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锡亭的“见闻”及其影响 清末文人李锡亭曾担任过谢葆璋（曾任北洋舰队“来远”舰的轮机大副）的幕宾，在一般人看来，李先生应该对于北洋舰队的日常作训情景有一定的发言权。很自然地，他撰写的小册子《清末海军见闻录》一经面世，就成了“第一手史料”，被后人广泛引用，由此引发了一场有关北洋水师官兵道德问题的伦理风暴，其程度之烈，扩散范围之广，几乎人尽皆知，以致某些人从中推论出甲午海战中北洋水师惨败的“根源”。那么，李锡亭是如何记述的呢？
《清末海军见闻录》有这么一段记载：“海军军官生活大都奢侈浮华，嫖赌是平常事。刘公岛上赌馆、烟馆林立，妓院有七十多家……”显然，这就透露出如下信息：作为北洋水师基地的刘公岛，居然到处开着赌馆、烟馆和妓院等“娱乐场所”，直接服务对象就是驻扎在此的北洋水师官兵。进一步推论，既然海军军官平日生活“奢侈浮华，嫖赌是平常事”，那么上行下效，整个刘公岛自然是“一片乌烟瘴气”，舰队自然不会有什么战斗力可言。虽然李锡亭在《清末海军见闻录》里并没有明说这是北洋水师甲午之败的根源，但在一般人眼里，这样的军队最终战败丝毫不足为奇，北洋水师也因此受到了不少这方面的指责。
事实上，不止一个北洋舰队的军人在刘公岛陷落的最后时刻，拒绝屈膝投降，选择了自杀，可是他们选择的自杀方式是服用鸦片，而不是上吊、枪击等“传统方式”。显然，在某些人看来，这应该是刘公岛存在烟馆的证据，甚至推论：以提督丁汝昌为首的一批军官用吞服鸦片的方式“逃避战败责任”，说明北洋水师确有私藏、私卖、吸食鸦片的现象……他们选择服鸦片自杀，是不是临死前还要过一次烟瘾？
其实，服用鸦片自杀并不太令人意外，当时许多人认为鸦片之类的麻醉毒剂一旦服用过量，能使中枢神经麻痹，可以“毫无痛苦”而迷迷糊糊地死去，所以在很长时间内这被认为是一种“舒服”的死法。不过某些人看到丁汝昌、林泰曾、刘步蟾等军官选择这种死法，立即对他们的勇气产生了质疑，甚至进一步对整支北洋舰队的意志和素质做出负面评价，在笔者看来未免牵强。
此外，严复曾任北洋水师学堂的教习，这位学贯中西的大师恰恰是瘾君子。于是又有人推论：老师抽大烟，学生可能洁身自好吗？有其师，必有其徒！而这“瘾君子”教出来的学生走上了舰队各个重要岗位，大烟瘾自然是不会消退分毫的，最后舰队多半成了一个“烟鬼总兵、提督的群体”！甚至有好事者看过丁汝昌的照片后，发现其身材削瘦，认为这也是抽大烟的结果。
另外也有学术观点指出，北洋军官卢毓英与沈寿?等害怕战败受辱，决定买鸦片烟自尽，“在街上花一枚洋钱买回二钱烟土，旋又决定把大烟抽了，先尽一乐，临到自杀时另想办法，并称此谓‘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无钱明日愁’……”
哪怕在电视剧《走向共和》中，也有李鸿章视察北洋水师，发现“定远”舰的管带刘步蟾在官舱中享受大烟的镜头。电视媒体的广泛受众面，进一步加深了“北洋水师军人吸食鸦片成风”的印象。
烟膏子的“威力”
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两次鸦片战争可谓导致近代中国迈入深渊的缘起，以致国人对鸦片有一种莫名的恐惧和憎恶，似乎某人只要沾染上鸦片，就会“十恶不赦”“死有余辜”。但是这里有必要搞明白北洋水师官兵们和鸦片的关系，而首先要弄明白的就是：鸦片到底是一个什么玩意儿。
所谓“鸦片”（英语opium音译），俗称大烟、阿芙蓉（阿拉伯语Afyūm音译）、福寿膏，属天然麻醉抑制剂，有着与生俱来的医用价值，并一直作为麻醉药在医学上长期使用，古埃及和古罗马的医学文献都有记载。到了16世纪，麻醉药方普遍添加鸦片剂量，颇受青睐。由此可见，鸦片及其制剂长期以来是治病救人的药品，而非毒害人类的毒品。而“鸦片属毒品”这个定义，是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才被扣死的。即便在成为毒品后，鸦片及其制剂作为“管制药品”，依然在医药界占有一席之地，只不过使用时需要注意其严重的毒副作用罢了。
林泰曾、刘步蟾、丁汝昌确实从刘公岛军医院的药柜中取出了剂量不算太大的鸦片，以备自杀之用，这一点得到了刘公岛的德国军医贝克尔和曾经在军医院帮忙的英国人泰莱的证实。但是根据笔者的了解，林泰曾、刘步蟾、丁汝昌并非生吞鸦片自杀，因为从病理学上讲，吞鸦片只要剂量不太大，决不会导致无法抢救的死亡。中国法医学经典著作《洗冤录集证》就明确记载：“尝闻老仵作（验尸官）言：检查服鸦片者的尸体，伏者居多，侧者亦常有，惟平仰者甚少……死者埋葬之后，鸦片毒退，仍复醒回，辗转棺中，气闷而死。……道光年间，粤东有吴姓其人……吞服鸦片而死……及亲属至，死者已于前一天醒转，计‘死去’三日四夜。”可见，光服用鸦片，即便摄入量比较大，能造成服用者的深度昏迷，但只要毒性一退，总有醒来的可能。
事实上，林、刘、丁三人吞下去的并不只是鸦片，而多了一件看似平常，但此时显得十分致命的“药引子”――红酒！丁军门、林总兵和刘总兵不是吞下去那种黏糊状的熟鸦片，而是面对着一杯泡好的鸦片酒，一仰头，一饮而尽……
想对这个场景有直观的认识，不妨看看《大宅门》，剧中白家三老太爷白颖宇不愿意当日本人的伪药行商会会长，索性当着众多药行老板的面儿吞下鸦片，又喝下了红酒，不多时就毒发身亡。这主要是因为鸦片有易溶于酒精的特性，不过此时已然成了鸦片酊，适量的鸦片酊可以治病，但是过量服用就会造成急性中毒，症状包括昏迷和呼吸抑制，最终致人死亡。此外，酒精的麻醉和扩散作用也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鸦片毒性消退，从而加速死亡。
当然，也有资料表明丁汝昌等服下的不是鸦片酊，而是生鸦片。一份据说是丁汝昌贴身侍卫的回忆录称，丁提督服下的是“生鸦片一剂”。某些人又以“生鸦片不能入药”来说明这些鸦片不是出自刘公岛的军医院，而且军医院也有吗啡作为麻醉抑制剂，于是就推论这些生鸦片多半是官兵们私购来吸食的。但是笔者又了解到：生鸦片本身就有很大的毒性，必须经过烧制，变成熟鸦片后，才能供药用或吸食。说白了，若真是吞生鸦片自尽，那是为了“追求”比吞熟鸦片或喝鸦片酊死得更快！不能证明这是官兵们经常吸食。
笔者还看过几份病理分析，其中患者都是摄入过量但不致死亡的鸦片制剂，后被救醒：“当事人会感到头胀欲裂，五脏翻腾，欲呕又呕不出来；双目圆睁，呻吟不绝，状至恐怖……”丁汝昌服下鸦片后，一直痛苦至次日临晨才气绝身亡，其情形凡有幸目睹者，难道会用诸如“舒服”、“飘飘欲仙”等字眼去形容这位殉国将领吗？
由此可见，服用鸦片自尽是一种痛苦的过程，远比在脑袋上用子弹钻个血孔需要更大的勇气。以北洋水师军官们服用鸦片自尽来指责其“没有勇气的胆小鬼”或者“贪图享乐的瘾君子”，都没有任何能站得住脚的理由。
证伪与深思
再回到李锡亭那段记录本身，《清末海军见闻录》虽然号称是“见闻录”，乍一看像是“第一手资料”，但其成书的时间却并非战事正在发生的1894~1895年，而是1900年以后。作者李锡亭也是在甲午战争后才当了谢葆璋的幕僚，不可能对甲午战争之前的刘公岛有直观的认识，全书“记录”也不可能是李锡亭本人的“见闻”――要么是他天马行空般的想象，要么就是道听途说的。但是具体的来源……很遗憾，李锡亭并没有告诉大家，这就意味着无法不容置疑地证实他的“见闻”。
事实上，《清末海军见闻录》对于研究甲午战争后的清代新建海军时期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因为在这个阶段，李锡亭作为当事人，参与了清末新建海军的部分工作。可是对于北洋水师甲午惨败及其之前的时期，李锡亭并未亲身参与，其发言权显然是不够的。《清末海军见闻录》中所描述的刘公岛景象找不到任何其他消息来源，尤其没有在甲午年前后的文献记载中出现过。
至于某些人认为的北洋水师学堂教习严复是个瘾君子，“必然”会对他的学生产生不利影响。这只能说是推论而已，既无证据，也低估了当时一腔报国热血的海军学员们的自制力。至于所谓“由其服用鸦片酊自尽，令人怀疑其大有可能是抽大烟成性的”，笔者看来更近似于无稽之谈：难道吞金自尽者生前“大有可能”是守财奴和拜金者？难道枪击自尽者生前“大有可能”对于枪支弹药有生理需求？这种逻辑只能令人发笑。
按照笔者的观点，由《清末海军见闻录》之类“历史材料”引发的所谓北洋水师问题，根本就不该成为一个问题。但这不是问题的问题却引出了一个值得深思之处：为什么这类无根无据且经不起严谨考证的论断，会如此容易就被大众接受呢？
就以甲午战争期间一份弹劾李鸿章养子李经方的奏折为例，其内容是李经方在担任驻日公使期间“被日本天皇招了驸马”，以此指控李经方为“日本间谍”，要求朝廷将其查办。面对这种没有半点根据的指控，身为清流魁首的帝师翁同?大喜过望――在他看来，这道奏折是打击李鸿章势力的绝好“武器”，至于指控的内容是否属实，不在考虑范围之内，只要能把声势做起来就够了。
翁同?所代表的可谓当时中国文化水平最高、地位最清贵、最受百姓尊崇的读书人，或者称为士子阶层，他对传闻的看法应该说在士子阶层很有代表性。清代科举内容狭窄，读书人只是一心钻研《四书》《五经》，鲜有实地调查收获“第一手资料”的习惯，往往被先入为主的主观印象所迷惑，得出客观的结论不那么容易，像明代李时珍、徐霞客那种较为注重实据者在当时社会并非主流。
不喜欢实地调查仅仅是一种坏习惯，那么对于传言细加筛选，进而用来达到个人目的，恐怕就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恶劣习气了――仅仅因为某条传言符合清流一党打击（至少是恶心）政敌的需要，翁同?之流就可以无视传言的真实性，对其随意滥用甚至“深加工再充实”。偏偏读书人当时是拥有社会话语权的阶层，他们的论断展现在普通百姓面前，或者是出于对拥有话语权者的尊重，或者是根深蒂固的盲从惯性，原本没有多少真实性的传言就被大众接受和扩散了。
北洋水师覆灭之后，举国认为花费巨大的军队输给了“撮尔小邦”，是奇耻大辱，那么寻找失败的原因就成了天下读书人的“命题作文”，范围则被严格限定在北洋水师本身，所有“作文者”就只能紧盯着北洋水师这个群体的点点滴滴，搜寻所谓“战败原因”。在这个指导思想下，一切在传统读书人看来不能容忍的或者侵犯其利益的事情，都可以作为“战败原因”的“原材料”，至于使其显得令人信服的“加工”，就不必担心了，更不用提“原材料”的来源，那反而是最不需要考虑的，只要对清流一党有利用价值即可。
所以，许多原本根本不配成为“问题”的小事，经过添油加醋，都成了貌似失败原因的“大问题”，至于更深层次的原因则被人为掩盖在迷雾中。笔者认为，如果以这种态度去检讨民族的过去，就像站在哈哈镜面前，看到的虽然是本人，却永远也看不清本质，更不用奢谈“以史为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