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间智库高度发达的西部，公共决策的广受好评仅仅是其中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思想高产的中国西部，也是软实力强大的西部。 转眼间，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已进入新十年的第二个年头。笔者发现，西部地区县域官员对于县域公共政策的认知大多还是不全面的，县级政府公共决策的步骤仍然没有真正的理顺。诸如县(市)级领导拍脑袋决策、地方利益裹挟全局利益、政策出台后拒绝批评等等劣习，仍然可以从不少官员在公共政策制定或者政策执行的过程中得以窥见。
如今，实现西部又好又快科学发展，提升县级政府的公共决策水平已到刻不容缓之时。这一方面有赖于政府本身机构的改革，官员认知的提升。另一方面，政府必须学会从政府力量以外的地方寻找利于决策的信息、观点和方案。这就要求，民间智库理应得到决策者们更多的重视，让来自民间的思路、智慧更多的汇聚到政府的重大决策中去。
西部大开发十多年来，县级政府决策都依赖于上级社科院、政研室、参事室等官方智库机构。这些机构由于经济上依靠财政、人力受政府编制管束，社会地位无法实现独立，容易受到政府和党政长官的影响，从而不能更好地完成科学决策研究。相反，民间智库首先在经济上不会受制于政府，也得以尽可能避免被某一些特定的地方利益所裹挟，这就更有利于研究者不受干扰地去理解、界定问题，同时也能更好提出解决问题的策略和方案。其次，处于信息社会，面对大量的信息和知识，成熟的民间智库具有更好的机制来网罗人才。举凡有能力作出科学规范研究的专家都可以被吸纳进来，这同时也带来了更好的研究理论与方法，确保了政策研究本身所彰显的科学性、及时性、可靠性。
另外，民间智库并不像官方智库那样偏重县域经济等方面的政策研究，而是涉猎更广。由于民间智库的研究不受各种条条框框的限制，因此，大到一个行业政策的制定，小到一个村社关系的处理，都可作为各种民间智库的研究方向所在。正如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专家委员会主任陈育宁教授所概括的：以前在政府部门，自以为是的时候多，高高在上的时候多，而到了民间智库后，则变成听得多，走得多，想得多，感触多。
陈育宁教授曾任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委书记，宁夏大学校长，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他的转型感言，折射的正是民间智库的优势所在。他现在所在的鄂尔多斯学研究会已经发展为西部地区民间智库的佼佼者。
具体到西部的情况，眼下还处于发展起步阶段的民间智库，其人员构成主要以退休的政府官员和学者、专家为主，比如鄂尔多斯学研究会、北京宁陕蒙经济技术研究中心。而在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1800多家民间智库的研究人员常常可以在政府与民间智库之间频繁跳动，这被称为“旋转门”机制的人才流动方式，既为政府提供了更为科学、更为专业的智力支持，同时也将政府作为一个智库人员的培养基地存在。笔者认为，这一打通政界、商界、学界的人才流通机制，也应是中国西部民间智库的用人方向：不光退休官员加盟民间智库，智库的研究者也同样可以成为政府官员，以二者彼此促进，共同激活政、学、商界的活力，为县级公共决策的科学化、专业化、多样化提供更好的保障。
时下，西部民间智库的影响力还远远称不上强大，甚至可以说影响甚微。但是，随着西部大开发的不断推进，社会利益的不断多元化，信息的极端膨胀化，县级政府在大开发决策时面临越来越多的障碍，长官意志决定一切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由此，中国西部必须大力发展自己的民间智库，挖掘和汇聚民间智者的思想智慧，让西部民间智库提升西部软实力，推动公众有序参与，为县（市）级政府施政建言献策，搭建官民沟通的桥梁，用观念在西部大开发中获得胜利。
换言之，一个民间智库高度发达的西部，公共决策的广受好评仅仅是其中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思想高产的中国西部，也是软实力强大的西部。
我们知道，西部大开发的重点在西部县域，难点也在西部县域。西部县域决策离不开民间智库，西部要大力发展民间智库。如此，西部大开发有望，西部科学发展有望，西部全面小康有望，西部实现现代化有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