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对公共开放空间量化评价体系的实证探索
ss="txt">发布人：李云 杨晓春 | 发布时间：2007-11-12 | 来源：深规院 | 字体大小：大 中 小本文针对国内公共开放空间研究领域内评价标准的缺失，立足深圳特区的实际情况，结合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和规划案例，提出了人均公共开放空间和步行可达范围覆盖率两项基准指标，并进一步探讨了趋势性分析。 前言
城市规划是基于公众价值基础上、对城市的空间和实体发展进行的预先考虑。随着中央对社会公平的日益关注，城市规划作为宏观调控的政策手段作用也不断加强。当然，城市规划的实际发展也验证了城市规划必须也必然向城市公共政策的转变（孙施文、王富海，2000）。从本质上讲，城市规划应在公共政策和意识形态的领域为城市社会提供公共物品、维护公共利益、协调人际关系、保护弱势群体、谋求公平和正义（马武定，2005）。
公共开放空间作为一种明显的公共物品，其核心内涵就是公共价值和利益，属于城市规划政策的核心领域之一。而政策效力的发挥程度，取决于采取怎样的评价标准，包括量化评价与质性评价。量化评价往往成为质性评价的支撑条件和起始依据。因此，就目前公共开放空间领域量化体系的缺失，本次研究以深圳特区为例，对公共开放空间价值标准进行具体化和计量化的探索。 1．研究对象的界定
从国内学术界的研究来看，公共开放空间尚未成为一个概念清晰、系统完整的研究领域，各研究角度的差异较大。比较多的研究集中于公共开放空间的历史演进（张建强，2000；马航，2004）、社会意义（骆小芳，1998；）、经济意义（王玲 等，2002）和视觉审美（梁幼侨 等，1998）等角度，真正从空间系统角度来研究的仅见于周进、赵蔚等人的相关研究成果。而国外规划界
因此，要对公共开放空间进行量化研究，首先必须从自身研究的需要出发，界定研究对象本身。从公共物品的角度来看，公共开放空间是由公共权力创建并保持的、供所有市民使用和享受的场所和空间。因此，我们所研究的“公共开放空间”是指“城市中室外的，对所有市民全天免费开放的，经过人工开发并提供一定活动设施的场所”。需要注意的是，国外“开放空间”的概念领域要大于、同时包含了我们所要研究的“公共开放空间”，两者的本质差别在于前者既包括“人工开发”，也包括“自然形成”（如郊野公园等）的公共活动场所。对于研究对象的清晰界定，有助于我们更好的提出与之相适应的量化体系。
同时，为了更好地与我国已有规划标准对接，并在后续管理实践中发挥更直接的作用，我们结合深圳实际，将公共开放空间细化为三种表现形式：绿化空间、广场空间和运动空间。 2．量化标准的确定
参考国内外相关城市中关于“开放空间”的经验，我们可以看出：空间规模(space size) 和服务半径（service area radius），基本能够表述一个开放空间的服务能力。
表1：国外开放空间规划案例——设置标准一览
表2：英国纽卡斯尔城市开放空间的具体设置标准
相对应，公共开放空间也存在空间规模和服务半径这两个基本指标，但这两个指标仅仅反映了空间的个体属性，还无法从整体层面来衡量一个地区的公共开放空间水平。本次研究将其演变为量化体系中的两个重要基准指标——人均公共开放空间面积和步行可达范围覆盖率。 2.1人均公共开放空间面积 2.1.1指标界定
人均公共开放空间面积是指一定地区范围内，每个人所拥有的公共开放空间面积数量（m2）。该指标反映了一个地区公共开放空间资源的充足程度，代表了公共开放空间的地区规模水平。
图1：英国罗根小镇开放空间分布图 2.1.2衡量标准 （1）现实背景
首先，由于缺乏统一的空间概念，国内尚无关于公共开放空间的量化标准，《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J 137-90）、《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GB 50180-93）等国家标准与规范中并没有专门涉及，仅在用地分类的平台上对绿地、广场提出了指标要求。《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04版）中虽有公共开放空间的独立章节，并提出了相关概念和分类，但指出“城市公共开放空间的分布与规模应结合相应层次的城市规划协调确定。公共绿地的规划要求见本标准与准则第7章（公共绿地章节）。”言外之意，公共开放空间的规模仅有绿地指标可参照，而公共开放空间本身则无确凿标准可循。因此，国内公共开放空间的衡量标准依然是破碎而分散的，还未形成一个独立、整合的空间系统概念。
其次，国外的“开放空间”已形成各自相对完善的指标体系，但由于概念差别，无法直接嫁接于“公共开放空间”。例如：
美国国家游憩和公园协会（NRPA）建议的城市开放空间指标为 25-42平方米/人。其中的城市开放空间包括市级、区级和社区级，以及生态绿地。
英国游戏场地协会(NPFA)提出城市公共空间的 “6英亩（2.4公顷）/千人”标准。换算为人均指标，即包括人均16平方米的户外活动场地和人均8平方米的儿童玩耍场地。 （2）标准建立
鉴于以上规划标准的现实情况，我们需要立足既有的国内规范与标准，建立相对完整、基于现有用地分类的公共开放空间人均标准。根据前面我们对公共开放空间表现形式的分类，具体标准的建立如下：
1）绿化空间——指以自然植被为主体形成的公共开放空间。绿化空间主要提供休憩活动。规划时落实在《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中的G1和居住小区绿地Rn6类用地内。根据相关规范与标准，人均绿化空间面积不应低于7.5平方米/人，其中市区级绿化空间不应低于5平方米/人，街道社区级绿化空间不应低于2.5平方米/人①。
2）广场空间——指以硬质铺装为主的（绿地率不超过50%），非紧急情况下汽车不得进入的公共开放空间。广场空间主要提供综合性和多样性的活动。规划时落实在S2类用地。根据相关规范与标准，人均广场面积不应低于0.4平方米/人，其中市区级广场空间不应低于0.2平方米/人，街道社区级广场空间不应低于0.2平方米/人②。
3）运动空间——指专供市民从事体育活动的公共开放空间。规划时落实在《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中的GIC3和Rn3类用地。根据相关规范与标准，人均运动空间面积不应低于0.4平方米/人，其中市区级运动空间不应低于0.1平方米/人，街道社区级运动空间不应低于0.3平方米/人（包括街道级的0.1 m2和社区级的0.2 m2）③。 表3：公共开放空间的人均面积指标表（m2/人）（下限）
因此，综合上述分项标准，城市中公共开放空间的人均标准不应低于8.3平方米/人，其中还有针对不同分类和分级的设置要求。 2.2步行可达范围覆盖率 2.2.1指标界定
首先，需要明确“步行可达范围”的概念：即以公共开放空间的出入口为圆心、以公共开放空间的步行可达距离为半径做圆，圆的范围未越过城市交通屏障④的部分。
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得出“步行可达范围覆盖率”的概念：公共开放空间和其步行可达范围共同覆盖的建设用地面积（不包括城市道路面积）与总建设用地面积（不包括城市道路面积）的比值。
图2：步行可达范围覆盖率示意和计算方法
公共开放空间内的活动以自发性活动⑤为主，自发性活动的发生依赖于适宜的户外条件，包括良好的环境和舒适的步行距离等等。大量的自发性活动，提供了他人参与的可能性，此时的公共开放空间才能成为社会性活动的场所。公共开放空间若成为自发性和社会性活动的发生场所，舒适的步行距离是必备的条件。
通常，5分钟路程是比较舒适的步行距离，大部分因日常自发性活动而发生的步行（前往街道社区级公共开放空间）都在这个距离之内；15分钟路程还是可以忍耐的步行距离，人们会因为非日常自发性活动（前往市区级公共开放空间[1-3]）在这个距离内步行；而当距离超过15分钟路程时，人们会放弃步行。
因此，本规划采用5分钟路程步行可达范围——按照步行速度以5公里/小时计算，则5分钟路程为417米，考虑到深圳市的路网为方格网式，因此以300米作为5分钟步行可达范围的半径（各级公共开放空间都以300米为半径）。而等级化的步行可达范围（即市区级公共开放空间取800米为半径，街道社区级公共开放空间取300米为半径）仅用作比较分析。下文出现“步行可达范围覆盖率”，若不做特殊说
明，均指5分钟（半径300米）步行可达范围覆盖率。
图2：5分钟（300米半径）步行距离示意 2.2.2衡量标准（1）现实背景
国内外并未对“步行可达范围覆盖率”的严格界定，通常只是借助空间服务半径进行大致的图形分析，对空间布局起辅助判断的作用。 按此我们对于标准，对芝加哥中心区、Logan Square社区、旧金山三个案例进行相关技术处理，可以粗略得出：（1）2002年芝加哥中心区现状开放空间覆盖比率为72%，规划目标为85%；（2） 2002年Logan Square社区现状开放空间覆盖比率为75%，规划目标为90%； （3） 1997年旧金山现状开放空间覆盖比率为74%。
图3：旧金山（左）和芝加哥（右）开放空间服务范围示意图 （2）标准建立
参照国外相关经验，并针对深圳自身现状特征，建议全特区步行可达范围覆盖率低限应达到60%。在建设用地中，对于居住、商业、政府社团、工业和绿地等用地（约占总建设用地的70%）的步行可达范围覆盖率应达到80%～100%。
篇二：空间有趣的评论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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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三：城市公共空间使用成效评价及应对策略
s="txt">周振宇作者单位：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上海，200092）
城市公共空间使用成效评价及应对策略
Appraisal and Corresponding Measures on the Utility Efficiency of Urban Public Space
周振宇
Zhou Zhenyu
摘 要 就当前国内城市公共空间的使用水平而言，还存在着良莠不齐的现象。尝试运用科学的评价方式对其加以评估，挖掘影响公共空间使用成效高低的深层因素，同时致力于树立科学、理性的城市公共空间环境建设思路。
关键词 城市公共空间 使用成效 要素
ABSTRACT Nowadays, use of the public spaces is still in a low level. This paper approaches a scientific way to appraise the utility efficiency of them, and search those factors that have great influence on this utility
efficiency. Finally, this paper also tries to introduce a rational method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urban public spaces.
KEY WORDS urban public spaces，utility efficiency，elements
中图分类号 TU-024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0-3959（2005）06-00-00
在我国，伴随近些年来各地热火朝天的城市建设，公共空间的有无与多少被视为衡量城市建设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一批批新建的市民广场、步行商业街、城市公园、滨水景观带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城市的各个区域，很大程度上令过去城市空间环境质量普遍欠佳的局面得以改观。然而在成就斐然的同时，透过对已建成公共空间的实地考察调研，不难发现尚存在不少问题：公共空间由于选址不当致使常年处于闲置状态，使用率较低；因为细节设计不周，导致人在空间内的活动受不利因素干扰严重；公共空间规模庞大但缺乏内容致使空间尺度失衡，毫无生机??而这些“问题”空间往往占据着城市中宝贵的土地资源，建设它们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因此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必然会造成浪费，这与我们倡导的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为此及时建立科学的参照系，对城市公共空间使用状况加以正确的分析评价，挖掘影响其使用效率的深层因素，对解决当前存在的问题进而指导后续项目的合理建设而言，是非常有意义和必要的。
一 评价方式的建立
胡塞尔的现象学认为建筑的目标应当立足于人类最基本的“生活世界”，城市公共空间亦如此。无论投入多少资金，无论建设得多么华丽，公共空间的使用成效
——该空间满足人们行为活动的水平和效率——是真正决定其建设成功与否的关键。而评价使用成效的方法正是以使用者的行为活动与心理需求作为参照系，从多层面、多角度加以综合评价之后，再反馈回后续的建设与管理工作中，从而有助于建设部门真实了解公共空间环境质量建设的成效，及时发现问题并加以解决（图1）。作为评价使用成效的参照系，应当通过对一定数量、不同年龄段和文化背景的使用人群进行随机抽样调查，以及对公共空间作周期性观察统计得以建立，它由以下几个方面共同组成：
（1）使用度。它包括被调查者在某个公共空间中每次滞留的时间；在一定时间内被调查者光顾某公共空间的频率；在一定时间里进入某个公共空间的总人数。
（2）满意度。指的是人们对某个公共空间是否满足他们使用所需，以及满足程度的内心感受，它体现了空间的环境品质同人们活动的密切联系。
（3）愿望度。是指人们是否愿意在某个公共空间内停留一定时间，抑或是否愿意再次光临同一处活动空间。它反映了公共空间对人们的吸引程度和人们使用它所耗成本的共同作用。
如何运用这个参照系来评估公共空间的使用成效呢？事实上，我们不能仅以使用度的高低推导结论，因为人们日常生活中许多类似于上班、上课、乘车、出差性质的活动无法避免，而这些活动的发生往往同某些城市公共空间产生关联，尽管人们对这些建成环境或许不满意，但不得已会有较高的频率或较长的时间经过或者停留其间。而把满意度视为唯一评价手段同样不可取，因为人们在使用公共空间时倘若为此付出的经济、时间成本过高，则即使满意度较高也会降低再次使用的愿望。而某些城市著名景点因其知名度高、特色鲜明令游客具有很高的愿望度光顾其间，但实质上其空间内部连基本的公共设施都十分匮乏，因此愿望度同样不应被视作唯一反映公共空间的使用成效的指标，以上海豫园为例，其空间丰富流畅、建筑造型独特，内部功能琳琅满目，但美中不足的是整个游园内难觅一处休息座椅，令游人备感疲劳。综上所述，对城市公共空间使用成效展开评价必须综合使用度、满意度、愿望度三者为一体，经过整体、客观的全面分析，方能得出关于使用成效高低与否的真实结论（图2）。
二 影响要素的剖析
影响人们对于城市公共空间使用度、满意度、愿望度高低的要素涵盖十分广泛的领域，涉及诸多不同性质的问题。以下详细剖析若干关键要素的影响作用。1 易达性
公共空间的易达性对使用度、愿望度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尽管不同规模等级的公共空间辐射不同范围的人群，其基址选择有所区别，但易于识别、地理位置的易达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如位于上海、杭州城市中心的南京路步行街和武林门广场（图
3）。反之，倘若选址位于较为隐蔽、不易被人发现的城市地带或交通不便、不易到达的区域都会造成空间使用效率的降低。
2 安全性
安全性影响着使用者的满意度、愿望度。它包含：①内部规划设计的安全性，如步行区与车行区合理的分离、地面高差处理的安全合理、公共设施设备的可靠性、植物的无害性等；②外部环境对公共空间不具危害，如公共空间与城市道路或其它存在危险的区域（河流湖泊、城市电线、管井）之间拥有足够的缓冲距离或安全围护设施。青少年儿童活动较为密集的公共场所更应注重安全问题。以上海虹口足球场为例，其临东江湾路开辟的街头体育文化活动空间在毗邻道路处设置了围栏和缓冲绿地，达到了保障使用安全和美化场地相结合的双重效果，因而非常受青少年朋友的欢迎（图4）。而忽视安全性可能带来的后果往往会令使用者望而却步。3 微观气候环境
微观气候环境的调节作用使空间更具舒适性，从而提高了人的满意度。因此公共空间的规划选址以及环境设计在考虑外部气候影响的同时，应尽可能巧妙结合建筑物、构筑物、植被以及水面等元素，运用绿色建材营造可供人们全天候舒适使用的微观气候环境。在可持续发展的时代，这一点对公共空间建设而言更具有现实的意义。改造后的杭州西湖湖滨路步行空间，通过树荫和形态各异的凉亭花架、顶部覆盖植被的绿廊为酷暑中的游客提供了休憩的好去处，而宁波“天一广场”带形水域旁的灰空间更是炎炎夏季游人向往的清凉场所（图5，6）。
4 生活型功能
城市公共空间中形形色色、高品质的生活功能吸引人们参与到活动当中，因而延长了人们的滞留时间。如位于汉口繁华区的商业广场，因其频繁的商业文化活动吸引了大量市民观看或参与；上海“新天地”丰富的生活内容令人们置身其间流连忘返（图7）。相比之下，功能匮乏、内容单调的公共空间常常会因缺乏吸引力而降低了人们的使用愿望（图8）。
5 细节设计
空间环境的细节设计强调细微之处对人们的影响。它包括为使用者提供灵活多样的座椅；营造亲切宜人的建筑空间尺度；创造形态丰富、可以接触的环境小品等等。如上海静安公园形态各异的座椅设计、“新天地”的里弄建筑与石库门的亲切尺度等细节都体现了对使用者无微不至的关怀，大大提高了空间的可亲近性（图9）。相反，那些忽视细节内容的空间易给人造成冰冷、机械的感受，将人们拒之门外。 6 多样化模式
继几年前各地竞相把建造大广场视作改善城市环境面貌的样板，招致广泛的批评与质疑之后，一些城市又将效仿上海“新天地”这种以摩登商业文化建筑为依托的空间模式作为一种新时尚大为推广。学习借鉴发达城市的成功经验当然无可厚非，但必须植根于自身的文化、经济、地理环境、气候特征，否则就会造成了千城一面，令使用者深感乏味而降低满意度、使用度。因此，建造高效化的城市公共空间必须具备突破固定模式的新思维，做到因地制宜，创造多元化、个性化、地域化的城市
公共空间环境与形象。
7 关注人的心理与行为习惯
国外的研究小组调查表明，人们不习惯在医院、办公楼、银行等建筑前做过多停留，因此此类建筑前公共空间的实际使用效果同其他相比会有所逊色；不同年龄、文化背景的人对于公共空间环境特色的需求有所不同，有人向往幽静，有人喜爱喧闹；青年人崇尚时尚，中老年人趋向怀旧。这一系列复杂的心理与行为特征、审美情趣导致对同一个公共空间，品质要求各不相同。因此规划建造城市公共空间必须注重均衡，能够让不同人群各得其所。
8 依托于历史人文或自然景观
毗邻城市著名历史、文化名胜建造的公共空间，令游客在观瞻、凭吊之后心情得以放松，从而提高了他们的满意度，如杭州河坊街、苏州观前街。依托于风光优美的城市自然景观建造的活动空间，更会频频诱发观赏、拍照留念、相约会面等各类行为活动，如上海黄浦江畔的外滩步行景观大道。
在对那些差强人意的“问题”空间进行调查后发现，导致其使用成效不佳的原因往往正是对上述因素中的某一项和几项有所忽视或不够重视使然。因此，在设计与建造中必须注重上述要素对使用成效的积极或消极影响。
三 科学的理性的建设思路
丹麦建筑理论家杨·盖尔教授曾将人们的户外生活、活动简化为三种类型：必要性活动、自发性活动以及社会性活动。必要性活动是指人们在不同程度上必须参与的活动，包括日常工作和生活；自发性活动是指人们按照自己的意愿，在条件允许和不受干扰情况下产生的活动，像散步、驻足观赏；而社会性活动是有赖于他人共同参与的公共活动，类似商业表演、文艺演出、体育健身以及仅以视听感受参与的公众活动●[1]。日常生活经验告诉我们，不同的活动需要不同的环境场所，以利于该活动在其中产生，所以针对不同类型活动的公共空间，其规划设计着眼点必然有区别。我们应以如何适应人们不同行为活动的要求与特征为依据，以如何提高人们的使用度、满意度、愿望度为目的，科学、合理地进行城市公共空间的设计建造。1 发生必要性活动的公共空间
必要性活动通常产生于办公、银行、邮电局、医院、普通商店、车站类建筑同城市道路衔接的外部空间。此类活动由于通常不受其他条件的约束，因此对物质环境的要求相对其他活动最小。其规划设计除侧重于安全性、人的行为习惯以及它同城市的有机联系等因素外，还需要适度考虑空间的气候舒适性、细节设计以及模式的多样化，即结合总体设计有机组织人、车、货流线，做到主次出入口明确、流线便捷清晰、防火疏散、后勤功能职责分明；其次提供诸如夜景照明、导向标识等方便人们使用的设施。在此基础上结合景观设计与人的行为心理需求营造美观舒适的环境氛围，如上海南京西路的“嘉里中心”（图10）。而交通类建筑其广场因有大量等待的人流而更加关注气候的不利影响，条件允许时应尽可能为等待或休憩人群
提供有顶盖空间，以创造全天候的等待环境，如杭州城站火车站，其底层架空后实现了全天候使用。
2 诱发自发性活动的公共空间
自发性活动对物质环境要求相对较高，而对于他人参与其活动并无苛求。因此规划设计适合于此类活动的公共空间需重点考虑易达性、安全性、气候环境、细节设计、多样化模式，以及人们的习俗等多个因素，即应选择地理位置明显、便捷易达、有一定人流活动的区域作为基址，创造宜人的环境，提供人性化的设施，因地制宜地创造富有特色的空间环境品质，以提高其使用成效。类似城市公园、广场、商业文化建筑外部空间、商业街的休息区，居住区旁的公园与绿地的公共空间都可能诱导自发性活动产生，如徐家汇公园、上海淮海路公园（图11）。
3 激发社会性活动的公共空间
较大规模的社会性活动常产生于城市内级别高、辐射范围广的公共空间中，它对物质环境尤其人气的要求最高，因此针对它的规划建设必须考虑前述各个要素。其选址宜位于城市中心，或毗邻历史胜地、或靠近城市重要景观（如湖泊、河流、标志性建筑），吸纳丰富的城市生活功能，促进更广泛与多样化的商业、文化、休闲娱乐等活动产生，形成所谓的城市“客厅”或城市“舞台”。譬如人们熟知的上海人民广场、南京路步行街、浦东陆家嘴中心公园、杭州武林广场、宁波天一广场正是因为大量的社会性公共活动常年发生于此，带动促进了周边区域更大的发展，发挥了良好的社会、经济效应，从而成为城市的标志形象。而较小规模的社会性活动其定位相对较低，经常会与自发性活动同时发生。
建造能够高效使用的城市公共空间，需要科学、理性的思维，任何形式主义，放之四海皆准的模式都不可取，我们应以“注重人性化、生活化”作为城市公共空间建设的基本宗旨●[2]，以能够高效使用作为建设评价城市空间环境质量的根本依据。如同上海2010世博会申办口号倡导的那样：“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将成为我们建设未来美好都市空间环境的永恒主题！□
参考文献
[1]盖尔 Y. 交往与空间（第4版）. 译者？？.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2.
[2]盖尔 Y，吉姆松 L. 公共空间·公共生活. 译者？.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