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平 生于上个世纪60年代末，现执教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1990年代后期开始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和当代文化批评。做规矩的学术论文，也做不规矩的文艺评论和媒体书评。近年在《当代作家评论》《上海文学》等发表文学批评40余篇，曾获《当代作家评论》奖。
写下这个题目，我们其实是说散文这厮宜于民主。“民主”是个很绕人的词。掉掉书袋，高头讲章下写几本砖头厚的书也不一定把“民主”这个词讲清楚。我就径直就在人人参与，人人当家做主上用用“民主”这个大词。说散文是民主的，就是每个人都能拾得起来，就是框子少一点，自由多一点。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同意这样的说法：“在这个年代的作家普遍缺乏大精神和大技巧，文学作品不可能经典，那么，就不妨把自己的作品写成一份份社会记录而留给历史。”（贾平凹：《我和刘高兴――长篇小说新作后记》，《美文》2007年第8期。）文学放下身段，咱老百姓也能玩玩。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一个基本的事实是，文学在今天已经被打回原形。从上个世纪末开始，随着网络的普及，网络文学的发萌，进而博客、微博、个人网站等的蜂起，中央集权制度下的大众传媒碎片成一个一个的网络“私媒体”。网络带来的一个直接的结果是文学的门槛降低，文学垄断的打破。“零技术”入行和“全民写作”一定程度上成为可能。
而散文正和这个时代合了辙。诸种文体中，也许只有散文能够以开放的、民主的、阔大的胸怀接纳许多不和谐的声音。精英和大众、前卫和传统、古典和时尚、雅致和粗陋一齐在散文的田野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事实上，现代白话散文从一开始就存心在一派庄严的诗歌和小说之外，留一块“依自己的心的倾向，去种蔷薇地丁”（周作人）的自己园地。当然这不是说，中国现代散文没有一本正经地写着的人，没有一本正经写着的文，没有一本正经地写着的时代。但对于大多数写作来说，当他们操练起散文来还是动辄就撒欢似地写。散文在五四时代的“个人的”“非正式的”和“不规则的”汪洋恣肆与它在二十世纪五十、六十年代的“形散神聚”的窒息拘束，正好说明散文这东西爱民主争自由的天性。“人心”见之于“文心”，现代中国获得自我解放的智识者经由散文传达他们所触摸的世界，也把他们摇曳多姿的心灵世界放置散文中间，而散文的疆域在现代中国的拓展和收敛也正好可以让我们窥破时代的精神动向。
但我们动辄追慕现代散文个性张扬的好时光，其实忽视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从鲁迅、周作人、郁达夫、徐志摩、俞平伯、林语堂、梁实秋、沈从文以降，不论阶级，不论政治趣味，也不论是新文学，还是“鸳鸯蝴蝶”派，不论是“京”，还是“海”，散文似乎也只是文人们的事情。我不知道这是我们文学史研究被遮蔽的视野问题，还是我们的“散文”写作从来就是文人小圈子里的事情。散文的自由只是少数人、有限度的自由。所以，《天涯》杂志一直推动搞“民间语文”的调查。真的把这件事情做好，是不是让我们的散文疆域辽阔一点？其实很多时候，在我们的写作者一直存在着先验的等级观念，以为主题庄严，沉潜灵魂的就该是散文的正宗。真的苍蝇之微起来，我们讨论文学史也大可以苍蝇之微的忽略不计。
说散文的民主是不是散文就没有了尺度？从宽泛意义上讲，小说、诗和剧作一定程度都属于戴着镣铐的写作。理沦、批评和己有写作均为后来的写作者框定了某种规定性的美学范畴。我们其实可以将小说、诗歌、剧作的写作命名为“他律”的写作。而散文则不同，散文的边界最少这种约定俗成的规定性。虽然，在我们的散文写作传统中有人曾试图对散文写作进行相对严格的规范。仅仅就20世纪中国散文写作而论，像30年代的“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50、60年代的“形散神不散”，不管是参考性范畴，还是强制性范畴，都只是被部分人认同、接受，但时过境迁，这样的“他律”往往失去其约束力。这和小说、诗、剧作相对稳定的规定性殊异。因此，散文文体的开放和民主无疑给散文写作者带来了极大的自由度，但同时也带来了命名和边界厘定的困难。从道理上说，固然每一个写作者都可以“依自己的心的倾向，去种蔷薇地丁”这恰如胡梦华所言，散文是“个人的，一切都是从个人的主观发出来。所以它的特质又是不规则的、非正式的。”但散文是个人的、不规则的、非正式的，并不意味散文的写作是无序的。相反，我以为这反而揭示了散文文体秩序构建的必要、难度和个性，只不过散文写作将散文的命名和边界的厘定下放到每一个具体的写作者。对于不同的写作者，每一次写作均面临秩序的重建。因此，优秀的散文写作者无疑是文体的试验者，他们把秩序的建立放在写作实践中，在每一次写作行动中抵近散文的边界。而一旦法度确立，他将再次面临对既定法度的超越以及超越之后的重建。散文的魅力或许就在于这样的法度和自由的互动、位移以及法度的构建、拆除的冒险中。从这个角度上，考察散文文体的规定性，我们是否可以说散文的写作是一种“自律”的写作，其美学范畴是法度和自由之间的动态的、弹性的，且依靠个人调控的相对空间。由此散文的写作开始分化，既可以放弃“自律”进人消费性的制作，同样可以保持一种清醒、警惕的自律，创造并坚守散文的动态的、弹性的美学规范。
散文的民主就是把尺子交给写作者自己，你可以选择向上也可以选择向下也可以向下然后向上。所以塞壬说：
这样的文字散发着生存场景的气味，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在场和向下。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无情可抒并对诗意反动，我既没有闲情逸致去文化和哲学，也不会去明道或载道，那样的散文连我的生理问题都解决不了，更不消说精神的承担，它们是那样的弱！我的散文必然会有一种破碎的、混乱的、尖锐的气质。以原生的、向下的、非判断的特殊方式叙述和表现人、事物、事件固有的硬度，表现人对入侵物所作的反应，它是充满骨血的，有温度的，它是感知痛感的，它是肉躯正面迎接的，不能回避，不能闪躲，它是必须要说出的，由自发到自觉，它应该有一种明亮的，向上的力量，形而下的表达，形而上的意义。个体经验，看见并说出，并不是简单地抄袭现实，而是深入事物的本质，逼近内心，正视人自身的弱点，表现人坚挺的立场，人的精神锐利凸显。呈现真相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要表达人如何成为人。这个人，是全世界都能读懂的人，没有界限，没有任何障碍。（塞壬：《为自己写》）
而散文生态充分的民主，场域充分打开了，文学的段位和境界高下自然有另外的尺子来丈量。维护散文生态民主的本性，不意味着放弃文学的基本理想和立场。当下散文写作海量增长伴随的是“有效写作”被淹没。时尚写作、类型化写作的可复制性则进一步推动写作成为一种无节制的“码字”行为。因此，散文是民主的是一个事实，民主正在被滥用又是另一个事实。有人也许会说，拿出药方来。药方谈不上，录两段旧文，谈的不是散文，但安在散文身上大抵也错不到哪里。
许多人认为,网络已经使诗人们在诗学层面上获得了梦寐以求的“民主”。网络民主肯定是一个好东西。就这个问题,我看现在不是网络已经民主到我们没事情可做,事实恰恰是网络专制无所不在,我们还要追求更辽阔的网络民主。而就已经获得的部分网络写作自由,我们如何警惕网络民主被滥用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网络民主的被滥用不仅仅是诗歌论坛上动辄粗言秽语的网络“暴民”和“流氓”大量存在,更应该指那些以个人写作自由为托词隐藏自己在诗学上的毫无建树和不思进取。极端地说,从来没有哪个时代像今天的网络时代这样产生这么许多平庸,甚至是垃圾的诗歌。因此,重提和重建诗歌的美学规范,即使从写作自由和网络民主的角度也已经显得很迫切了。因为民主也好,自由也罢,从来不是没有规范和底线的。既然如此,我们就有理由追问,今天网络诗歌的诗学规范和诗学底线在哪里。（《衰退期的网络诗歌》）
1990年代中国文学曾经在体制化的“宏大叙事”之外确立了“个人化”写作的意义和合法性。不可否认，体制在新的世纪仍然试图重新整合资源建构新的文学秩序。大众传媒、资本运作所主导的文学“新专制”也日趋深入。单数的“个”在获得写作自由的同时，也必然承担个体意义上的压抑和反抗。还不仅仅如此，“个”文学时代存不存在文学的尺度和标准？如何确立文学尺度和标准？因此，所谓的再个人化将是“个”在“个”与“个”，在审美惯例和审美创造之间如何确立文学意义上的写作自觉和自律的自我成长过程。在我理解中，“再个人化”应该是单数的“个”如何成为一个自我约束且富有创造力的文学个体。当下文学的自我复制和创造力、想象力匮乏恰恰暴露了“个”的文学时代还是一个有待丰盈的文学时代。“个”文学时代如何重新做一个作家并且再个人化，这将是当下中国文学面临的最大问题。（《个文学时代的再个人化问题》）
总之，框子再少一点，自由再多一点，让散文的民主来到更猛烈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