样的话吗？不会吧！不记得了。”我怕他再说一些让我更难堪的话，便赶紧抢过他的话头极力否认。在当时，我的学生差不多和我同龄，加上我的年少无知，就像一个演员在新的影片中始终沉浸在上一个角色里，举手投足之间始终摆不正自己的位置，找不准自己的方向。《圣经》有云：年轻人做事，上帝会饶恕你的。我不乞求上帝饶恕我什么，但角色的错位、身份的尴尬，行为、言语上的放肆，成为至今我对学生无法挽回也覆水难收的错误。
一个偏僻的乡村中学突然来了个会跳舞（在当时人们正疯狂地喜爱着摇滚），能画上两笔，爱装腔作势地抱着个吉他，穿着另类、喜欢出风头的年轻教师，他身上洋溢着的青春活力和气息，很快便在校园里弥漫开来，对于初中学生――一个个小小少年，分不清精华和糟粕，有可能把这一切全部吸收并转化为一种莫名的情愫。特别是一些女生。我曾收到过女生手缝的拖鞋，几条手编的围巾及其他一些小物件，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一双目光由清纯变成时常低头呆滞发愣的猫，作文中常溢出涩涩的味道，像橄榄抑或槟榔，也不知道是否是我无意中的某个举动成为她眼中故意的暗示，或者其他我无法确定的原因。有一天在打开她的作文簿时发现里面夹着一张纸条：……我们之间除了师生情谊之外，是否还存在着别人说的那样男女之情？我相信不论是谁，被爱总是幸福的，不可否认在那一瞬间我被幸福击中了，只是这幸福太短暂，接下来的每一天，总有其他女生以各种意想不到的方式把那个女生书写的所谓情书递给我，几天之后我感觉不知所措，无所适从，特别是后来与同事们闲扯时得知一位老师因与学生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被学生家长痛打一顿后永远从这所学校消失不知去向，瞬间，巨大的恐惧把我暗藏的窃喜淹没。
一个只有十八九的大男孩毕竟还小，从没接触过爱情及与爱情有关的信息，面对着每天接到的信件犹如手捧着一个个随时可能爆炸的炸弹，再也没打开信封的勇气，多少个不眠之夜后，我终于鼓起勇气去找个平时十分信赖的一位老师家属。我总认为她作为一个局外人保守秘密的程度要比其他人高的多。多年之后，已经上了高三的这个女孩给我寄来了一封信。在信中，她告诉我曾答应为我保守秘密的那位老师家属是她辈分上不算太远的姑姑。在她发信给我的前几天，她到姑姑家玩，姑姑告诉她曾经的一切，在信中她指责我不该把这件事告诉她姑姑，玷污她纯洁的感情。此时我已离开那所学校好多年，面对这封旧日的学生来信，我是一阵苦笑，原来费尽心思选中的求助者竟是最不该告诉的人，不过很是感谢那位老师的家属，在当时给我一个很是恰当的方法，顺利地处理好这个错位的情感并替我保守了这么多年的秘密，只是也有些后悔，若当初她就捅破这层薄纸，这份情感又会是一个怎样的结局。
那时候，我疯狂地喜爱诗歌，课余时间常用毛笔抄写古诗词，然后再一张一张地贴在宿舍的墙上，远远地看去，满墙的信纸像老中医的中药袋，露出无尽的文化底蕴，散发出古老的墨香，白纸黑字在风中沙沙作响，很像电影里的某个情节，也符合我想象中的虚幻和飘渺，有时还觉不够，我会买来檀香，关掉电灯，点燃蜡烛，洗一把脸，在袅袅的香烟中背着双手来回走动，感受着诗歌的意境。我虽然如此多情地做着诗歌的梦，但几年来，一首诗歌也未能发表。我曾经尝试在课堂上穿插着讲一些文章之外的相关知识，在晚自习给学生们上了几堂欣赏课，并很认真地把写得好的作文油印成一期叫“未名”的校园小报。我总认为在这个每年只能考取两三个中专的学校里，一个人能喜欢一门课程、有一种爱好比他疲于应付的考试要更有价值，但是，我的想法和行动在当时注定要头破血流，七校连赛的结果是，我“教授”的语文常常是倒数一、二、三。
19岁那年，我到一个叫燃灯的小镇教书；一个叫燃灯的小镇上有一个19岁的教师那就是我。那年，我是青涩的，今天，当我成为了一个更为成熟并经历了多种生活世相的人民警察时，那个19岁，那种青涩，那一次青春则更让我怀念，因为他本真而激情，是人生的一钵清澈的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