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有着十多年诗龄的写作者。我的每一首诗几乎都是饱蘸着内心幸福或痛苦 的泪与血写的。这其中的过程非一个敏锐者是不能理解的。所以，我从不谈论我的任何一 首涛的诞生过程。因为这对于我就像是重新经历一次生或面对一次死。而我不是一个喜
欢在诗歌创作之外面临生死的人，所以我不愿谈论诗，尤其不愿谈论自己的诗。
但是，这次，由不得我不愿意。我的一首诗竟然成了一个风中的靶子，被人一冷枪一
冷枪打来打去。他们射击它的理由竟是“一点都不精练，音乐性更是谈不到的”“庸诗”、
下限诗”。我第一次在2003年5月份的《华夏诗报》看到朱子庆的《无效的新诗传统》中对
《当哥哥有了外遇》这首诗的评论时，只是轻蔑地笑了一下，自言自语地说：朱子庆对新
诗的发展不是胡闹，就是短视。
批判我的诗是由朱子庆的评论而起(听说后来还有人也写了批评文章，我没有看
到，所以也就不管它了)，所以还是让我回到朱子庆的观点上来。他说：“现在的新诗一点
都不精练，音乐性更是谈不到”。
诗当然应该讲究精练。至于音乐性，那要看是什么内容、什么情绪的诗。不能拿着这
样的标准去乱套。一首诗再精练，也不能缩得没有道理、莫明其妙――“哥哥成了家里的
害群之马／我真想杀了他。”如此精练，可它说清了什么呢?是“哥哥”为爱的无情，还是
“亲人”的切肤之痛，还是一个“妹妹”的愤怒?这两句，既不抒情，也不叙事，干巴巴的，
一点力量都没有，更谈不上诗的节奏、语调、内在的情绪。而《当哥哥有了外遇》正是它的
批判力震撼了编者和读者。所以我从不质疑为什么有不少人说这首诗写得好，也不奇怪
它为什么人选了2002年诗歌精选的四种版本。这首诗的力量太强大了，强大到你任何时
候看，都觉得不能置身事外。这正是这种内容的诗所需要的力量，也是我想达到的效果。
而这种力量应当归功于口语的节奏与语调。我曾经想把外遇这种对于家庭来说近乎
“灾难性事件”写成一个中篇小说，但是我认为小说在这种素材上没有诗歌的批判力量
大。既然我是要批判要表现愤怒，我得找最迅疾的子弹。所以我用了诗这个载体。一行，
两行，当然是不够的，十行都远远不够，所以最后我用了四十一行，才觉得舒畅。我非常清
楚，我是在用文字打一场道德战，一场关于亲情的保卫战，这样的战争必须讲究艺术，不
能像一些被弃者，冷不防地刺人一刀或甩人两耳光。我必须调动那些被这种事件牵动的
每一根神经，用强有力的文字传达出它们的情绪与感情，表现这一事件的灾难性或亲人
的愤怒。我在诗里不能有一点儿抒情，更不能有音乐性。因为任何抒情与音乐性都会削弱
这首诗的批判力度。打个不恰当的比方，一个人在盛怒或吵架时，他不可能用歌调。那样
太不真实。记得一本书上说，当一个人恨―个人时，最好用他懂得的最土的话骂他。这足
以说明人们在吵架时不可能像唱歌一样。所以要用诗写这样一个愤怒的内容，就只能使
用口语，不能用别的。不能。因为口语得天独厚的在场感和亲和力，使它在日常事件中的
力量非常强大。因此你们看到的这些噼噼啪啪的、让人喘不过气来的诗句，就是这首《当
哥哥有了外遇》这串愤怒的子弹要达到的效果。
我认为它是成功的。虽然有些诗人在肯定这首诗的诗艺的同时，认为我的思想太传
统太古典，竟然不能理解“哥哥的外遇”。我的回答是“谁能理解那些背弃的嫂子和亲情
呢?”
不是我的思想太传统太古典，我只是不愿意看到一些过火的爱毁掉一个又一个家
庭。我们的生活中有太多这样的悲剧。作为一个有良心有责任的写作者，她不可能无视这
样的悲剧。所以我在悲愤之中写了这样一首诗。
我要让这首诗成为一串射向“外遇”这个社会病的子弹。可现在它却成了被人射向
新诗的靶子。真是出人意料啊!像背后的冷枪一样出人意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