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政放权评论
5月13日，国务院召开全国电视电话会议，动员部署国务院机构职能转变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发表讲话。
新华社记者刘卫兵 摄
“简政放权”系列评论之四
武雪梅
4月22日、5月6日、5月13日，可以说这三个具体时间节点是中国新一届政府推进自身行政职能改革，落实、务实、求实的清晰路线图。
在前两个时间节点上，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决定强力推进改革落实，分别取消和下放71项、62项行政审批事项。在关键的第三个时间点上，国务院召开全国电视电话会议，就确保机构职能转变，各项任务落到实处吹响号角，发出总攻“动员令”。总理李克强说：开弓没有回头箭，坚决打好这场攻坚战。
民之所望，施政所向。在这场“壮士断腕”般的政府自我削权、自我紧身战役中，“简政放权”就是为社会和民众松绑，直接预期的效果就是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激发中国社会创造活力的极大迸发。这当中的“紧”和“松”，蕴含着政府权力和能力之间的破和立。
首先破解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建立政府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能力。当前社会转型期中，善治政府的科学定位是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因此此次“简政放权”，把不该管的微观事项坚决放给市场、交给社会，科学地把该放的权力放掉、该管的事务管好，才是社会转型中发展这道难题的应有之义和有效答案。事前审批中放权，事中监管中到位，事后监督中管用，则是有效防止政府越位、缺位、错位，真正激发市场主体创造活力，经济发展内生动力，社会公平制约能力的有效手段。只有这样才能破解制政府在与市场、社会关系中的管不了、管不好、管不过来的尴尬角色，建立服务型、创新型、职能到位、运转高效的政府。
其次是破解政府权力制约难题，解决边减边增、明减暗增的改革痼疾，建立长效机制，实行问责、接受监督、提高政府自我净化的廉政能力。政府改革最容易陷入部门利益化的怪圈中，导致“简”后“增”，“增”后“减”的沉疴中，因此饱受诟病和质疑。此次“简政放权”本身就是对“权力贪腐”的釜底抽薪。而明确要求以公开透明接受群众监督，以追踪问责监督任务落实，并将其纳入年度考核，更是说到做到、诚而有信，只有这样才能让人民与政府一道攻坚克难，从而真正解决“简政放权”带来的“权力阵痛”，并能放眼长远，加强政府自身公信力、执行力的建设，树立风清气正、廉洁高效的政府形象，用今天的改革推动明天的发展。
再过一个30年后，如果我们置身于中国时代改革的纪念馆，在当代“简政放权”的展板前，回顾这场“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的战役，会由衷的感慨：“简政放权”，功在破立之间，是信心、勇气、智慧和耐力，让我们敢于担当，善于凝聚共识，没有辜负人民的信任和重托。
仔细分析，“放权”与“管事”之间有相互促进的关系。权力下放了，让市场主体和社会个体拥有更多的权利来决定自身发展的方向、来把控自身发展的前途和命运。让市场主体和社会个体拥有更多的管事机会，让他们在经济的大浪潮中去接受洗礼，这对于他们的健康成长是很有必要的。
市场经济下的政府职能转变，还需要分清政府与市场的界限，强化政府的服务和宏观调控职能，将微观经济的干预职能弱化。在权力下放给市场后，应该让政府更多承担社会管理和宏观调控功能，弱化微观经济的直接干预能力。在下放权力的同时，在经济的
国务院机构职能转变工作开展以来，已经取得了一定成绩。国务院此前两次召开常务会议，共批准取消和下放133项行政审批事项。然而，在转变政府职能进入攻坚期的关键阶段，如何实现各项改革工作的“无缝对接”，顺利开启新一轮机构改革，李克强总理用简单实在的话语为改革工作指明了方向：“说白了放开（权力）是第一，放开那些不该管的；第二管住、管好那些该管的；第三说到了就要做到，一定要抓好落实。”
简政放权评论
1月13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推出一批简政放权改革措施，让市场活力更大释放。
会议决定了多项简政放权改革措施：包括再取消纳税人申报方式核准、地方企业发行企业债券的部门预审等150多项审批事项；再取消10余项束缚创业创新的部门行政许可；再清理规范192项中介服务事项；再取消汽车营销师、咖啡师、注册人力资源管理师等61个事项等。
在不断“放”的同时，也相应提高“管”的水平。国务院常务会议同时提出，为强化对改革的法治保障，把审批项目取消和下放、普遍性降费等改革成果及时用法律形式确定和巩固下来。会议决定对66部行政法规相关条款进行一揽子修改，并增加厘清部门监管职责、完善事中事后监管措施的规定。以更有力有效的“放”与“管”释放企业发展和创新潜能。
简政放权已经成为当前的中国政治经济领域最为人们熟知和热议的词汇之一。李克强总理上任之初即承诺，本届政府要将国务院各部门的1700多项行政审批事项砍掉三分之一。结果只用2年时间就完成了5年的目标，在这两年多时间里，国务院相继取消和下放了800多项行政审批事项，并公布取消了211项职业资格。
仅在2015年，国务院发布有关简政放权的文件就达55个，国务院常务会议有超过三分之一以上的主要议题涉及简政放权。这一年，国务院不仅全面清理了453项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更首批取消62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的行政审批事项。
从清理规范与行政审批相关的中介服务，到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类别，从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到“先照后证”改革，简政放权正一步步走向“深水区”。步入2016年，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次聚焦简政放权，可见改革不但没有降温，还在朝着更深入和有序的方向继续推进。
这几年，简政放权不仅为老百姓的工作生活带来了切实的便利，更为市场经济注入极大活力。与传统经济数据的疲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创业创新局面异常火热，仅2015年上半年，全国新登记注册市场主体就达到了685.1万户，比2014年同期增长了15.4%；注册资本（金）多达12.9万亿元，同比增长了38.4%。更重要的是，在国内外环境不确定因素增多的情况下，2015年我国经济总体稳定，就业创业数据亮眼，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简政放权改革释放的红利。
过去30年的经验一再证明，改革能否顺利推进，其根源就在于政府自身。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将政府改造成专注提供公共产品服务的机构，尽可能地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2016年是“十三五”的开局之年，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在此情况下，简政放权将依旧扮演“挑大梁”的角色。不仅要发挥好其“先手棋”和“当头炮”的作用，而且还要让简政放权同行政服务制度创新一起成为推动改革的“加速器”和“润滑剂”。
简政放权需要决心和勇气冲破阻力，但提高监管水平实则更难，这需要很长的能力建设过程。李克强总理多次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强调，简政放权的同时，还要“放”、“管”、“服”结合，三者不可偏废，必须把握好其中的平衡。2015年5月，国务院发布《2015年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转变政府职能工作方案》，从中央到地方，都在探索创新事中事后监管的新模式。可见，随着“放”的大规模落实，“管”将成为简政放权新时期的主抓内容。（朱菲娜）
简政放权评论
原标题：简政放权，激发社会创新力上半年经济数据中有一类景象引人关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7.3%，速度略有回落，但其中民间投资增长20.1%；二产增长7.4%，表现似乎平平，但以民企为主的三产更争气，增速达到8%，比重提高1.3个百分点；财政收入增速8.8%，但企业利润与居民收入跑得更快，分别胜出1和2个百分点。宏观趋稳的大势之中，活跃着的这股子企业活力、社会创新力从何而来？
看似寻常最奇崛。上半年，面对多重矛盾的相互交织，传统的政策工具却很有限，一方面债务规模不小，财政政策空间不大，一方面通胀压力尚存，超发货币难以为继，宏观调控只能向改革要动力，向结构调整要助力。取消134项行政审批事项，推动工商登记制度改革，扩大“营改增”试点，断腕之痛换来了上半年企业登记数57%的剧增，奠定了经济缓中趋稳的根基。回想年初制定经济政策时，中央对形势的判断非常果决：“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的主要问题是经济下行压力，核心问题是企业经营困难，突出矛盾是市场预期不稳。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是通过改革创造企业平等竞争、优化升级的良好环境”。为增强经济增长动力、提高增长质量，这半年来，中央按照问题导向原则深化改革，推动政府简政放权，着力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说了算”。拿结构调整、产业升级来讲，如果沿用行政手段的老办法，恐怕调不动、调得慢、调不好，相反，更多依靠创新驱动，通过竞争实现优胜劣汰、提质增效，使得高新技术产业增速达到12.4%，高出平均水平一大截。我国经济结构的不合理，根子就在体制机制的不合理，中央正是抓住了这个“七寸”，以最少的成本激发最多的创新力，在强筋健骨中增进了经济免疫力，实现了调控水平的又一次跃升。寓改革于调控，靠放权增动力，这是年中数据“奇特”的道理所在。今年是福建55位厂长经理呼吁为企业“松绑”放权3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日前在给福建企业家回信时重温这段经济体制改革的佳话，再次强调当前各级政府加快转变职能、大力简政放权，目的之一就是让市场更好发力，让企业创新创造源泉更加充分涌流，这是又一次重要的“松绑”放权。回首过去36年，中国经济每一回破茧成蝶，靠的都是体制创新促进企业创新。今天对不少企业来说，一个宽松的政策环境，一个法治的营商氛围，一个只需要琢磨市场、不需要琢磨市长的竞争场域，仍然比多少扶持资金都更迫切、更给力。上半年成绩的来之不易，就在于把增强微观主体活力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突破口，提振了千千万万企业家与劳动者的共同信心。创新永无止境，改革未有穷期。半年稳中有进的经济数据，给了我们乘势而上的底气和信心。不随波动频繁的市场起舞，不因莫衷一是的声音变调，以我为主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中国的现代化航船必能直挂云帆济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