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成在浙江之南,温州之西。我是文成的土著。 严格意义上说,我从来没有离开过文成,虽然我经常四处游荡,但我的心,包括最脆弱的情感,都一直在这个算不上城市的地方常驻。对我而言,文成就是我全部的故乡,是一个理想的、田园的、诗意的栖息地。我在这里出生,成长,工作,娶妻,生子。
走过的地方多了,就感觉出文成的小。文成也确实小,总人口只有37万,面积不过1292平方公里。文成发祥于新石器时代,春秋战国时期属瓯越地,西汉属东瓯国。她始建于1946年,以明朝开国元勋刘基(伯温)谥号“文成”作县名,取“经天纬地,立政安民”之意。早在一千多年前,北宋地理总志《太平寰宇记》就赞其为“天下七十二福地,桃源世外无多让焉”。
我是出生于一个小山村的穷苦孩子,在一个叫包山底的小地方,距离文成县城20多公里。童年的我时时受到寒冷与饥饿的威胁,这种威胁已深深印在了我的生命中。我认为一个人内心的河流,永远没法抹去童年的记忆,所以我曾经多次在诗歌中写过我的飞云江,我的包山底和我的文成。虽然在文成,我的诗歌依然是孤独和寂寞的。但经常,我会在所谓的城里,倾听乡村的声音――尽管小县城里车流滑过水泥路面的炫耀声,盖过了乡村溪流撞上石子的吆喝,但我还是听到了乡村包山底的声音,如怨、如泣、如歌、如诉……
心灵是没有地域、没有疆界的。在文成生活,我感到温暖,这里不但经济日渐繁荣,热爱文化的人也不少。通过文学,我几乎结识了飞云江和瓯江流域所有的前辈、同辈诗人与作家,并和他们结下了或多或少的友谊。也是文成的缘分,让我在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有了许多可以推心置腹,生死与共的兄弟姐妹。
在文成,我又不知该如何定位自己。我时时和世俗同流合污,又经常显得格格不入。我认为诗人应该是城市的使者,每个诗人的影子都在角落里追寻这个城市的落寞。我也有如游魂,从乡村到城市,从城市到乡村,漫无目的地漂泊,寻找人生的良知和活下去的勇气。尽管如今我在文成衣食无虞,但写诗也许还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情,我常常感到环境的冷清和寂寞。这种内伤的尺度,或许只有自己可以丈量。所以,除了记录时间的沧桑与陈旧,我就只能在城市的边缘和诗歌中寻找属于自己的世界了。
对于我的文成,我是有很深的感情的。作为文成的土著,我心目中的文成是生态的文成,诗意的文成,美丽的文成。
飞云江是温州的一条重要的河流,也是我安身立命的一条江,更是温州六百多万人民的生命饮用水的源泉,可惜飞云江两岸生存真实、心灵苦难,很少引起温州作家的注意。飞云江从精神的底子上看,其实是一种无声的文学。“人生开始匍匐在地面上,并逐渐失去了站立起来的精神脊梁”。飞云江是一条在苦难中积攒下来的希望,她从无声处发声,在无力地前行,面对失语的飞云江写作,在我们当下的温州,似乎还没有人愿意来承担这个不应该缺位的任务。这几年来我一直在关注着她,审视着她每天从我的家门口流过。
在我的包山底和飞云江还有更大的天空和大地,我每天在这块土地上行走,时时接受天道人心的规约和审问。当我把自己放逐在生活的飞云江畔,在这方天地间思考、追问,关注属于我的这条飞云江,即便知道前面可能没有路,也不愿停下出发的意象。用我微弱的诗歌发出自己的心声、面对飞云江发言,从城市和乡村的门槛写作转向旷野写作,多年来,我以飞云江和包山底为背景,用诗歌反映飞云江流域独特的风土人情,用诗歌反映我个人心目中的飞云江。通过对自身经验的确证,以及对飞云江的观察介入当下温州的一些侧面。通过这一渺小的路径,去探查飞云江风光现实背后的那些人生,有着怎样的黑暗和亮色。
按照古人的说法,人三十而立,四十不惑,那么我刚好是介于而立和不惑之间。转眼间,匆匆的三十几年就过去了,还没有活出什么滋味的时候,已近不惑,生命中没有留下多少记忆,童年的饥饿却常常迫使我日夜不停地向前走。而立未立,不惑还惑,这样的人生是喜是悲,我无法定义。
我经常走在路上,四处流荡,脚印几乎走遍了整个中国的大地,但我的内心似乎永远没有离开包山底和飞云江。
我以前在一篇写给我刚刚出生的儿子的文章中说,我幼时生于包山底一个贫困的山区农家,终日为生计奔波,不得安宁,故未而立,华发早生。娶妻,亦为我所累,忙忙碌碌,仅能温饱,不遗逍遥。千禧龙年得一子,初享天伦之乐,思及自己甚嚣尘上,倦于世网尘劳,故为子取名乐濠,寄悠闲、恬淡、从容之意。
一位我非常敬重的长者徐世征先生,这样评价我的现在,他说,我现在是一个文人、官员、商人和一个幸运的人。其实这是他出于对我的厚爱,所以多有溢美。虽然我加入过作家协会,其实我写文章写不过别人,我就说自己是“官员”,我大小还是文联的一个“小官”。我家还种有几亩茶园,摘炒后,也可以换些酱米油盐养家糊口,我就可以自称“商人”了;家有隔夜之炊,但壁无长物,只能诗书自娱,这话似乎听起来有些阿Q。但我确实是幸运的人。我感谢父母给了我健康的身体和三位兄弟,我感谢上苍给了我一位美丽善良的妻子和一个可爱的儿子。上有高堂健在,膝下稚子渐长,妻子贤良,夫复何求?
写作诗歌,是一个思考和呈现思考的过程,是诗人的本分,不是为了呻吟的痛,更不是为稻粱谋、为虚名取。
我的一位未曾谋面的友人――首都师范大学文学博士崔永先生在《温州诗歌人群》一文中比较准确地对我做了评价。他说:“诗人慕白将‘内心的河流’阐释成‘简洁,隐忍,自然,真诚’,我觉得都是诗歌的内容,但与‘内心的河流’这样的想象不是很一致。其实河流的秘密除了前面我们阐释的“流动性”之外,更重要的是它还传达了一个叫着‘传统’的东西,正是永恒的流动性保证了诗歌传统的存在,所以慕白将内心的河流阐释为‘简洁,隐忍,自然,真诚’,意识到可能是一种诗歌的传统,而并不是要保持先锋。”
其实,就我个人来说,我日渐明白,诗歌就是诗歌,它当然可以呐喊,但很容易被另外的声音湮没;它当然也可以彷徨,但身影很容易变得模糊。言而总之,诗歌决不是某种能治病的“药方”或“偏方”,它仅仅是一种抒情成分比较浓郁的文字而已。诗人就是要精耕细作,耐心挖掘,广种薄收,把诗歌写得更接近诗歌本身,而不是写成其他文字。对于诗歌而言,审美是至高无上的,不容怀疑的。诗人笔下那些文字的作用,无非是反映人生的一种生存状态,给读者带来一点审美愉悦,这就够了。
现在,我觉得平静其实是一种幸事,它比喧嚣更迷人。平静下来,你可以从从容容写一点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也不再指望自己的书中有“黄金屋”,有“颜如玉”。写作只是一种纯粹个人化的劳动,是不经意间攀上的一条羊肠小道。
诗歌平静地流过我的内心。
诗歌是一个人内心的河流。
“书似青山常乱叠,灯如红豆最相思”。
清朝一代大儒龚自珍以315首的《己亥杂诗》奠定了他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杰出地位,赢得了如柳亚子所说的“三百年来第一流”的美誉。但他依然自嘲“屠狗功名,雕龙文卷,岂是平生意?乡亲苏小,定应笑我非计。”这对于一个像我这样一个写作者而言,启发很大。
美国诗人勃莱说过:“一个诗人不应当在一个不需要他的小城镇待得太久。”在一个过于秩序化的“小城镇”的话语环境中,“生活的气息”压倒了一切,因此一个企图在“语言的困境”中“贩卖思想”的人不仅是不合时宜和遭到排挤的,而且还肯定带有某种“羞耻”意味。文成是一个有些闭塞的地方,人们似乎需要更多的是物质和形而下的东西,对于精神和心灵的呼唤似乎没有时间顾及。在这样的环境中写作,需要很大的勇气。捷克小说家米兰?昆德拉说,“要么做一个可怜的、眼光狭窄的人”,要么成为一个广闻博识的“世界性的人”。“生命有不能承受之轻”,也有不能承受之重。十多年来,虽然我也断断续续写过将近五十万的一些自以为是的文字,也曾经获得一些全国性的文学奖,但而立未立,不惑还惑,我已经不会轻信自己,也不会委身于人,能够在寂寞中自持了。
在路上,每个人都是自己的纪念碑。
在路上,或者就在家里,我都是文成的一个土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