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潇然 公务员，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入选多种散文年选和高考语文训练，其历史文化系列散文作品深受读者好评，著有《望未央》一书，现居西安。 汉武帝的高招
西汉初年，中央集权还不稳固，整天都忙于削藩和应付匈奴的侵扰，国力积弱内忧外患，根本就顾不上国家的总体建设，“无为而治”也是实在没有别的办法而为之的事情。后来经过了几代的休养生息，生产恢复，经济得到了初步发展，国家逐渐走向了昌隆。这时，完善和加强社会管理的时机终于来到了。
老子有一句话，叫“治大国，若烹小鲜”。常做饭的人都知道，比较鲜嫩的菜，不宜来回翻炒。老子讲得就是治理国家也不敢来回折腾的道理。治国，首先在“治”人。人有七情六欲、好坏善恶，治理者关注的就是怎么样才能把人的情欲安顿妥帖，然后最大限度地调动潜能，抑邪扬善。“善”是一种高尚的道德操守，人在对“善”的追求中能够产生自律的要求，这样国家就有了稳定的秩序和风气，这是“治”的最高境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准确把握住人性的基本特点。而对于人性的定位，各家学说却各有不同。法家认为人之初性本恶，人人都有趋利避害的秉性，所以主张严刑峻法。儒家认为人之初性本善，礼仪仁智是人的四大善端，所以主张因材施教、循序善诱。不同的思路就会有不同的做法，一个是霸道之术，一个是王道之学，都各有各的道理。但是，通过与民休息而获得了社会繁荣的事实，让汉武帝已经深深明白了建立和谐社会的重要。所谓和谐，并不是那种单纯的亲邻关系的和睦，也不是同事关系的不争，而是一种社会关系的平衡与稳定，是国家秩序的谐调和有序。法家的规范，道家的无为，儒家的仁爱，墨家的非攻，都是实现和谐的好办法。
圣贤的经典是现成的，就像酒宴的配菜和备料，关键是看掌勺的选择和搭配了。相同的配菜用不同的烹制方法，烧出来的就是不同的口味和不同吃法的菜。四川火夫做出来的是川菜，广东厨子做出来的是粤菜，扬州师傅做出来的是淮扬菜。君王就像厨师，他的选择就是国家的前途，他的智慧就是国家的命运。秦代尚法，结果一统了六国，但却短命。汉初崇道，实现了社会的自愈，但却缺少进取，制约了进一步的发展。墨家没有完整的体系，难以涵盖社会生活的全部，所以无法上升为成熟的国家意识。如何抉择，是每一个历史转折时期都不能回避的事情。这既是对帝王的考验，同时也是对那个时代智慧的检验。很幸运的是，汉武帝在面对这些抉择的时候，没有丢人，他让中国的历史充满了神奇。
汉武帝的办法主要有三招。一是实行“推恩令”，以法制来推动诸侯分封诸子为侯，使诸侯的封地不得不自我缩减。同时对诸侯王实行分土不治民的制度，大小官吏逐渐都由朝廷直接任命，初步建立了统一的官僚机构。二是盐铁官营，将冶铁、煮盐、酿酒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点项目收为中央管理，同时禁止诸侯国铸钱，确保朝廷对财政的绝对控制地位。三是独尊儒术，以儒为主以法为辅，建立一种内法外儒的国家体制形式，对百姓宣扬儒道以示政府的怀柔和仁德，对政府内部又施以严格的法律规范约束各个层级的公务人员。
“推恩令”解决了长期困扰的削藩问题，避免了割据势力的滋长，保证了中央集权的长久和稳固。这一政策的最大好处是削藩不动武，夺权不费事，几乎没有什么投入和风险，政令一出，影响中央发生解体的威胁就化为了无形，成本基本为零。
“盐铁官营”确立了“国有制”经济成分的主导地位，既解决了朝廷的财政需要，又有利于经济秩序的调控，这是历代都一直坚持不变的利国利民的做法。汉武帝再一次重申，是对这一经济政策的进一步明确，杜绝了蠢蠢欲动的投机企图，遏制了垄断势力产生的可能，稳定了市场，避免了对国民经济和百姓生活的冲击。
“尊儒重法”是汉武帝最妙的高招。“推恩令”解决了国家的政权问题，“盐铁官营”解决了国家的经济问题，剩下的就是对人的管理了。人在社会中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行为和思想两个方面，而这两个方面都要符合国家的要求才能实现“善治”的目的。坚持秦国确立的法律制度，用严苛的行为规范框定国民的行为半径，使各种社会活动有章可依、有法可循、违法必究、执法必严，以实现惩前毖后的目的，守住做人的行为底线。同时重视教化的作用，鼓励向善尚德的追求取向，树立重修养、讲道德、有素质的精神规范，倡导高尚的社会风尚，由自律实现自治，然后走向国家的大治。
发展在于创新
法制解决的是“红灯停、绿灯行”的行为标准问题，教化解决的是“抢绿灯、绕红灯”的思想意识问题。“抢绿灯”造成的是道德律水平线的下移，“绕红灯”导致的是是非标准的不清。是非标准混乱了，人们的价值观念就开裂了。这时，投机取巧的思想意识就会滋生蔓延，而它侵害的将是支撑人性的基本良知。国家减少了由“抢道”造成的道德碰撞，没有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形成的不公，社会矛盾的冲突就被很好地控制在一个不伤大局的程度，同时又允许这种冲突的存在，并使之成为刺激各种惰性的鞭责力量，保证了国家机构各个器官组织的健康和高效。这样一来，一个求真务实，健康有序，开拓创新的帝国就被塑造出来了。
其实教化各代都有，只是方向和程度不同。汉武帝的教化主要是儒家的那些仁义礼智信和三纲五常学说，强调的是温良恭俭让和礼义廉耻。吏治一般都会认为应该是属于行政管理的范畴，但是汉武帝却把吏治引入到了教化的体系之中，使教化有了根，也有了力。
吏治是任何时代都难以回避的大事。在缺乏监督与竞争的体制循环中，对于人才的使用总是会滋生出一些难以克服的陋习，比如说任人唯亲，还有论资排辈。任人唯亲，就是只用自己熟悉亲信的人，这是我们的文化中存在的一种痼疾，而且还非常顽固，所以谚语中就有“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的说法。可怕的是，这种意识已经成为我们思想上习以为常的共识，其结果必然会造成阶层固化，使得国家缺乏了活力。论资排辈，就是必须按“三十九级台阶”，一级一级往上爬，不能“乱”了规矩。它最大的害处其实并不在于选拔的结果，而在于由此形成的一种心理暗示，它会引导一种墨守成规、按部就班的思想意识，不仅容易造成干部质量流于平庸，同时也会使社会的进取意识降低，发展目标不高。在各种利益关系交织的纠结中，这些问题在大多时候都很难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所谓英君明主，就是能够挣脱各种陈腐羁绊的枷锁，另辟一个蹊径。
汉武帝能够成为那个时代的代表，就是因为他有着过人的智慧。主要表现有两点：
一是不会因言废人，做到了任人唯贤，唯才是举。主父偃早年学的是纵横之术?后来又改学《易》《春秋》和百家，与汉武帝的治国思路不很相同，有时就像反对党一样，说出来的都是难听话。但是他又有很多切实可行的好办法，一些非常棘手的问题，在他那儿都能很轻易地化解。比如“推恩令”，尽管政见不同，汉武帝能抛开门派观念，照样把他待若上宾，甚至一年里还提拔过四次，有胸怀，更有胆识，确实很不一般。
二是敢于破格提拔。卫青是平阳公主夫家女仆的私生子，没有父姓，卫姓是母亲的，而母亲的姓又是夫家的，他就是这样一个连姓氏都是赊来的人，出身很低微。他出道前跟母亲在一起，给东家当骑奴，勉强糊口混日子。但是他却能征善战，所以汉武帝一样惜才若渴。汉武帝知人善任，把卫青破格提拔为了征讨匈奴的车骑将军，而卫青也不负皇恩，用七战七捷的成绩单回报了汉武帝的知遇之恩。实践证明，卫青还是一员德才兼具的贤臣。作为史上少有的常胜将军，他不居功自傲。作为平定匈奴实现开疆扩土大业的功臣，他不拥兵自重。他不仅和他的外甥霍去病一起成为汉武帝所依仗的“帝国双璧”，还在历史上留下了一段脍炙人口的处世佳话。
人才是国家的支柱，官僚机构是吸纳人才，使用人才落实国家号令的组织单位。帝国的巩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朝廷能否牢牢控制官僚机构，各级官僚机构又能否把朝廷的号令、政策及时地贯彻到所辖地区，以维护国家的统一。为了加强中央的集权力量，维护庞大的官僚系统，就必须要有一套完善的培养和选拔官吏的办法，培养和造就一大批牢固树立儒家大一统国家观念和宗法思想的人才，并使之不断而又及时地充实到各个机构中去。在官吏选拔方面，董仲舒提出了一套切实可行的“求贤”方案，就是建立贤良策试与察举征召相结合的选官制度。而要保证人才的持续供给，就还要有相应的人才培养办法。为了满足这种需要，董仲舒和公孙弘联手完成了另一个创新，就是创办“太学”。
也是教育兴国
汉代的文化建设，得力于两个儒家学者的积极推动。先是董仲舒献策于前，后有公孙弘的贯彻落实。公孙弘是继董仲舒之后又一位推动太学的名相。他曾在六十岁时因贤良征为博士，又于七十岁时在文学征召时被再次拜为博士，他的“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的精神，是对于尊儒尚学的一个最好诠释。
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提出的文化教育政策的建议，设五经博士，还接受了公孙弘的奏请，为博士置弟子。中国的第一所官办高等学府――太学，就这样在两千多年前诞生了。
董仲舒献策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教育兴国”，他把教育提高到了一个关乎天下兴亡、国家盛衰的高度。有了这样的认识，一切就都好办了。长久以来，我们已经习惯了一种工作方式，每遇有新的精神需要贯彻，都会毫无例外地按照“认识到位，建立机构，狠抓落实”几个步骤进行。其实，这些做法，也是古人做事的思路。为了加强教育的组织领导，肯定就会成立相应的组织机构，并有主要领导亲自负责，一抓到底。汉朝就给掌管文教的官员专门设了一个“太常”的职位，但是光有职位要想做到权责相当还远远不够，还必须让他有职有权，这样才能名实相符，体现出朝廷的重视和教育的重要。武帝时期的官制有承袭秦制的部分，也有汉初几代发展形成的内容，简单地讲就是“三公九卿”。“三公”相当于总理大臣，“九卿”是几个直属的部委，而太常一职，就位于九卿之首。想想，有了这等规格的教育主官，什么样的培养任务不能完成？什么样的教学问题不能解决呢？
太常原名奉常，是秦时的旧制，汉景帝时改为太常，除了王莽新朝还改叫过“秩宗”之外，整个汉代都一直沿用。太常分管礼乐社稷、宗庙礼仪，负责博士和太学，同时还主持对博士和博士弟子的考核举荐，是一件权、责、利都有的差事，兼具了培养和选拔干部的双重职能，地位可是不一般。
太学的教授称博士。博士的主要职责是教学，但是遇有一些重大事件的时候，也要尽一些顾问之责，参加朝廷的政治和学术讨论，此外还有巡视地方政教工作的任务。博士之上设首席长官，称仆射，相当于太学的校长。
博士不仅要有学术造诣，还要有科研水平和实践能力。可以说属于责任重、要求高的高端职业，所以从业者必须德才兼备才行。他们既要有明于古今、通达国体的广博学识，又要有温故知新的治学能力。有了这样高标准的师资队伍，教学质量就可想而知了。
教学质量的前提要素除了师资之外，还有生源。太学的生源主要有两种：一是太常直接挑选，二是地方选送。为了保证选送生的质量，防止弄虚作假，还专门安排了一项入学考试，进行复核。发现作假的，先是劝退，然后追责，谁主管谁承担。同时，为了防止优秀青年在地方漏选，还专门开设了一项单独的考试，跟今天的高考差不多，一试定乾坤，按成绩录取。
太学的教学方式很灵活，以授课解惑为主，以学生互教和自学为辅，同时还要考试。
当时，纸还是高科技产品，一般用不起，民间使用的并不普遍。书诸简牍又是一件耗时费劲的体力活，那些年过半百的博士们，已经很难再写出专门的教案、制作出图文兼备的课件了。太学的学习就是从言传口授开始的，以儒学经书为主，每部经书都有一个主讲，一门课一门课的细读精研。能进入太学学习的，都是万里挑一的人尖，功底本来就很厚实，四书五经之类早已熟记于胸，在这儿学的，就是学习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提高的是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这些又是书籍中没有的，所以谁的笔记记得全，可能得到的真传就会越多。当然了，笔记是要记到脑子里的。
太学学生的就业问题不在于能不能找到工作，而在于到哪任职。考满全科的毕业生不想做官都难，因为他们都是定向培养的公务员。按照成绩不同，有的出任卿相，有的任官为吏，有的收徒为师。既就是只通过了单科考试肄业的，也都存入了人才库，作为官吏的候补梯队，经过实践锻炼后，仍然有出人头地的机会。对于太学毕业生的重用，根本目的在于提高吏治的效能，加强中央集权，完全体现了“学而优则仕”的办学宗旨。
政策的作用不仅仅只在于明确工作标准，更重要的是对社会风气的引导。“学而优则仕”使得官吏的文化程度和儒学修养受到了高度的重视，社会风气普遍向学，各级官员尊儒尚文，从皇帝、丞相一直到地方官，都会讲经学。儒学和仕途完全结合了起来，养士育才和职官制度一致，保证了执政与理念的统一。国家的治国之道是尊儒重教，太学以儒家经学作为干部培养的基本课程，为国家一批一批地输送了能够贯彻儒家精神的干部力量，指导思想与业务技能互为支撑，达到了社会管理的完整和统一。
应试的悖论
跟现在一样，考试也是太学每个学年的收官之作，但是太学没有明确的年限要求，学制相对比较灵活，只要是能通过了考试就可以毕业，所以每年的考试又都是寒窗苦读的一个阶段性高潮。
事业的成败，成就的大小，有时并不取决于努力者的专业水平，而更在于他调动社会资源的能力。要想做大做强，就要有人才的保障。我们做事的时候，最大的困惑可能不是找不到发展的路子，而是有了活路但却无人可用。一个大国，急需大量的符合国家意识需要的官员充实各地的基层组织，他们是国家价值观的宣传队和播种机，决定了对社会的引导方向和形象塑造。因此，太学的教学质量就至关重要了。
有了董仲舒和公孙弘两位高人，汉武帝也成了办教育的高手。在师资方面，选有才有德的，使用上又有职有权。在生源方面，严把入口，控制录取比例，实行精英培养。在教学方面，注重考试，通过考试督促学习，也通过考试发现人才，起用人才。
考试方法有射策和对策两种。所谓射策，就是一种抽签考试的方法，内容多侧重于对经义的解释和阐发，射策时考官博士先将儒经中的知识点和疑难问题写好密封起来，由学生投射抽取，当场议论解答。所谓对策，是根据皇上或学官提出的重大政治、理论问题，撰文对答。说实话，考试有利也有弊。好处是能及时检阅学习成果，优中选优，比较客观的选拔官员，但是，对系统地教学，又无疑会有所妨碍。不过无论怎样，汉武帝的这种一门一门过并按通过的科数任用的考试方法，都毫无疑问地有助于鼓励学生兼通几经，成为博学的通才。
我们时常会走进一个怪圈，为了体现公平，各种评价标准都尽可能的量化，认为主观内容越多就越容易失允，所以尽量地减少人为的主观试题。但是实质上，考试的客观题目越多，质量就会越低。因为对于认识层面的思考本来就不该有标准答案。只会按照规定动作出拳的人永远都成不了宗师。道理都明白，但是没有公认的权威，没有令人信服的评判，是好是坏就没有了依托。到了没人能负责、没人敢负责的时候，整个社会也就无人负责了。古代的科场弊案也很多，但大多都发生在衰世。而汉武隋文、贞观开元让我们领略的都是人才济济、星光满天的景象。
大学对于学子的吸引力，主要是它的治学理念和心智启蒙的水平。像太学这种大师云集的华夏第一学府，自是莘莘学子梦寐以求的地方，一时间上太学就成为了读书人趋之若鹜的最大向往。但是大师毕竟不是普及文化的教员，所以就只能是极少数有潜质的人才能得到这一授业解惑的机会，而这就是精英教育。
精英教育培养的是学生的学术能力，关注的多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思考，它不同于生存技能的训练，没有直接的商品产出，但是它却是教育层级的最上层。无论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所有理论问题的终点都会回到哲学问题的原点，任何学术的飞跃都要向人类的终极问题寻求答案。然而，在市场化蓬勃兴起的今天，这些却开始显得无足轻重、可有可无了，这都是文化实用主义思潮的影响。他们所关注的不过是适合于变现的院系和专业，一切都和签约的工资标准挂上了钩，甚至一些看起来很有研究价值的学科，最终也因为实用主义的介入而变得面目全非。现在的学校课程设置，那些有助于找工作的实用型课程往往很受欢迎，比较纯粹的、原理性的基础型课程却学生寥寥，财会、法律、经济管理、MBA等万金油学科人满为患，而哲学、古典文献等研究型专业报考的人数已日渐减少，这都是重实利轻心灵的社会思潮影响的结果。好像现在除了技能之外，就没有心灵问题需要探询了。物质发展了，生活进步了，但心却空了。精神荒芜了，道德就必然溃败。如果大家都在为看得见的物质奋斗，没有人守护那种看不见的精神，我们的前途也就将不复存在。事实上，维系一个社会的精神核心，还是那些看不见的价值。看得见的东西都会朽坏，惟独看不见的精神、人心、道德，才能传之后世，它能使一个社会的运转不致失去方向。然而太学可不是这样的，他们更多的教给学生的是“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和做法，强调的是以自我完善为基础，通过搞好家庭，实现平定天下的人生理想，同时又与“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种积极而达观的态度结合起来，把“修身”视为了求学的最高境界，使得功名没有成为成败的唯一标准，让每一个读书人都能够在“修身”中获得一种足以慰藉的自我救赎，而这种救赎，也是对社会的救赎。
太学初创时为了保证生源素质，仅招录五十名博士弟子，有博士教员五六人，小班教学针对性很强，课间自习老师也能辅导的过来，一切都有保证，走的就是精英教育的路子。当然，当时国家的供养能力也就是那个水平，多了也负担不起。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和不断增强的社会需要，太学的规模也开始逐步扩大，博士弟子渐渐增多。昭帝时一百人，宣帝时两百人，元帝时一千人，成帝时三千人。王莽秉政时还曾增至过一万人。人数增多后，后门生就有了空子，贵族子弟开始凭借关系挤了进来，教学质量严重下滑。同时师资力量的增加又难以跟上扩招的需要，最后就只能是“萝卜快了不洗泥”，要么以学生带学生，要么就干脆都改成了大班上课“一锅煮”。扩招的直接后果就是稀释了向学的学术浓度，降低了教学的神圣态度，使得教育的产出少了几分权威，科研能力开始流于一般，最后导致人才输出的宗旨就完全沦落为了一个唬人的噱头。
土门不土
太学在西周时已有，但是那时的太学是君王求师问道的地方，跟宗教有关，所以都与明堂、辟雍相邻。辟雍是举行祭祀活动的，明堂是宣明政教、举行大典的。凡朝会、祭祀、庆赏、选士、养老、教学等大典，都在这些地方举行。到了武帝时期，太学完全剔除了宗教祭祀的内容，成为完全意义上的学校。而无论是教育，还是祭祀，都属于文化的范畴。按照古人的习惯，一直以来所有的文化活动都在南城门外的东面进行。秦朝的极庙在咸阳宫东南的渭河南岸，就是后来汉都的长安城里。汉时的太学、明堂和辟雍都在城南的安门以外，就是现在西安的大土门村附近。唐都的天坛也同样在明德门外的东侧，就是现在的陕西师范大学旁。所以南郊有史以来都是文化活动的中心地带。
大土门我很熟，我原来就住在土门的西面，进城出城都会路过。土门就是唐时长安城的开远门，是唐代丝绸之路的起点，门内就是西市。西市是当时的国际贸易交流中心，经营的主要都是珠宝玉器和手工业制品，胡商、胡姬，店铺、酒肆，每天都是世博会。每次走到土门的时候，我即便是正坐在车里打盹，也都会打起了精神，赶着向外要看上几眼。像是想寻找当年那银鞍白马的踪迹，像是想求证诗仙为何迷醉胡姬的原因，但是一路思索又全无所想，一路寻找又全无期盼。后来我渐渐明白了，原来是土门的“土”字让我生出了一些不解。既然这里曾经吸引过欧亚各国的商贾纷至沓来，每天上市的都是最新发布的新款行货，理应是一个非常时髦的地方，况且在这里还开办过领先世界的最早官办学府，怎么讲都不应跟“土”字搭边。单从太学来看，又更是处处都有开创性。学术的很多方面，既就是在今天，我们也还都不陌生。
在学生的学籍管理上。由太常选送的学生是有编制的正式生，享有助学俸禄，而由其他渠道招收的都是计划外学生，生活费用自理。但是家境贫寒无力供养的，由郡国负担，也允许一边求学一边打零工，从事勤工俭学。无论哪一种生源，都由国家负担学杂费用，同时还享受免除徭役赋税的待遇。
在学生的生活管理上。尽管有国家的助学扶持，但是博士弟子的生活仍然比较清苦。西汉中期的名臣王章在太学肄业，有文献记载了他上学的时候有一次害病高烧不退的事情，他当时浑身发冷，但是又缺衣少被，不得已只能用给牛取暖的麻布片把自己包裹起来，非常可怜，后来在他老婆的鼓励下终于渡过了难关。“牛衣对泣”的成语讲得就是这件事情。西汉晚期的宰相翟方进，也曾经在太学求学过，当时他母亲为了照顾他也跟着一起到了长安陪读，他上课的时候他母亲就编草鞋，他们就靠着这点微薄的收入勉强度日。一个寒窗苦读，一个含辛茹苦。东汉光武帝刘秀上太学时，手头也不宽绰，他还曾跟同窗合伙做过生意。他们买了一头驴搞租赁经营，靠赚点外快补贴日常开销才读完了太学。这几位都是读过太学的人里比较有作为的几个。当然也有条件好的，他们就显得处处都比较大方。经济条件好的大多都是扩招后走门路入学的那些人，他们家里有钱，对于交点赞助费什么的也都无所谓，只要是能有个太学的名号，稍事镀个金就会有出路，钱花了还能赚回来，所以出手都很阔绰。生活无忧了本来更利于学习，可他们又不好好学，整天只知道一门心思找乐子。当然了，他们也都不是那块料。不是搞学问的人非要让他捧书本，其实，比穷学生克服贫困还要难。毕竟，光靠钱是堆不出学者的。
太学里也建有学生宿舍，学生们可以合租，也可以分租，还能带上家属陪读。太学并不要求学生一定要住校，条件好的也可以在校外租房，只要能够保证学习按时上课就行。
在学生的学习管理上。太学提倡自学，鼓励研讨辩论学成兼通各经的通才。当然，在只有几部经书可学的情况下，似乎要做到五经皆备好像并不难。在现在来看，随着科技水平的不断进步，学科门类已经越分越细，想要学成通才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小了。越细越精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越精可未必越好，尤其是文理分科，使学生的知识面越来越窄，博学的人越来越少。理科生缺少了应有的人文情怀，文科生缺少了应有的逻辑能力。当我们蓦然回首，发现大师已经很难在见到的时候，这才知道，原来通才很难，但又很重要。
以上的这些我们的先祖在两千多年前的生活状态，好像离我们并不是很遥远。无论是太学还是西市，从文化到生产力的水平，都是那个时代的先进代表，是给我们今天进行的开创性试点。由此看来，土不土跟时间应该无关。也就是说，一个老者未必比年轻人落伍，就像秦朝比后世更进取、唐朝比现在更开放一样。科技并不代表先进，真正的先进是思想意识的飞升。当意识形态沉沦的时候，科技的水平就会变为败坏社会的能力，而新的发明又会成为明天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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