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少数民族的生态艺术生成于少数民族特有的生态环境中。这种环境既是一个原始性绿色环境，又是一种和谐生境。少数民族在与这种和谐的绿色环境的对生―整生过程中，创造出了与他们的生存环境融合为一的生态艺术生境，而生态艺术正是这种绿色和谐生境的必然产物。
关键词：少数民族 生态艺术 绿色 和谐
如果说“当代艺术的一个重要特征即生态艺术的全面兴起”①，那么，少数民族在生态艺术的兴起及发展过程中，有可能占得先机。这是因为，少数民族的环境，是适合于生态艺术生长的环境，是一种绿色和谐的艺术生境。
一、从环境到生境再到艺术生境
对少数民族艺术生境的理解，首先必须分辨“生境”与“环境”这两个范畴。
本来，人从自然母体中诞生，大自然先于人而存在。在人产生之前，由万物构成的纯物理时空间以及生物系统，是一种天然的存在，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自然环境。但问题是，当我们用“环境”来指称寓自身于内并环绕在自己周围的这个系统时，一方面，似乎人可以超之于外，与自然环境不相干而独立存在一样；另一方面，近代以来的自然观，把人与自然环境视为矛盾对立的二元，人为了自己的发展，就必须征服自然，自然是他者，而人自己才是中心，人类中心主义隐蔽地包含在“环境”这个称谓中。而“生境”这个概念，则把自然和人看成须臾不可脱离，自然是人的自然，人是自然的人，二者相互构成，互为有机组成部分。生境是人和万物共同的生态载体、母体，在其中，人、万物都与自然这个整体存在着生态性关系，并且在自然史与人类历史的耦合并进中形成了人与自然的依生、竞生、共生和整生的生态阶段。②
把“环境”转换成“生境”，不仅意指人生存于其中，还意味着自然本身也是活体。的确，自然环境不仅是亿万年演化的结果，并且这种演化作为动态过程永不停息。首先，自然中的万事万物，以对生为机制，整生形成事物的潜能。这种整生，是整体向个体的生成，是个体对整体的分形。其次，以事物原初潜能的系统生成为条件，事物潜能结构向外实现与生成。在与外部环境的对生中，完成了事物潜能的展开和实现。通过循环往复的对生，自然的“一”态最终形成，自然环境逐渐优化，进一步为事物潜能与所属环境在对生中耦合并进，以及主客体潜能的对生和整生，打下了基础，赋予了可能。而人一旦出现于地球，自然的演化史事实上就再也不能脱开人这个因素。用马克思的话说，“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③人和自然之间存在互动关系，互相生成，互相促进。不错，“花自飘零水自流”，是人出现之前自然环境的状态；而且当人睁开眼观察世界的时候，他发现自己是孱弱的，自然是无关于自己的，是自在的――不如说，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生物圈中，四处充满危险。这样就促使人不得不主动进入到自然历史的进程中。人必须通过提升和展开潜能，提高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水平。这实际上也就是人的潜能与自然环境潜能的相互对生，整生出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和谐有序，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生态性。这种整生带来了人对动物界的超越，形成了生物圈中人类世界的相对独立性，自然环境成为适于人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如此，纯天然的自然环境，转化为人的生境。
生境作为人与自然潜能对生―整生的成果，最初提供的只是人的基本生存，或者说这种情况下人与自然的关系还处在人严重依赖于自然的不对等状态。人和自然的关系是一种功利关系，自然对于人而言具有的是功利性价值。但是随着人指向自然环境―生境的实践活动不断深化，人的潜能不断提升和展开，本质力量通过对象化不断呈现出来，也就是人与生境潜能之间的整生性程度越来越高，人因而得以在超越功利性的层面上审视自然，促进人与生境之间的和谐共进，推动了人和生境生态性的提高。生态性的人与生境关系，在人的视界里，呈现出更丰富的价值和意义。生境审美化了，转化为艺术的生境。
艺术的生境，是生境美化的结果，是能够滋生出生态艺术的环境。在这种环境里包含两方面的因素，人和适合于人的环境。人和生境潜能之间的对生和整生，在这种阶段意味着人的法则和自然的法则达到了一定程度的协和相适，为生态美的生发奠定了基础，为生态的艺术化和艺术的生态化提供了可能。
从环境到生境再到艺术生境，这种人与自然关系的不断演化和升级，在少数民族民众生活的地区也是普遍存在的。在这种地区，有着一种完全不同于以工业化、城市化为标志的现代生活环境，是一个最适于生态艺术生长的艺术生境。
二、少数民族生态艺术的艺术生境是一种绿色生境
当我们把目光投向少数民族人民生活的地域时，和我们身处的城市相比，他们的环境，可以说是真正的自然，是原生态的，是原生环境，或保持着生态系统平衡的环境。我们知道，少数民族生活的地区大多相对偏僻，或群山环抱，密林深处；或辽阔草原，雪域高地。由于交通不便，人迹罕至，环境受人类影响较少，自然界基本上仍按自身的规律运行着。在那些地方，事物的潜能得以最大限度地展开和实现，事物之间潜能的对生，以及各事物与自然整体之间的对生和整生也较为充分，万物因而自主、自足，自然地生成与生长，相互之间形成了更对应、更适宜、更友好的生态关系。
少数民族地区优化的环境，对生态艺术的产生和发展发挥着保障及促进作用。首先，在这种优化环境中，包含着生态审美的原型，这就是动物祖先的生态审美活动。动物的生态审美，符合生态规律及生态目的，体现了充分的生态自由；其次，审美进一步激化了动物的创造潜能，激发审美欲求，合乎审美规律与审美目的，实现了审美自由。动物生态审美，是生态自由与审美自由质朴而自然的统一，不仅有利于物种的优化和进化，也成为人与生境潜能整生的生态美和生态艺术美的范型。
少数民族地区的绿色生态环境，与不加审慎地反思和批判而盲目拓进现代性的地区形成鲜明的对照。立足于人类中心主义，在无限膨胀的物欲怂恿下，现代社会不考虑自然本身的活性，而仅仅把自然环境当做攫取资源的仓库。由于技术的发展，现代社会更把自然环境当做任由宰制的对象，完全单方面按人的欲求，把自然环境改造得面目全非。生态圈被破坏了，动植物难以存活，物种减少或濒危；自然的丰富性枯竭，自修复能力也逐渐丧失。环境的恶化，还带来了地震、海啸、火山频繁爆发以及洪涝灾害、山体滑坡等等。大自然以残酷的方式报复人类，但把灾害说成是自然的报复，不如说现代科技文明下的现代人在自虐。在狂妄的人类面前，被祛魅的自然，造成了人类自身的生存危机。事实上这种自然环境的失序，正是自然事物潜能以及自然整体潜能被过分压抑而反弹的结果；事物潜能的展开和实现，不能向完善和优化的方向发展，必然发生“畸变”，导致系统的恶化。因而，反思批判现代性的后果，要使自然复魅，回复到有序和谐的状态，少数民族地区的绿色环境或许就是可供参考的模板，甚至标杆。
固然，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的原生性原始性，似乎和现代社会的需求存在距离――现代人不可能再像传统时代的人那样简单生产、朴素生活，但这种原生的环境中，却隐藏着大自然运作的机理，万物相协相生的机制，这种机理和机制能够推动自然万物向生态美的高度不断发展。对原始性自然奥秘的理解和把握，可以有效促进人与万物潜能的整生性实现，自然环境也将向着作为适合于人的生存和发展的生境，不断生成和提升品质。从审美的角度看，原始性的自然环境，则是孕育生态美的原初土壤，并且呈示了生态美的原型。对于生态艺术美而言，绿色生态环境，不仅为它提供了内容和形式，而且示范了生态艺术美的形态，并为其指示了发展的方向。
三、少数民族生态艺术的艺术生境是一种和谐生境
绿色生态环境，不仅在自然万物本身是相宜相生的，对于人也是如此。原生态自然环境保障了少数民族的基本生存，为他们谋求发展设定了初始条件。人和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逐渐形成了和谐生境状态。
维系人的生命，必须要和自然进行物质交换，需要从外界获得物质生活资料。少数民族地区的原生态自然环境，资源极其丰富，既满足生物圈的自循环，也能向人这种生命体供给原料和养分，满足人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和生活需要。原始时代的人类以采撷、狩猎为最基本的生存活动，从某种角度看正是由于大自然固有的资源，可以让人类通过简单生产而取得维持生命活动必须的事物的缘故。也有些少数民族生活的环境，比如沙漠、雪域，则生存条件极为恶劣，获取资源极其艰难。这种情况下必须付出极大的努力才能维持生命。将维持生命的需求减到最低，或者通过迁移到较易取得物质资源的区域，以及通过其他方式和途径解决物质生活资料来源问题，在诸多少数民族的历史中也是大量存在的现象。
当然，抵御猛兽的进攻、忍受恶劣气候侵袭以及困苦于疾病等，也是早期人类都存在的生存状况。自然环境提供给人的主要是一种基础，一种外部条件或一个可能。因此，一方面，由于人生命的一切都要从自然取得，而自然似乎把人需要的一切都准备好了，万物皆备于我，人因而感激自然，认为自然是宽厚仁慈的，万物都对人有价值有意义。按杜威的看法，艺术来自日常经验，艺术是通过强调在日常欣赏之物中特别有价值之处而发展起来的。④因此，在少数民族人民这里，用某种方式（艺术）表达对自然的情感，表现自然的美，这种情况并不难理解。但另一方面，自然界各种灾难也让人类感到无比恐惧；在缺乏有效避免途径，无法克服灾难的情况下，人只能祈求灾祸不要降临于自己。这时候人把自然看做是无所不能、喜怒无常的，恐怖而神秘。这样，自然对人表现出善恶两端，纠合为人热爱自然、敬畏自然、崇拜自然的复杂心理。例如图腾，正是意识萌生之初的人类，对自然万物抱持复杂心态和情感的体现；而图腾制度或仪式，在其他社会进入文明开化时代后就彻底消失了，但少数民族地区则依然传承着。
“人类对图腾的崇拜，与其说是对动物本身的崇拜（自然崇拜就是如此），还不如说是对氏族部落的崇拜。”⑤而对氏族部落的崇拜，归根结底是祈祷部落能够存续下去。敬爱和畏惧两方面矛盾的情感在图腾这种对象上混合着，这种情感矛盾根本上也就是对自然环境的矛盾态度。总之，自然是强大的，人要活下去，就不能脱开自然，就必须顺从自然；听天由命，随遇而安，过简单朴素的生活，就成为很多地区和民族长期存在的生存方式和生命状态，在少数民族尤其如此。
少数民族地区人与自然的这种关系，也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大环境有关。在其他社会步入近现代科技文明的时候，少数民族地区却由于交通方面的原因，生产力水平仍然停留在传统时代。自然环境优越的一面使这些地区的人们免于最基本的生存危机，而技术水平的滞后则让他们无奈地停留在传统生产和生活状态。也可以说，在少数民族地区，人和自然达成一种默契，就是人通过克制自己、依附自然、依生于自然，形成了人与自然环境的一种和谐共生。整体上看，这也显现为孕生少数民族生态艺术的和谐生境。
结 语
少数民族的艺术生境，与其所处的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社会历史阶段相适应，并和人与生境潜能整生度相一致，能够孕育出原生性、经典性的生态艺术。毋庸置疑，少数民族的生态艺术虽然还处在低端形态（属于“依生型艺术”⑥），但与近现代的（纯审美）艺术相比，由于它生成于绿色和谐的艺术生境之中，因而是最富于“生态性”的生态艺术。这一点，对于如何推动当代生态艺术的发展，应该是极富启迪意义的。
① 岛子：《生态艺术的文化逻辑――旅意艺术家张大力与环境的“对话”》，《中华读书报》1998年5月6日。
②⑥ 袁鼎生：《生态艺术哲学》，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314―315页，第24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7页。
④ [美]杜威：《艺术即经验》，高建平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0页。
⑤ 张文勋：《民族审美文化》，云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9页。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广西西江流域生态文化研究》（批准号10BZX081）成果之一
作 者：陈贻琳，硕士研究生，广西财经学院文传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古典文学、民族传统文化；滕志朋，文学博士，广西财经学院文传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文学与文化、文艺美学。
编 辑：赵红玉 E-mail：zhaohongyu69@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