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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之歌【土地与命运之歌】

时间:2019-02-17 来源:东星资源网 本文已影响 手机版

  读杨大力的诗歌,觉得最有可观者为如下两类,一是爱情诗,二是农事诗。   大力的农事诗写得那真叫一个朴素:“把唾沫啐在刀口试试锋,水稻就要开镰。”(《水稻开镰》)未亲历过农事的人是绝对写不出这样简单而又传神的句子的。这看似只是一个简单的细节,但这细节中却可见出一个诗人的生活涵养和用心何在、目力几何,这背后全凭的是一个心字:他对这一切是否曾经用心、是否怀有某种虔敬之情、是否在漫长的岁月中还在深长地忆念。一种朴素的表达要获得诗歌的价值,还必须另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准确。“清明发秧,立夏归仓”(《水稻开镰》),这是不能够说错的。当然这还算简单,甚至可以学究似地去查书本。不简单的是,一个城里长大的人是绝不会明白农人干活之前吐一口唾沫是为了什么,更不会明白用拇指在刀锋上刮一刮如何就能知道刀锋锋利与否。这只是一个小小的例子,很多类似的细节,都可以让我们感受到一个人对生活和周遭事物感受的精确与否。比如,大力写的油菜花:“那些金黄的油菜花,被南风割开了眼皮”(《一九九?乡村之歌》)这就是更为细腻的笔触了。许多人写过像金色地毯一样铺在大地上的成片的油菜花是多么壮观,但只有杨大力写到小小的一朵油菜花(油菜花实在是过于细碎),写到一片、两片小而柔极了的油菜花瓣,写到花瓣由花苞紧闭到悄悄睁开一丝缝隙时的细微感受:“被南风割开了眼皮”,这样的表达几乎已经到了极致,无人可以做得更好。
  再比如:“从一只猎狗的脚印里,找到了通向故乡的道路/故乡在一片蒿草里掩藏着容颜,/又在一缕炊烟中暴露了麦秆和松木的气息”(《故乡故乡》)这里不仅有对童年生活的精确记忆,而且将这种记忆通过复杂的换喻性语言,置换为了一种混合着嗅觉和视觉,甚至触觉的隐秘信息,隐秘到也许只有灵魂本身才能辨认和感知。“猎狗”是一个极其精确的意象性和换喻性词语:一方面,作为意象,猎狗是诗人追踪已然陌生的故乡时所必需的线索和中介;另一方面,猎狗又是一个换喻词,以其灵敏的嗅觉作为中介,“猎狗”不知不觉地被读者置换为执着地追寻故乡的诗人自己,他正是依赖着对故乡那猎狗一般的嗅觉和对“脚印”的视觉与触觉感知,“找到了通向故乡的道路”。由此一行诗句,我们便已感受到诗歌作为一种艺术语肓的复杂与神秘。诗人自己当然没有经过这么精确的语言没计,但是他在写作中凭着一种对事物和语言双重的良好直觉,在瞬间便完成了一个复杂精确到几乎不可思议的语言的“集成电路”。
  大力的诗歌不仅有对乡村物事的精确记忆和描述,更重要的是,他的诗往往还是情感与事物的混合物、个体生命与抽象哲思的融合体、历史与现实的纠结点。比如《兄弟》一诗,诗中同样充满了细节,但已一定程度地抽象化。一个农人,在他生命的途中,但也可能正是他在地里干活的间隙,偶尔直起腰,“……回头看看儿女,看他们是否长大,脸色红润"/看妻子是否两鬓斑白,/然后看看自己……”这里的“看”既是实际的看,也是抽象的、超越性的、越过具体的生活情境的反思性的看。它是现实的模糊化、非情境化处理,情感浸透其中,思考不露痕迹。所以,“凡是庄稼生长过的土地,我们都耕耘过了。/凡是土狗飞翔过的道路,我们都奔驰过了。”这种吟唱的声音具有双重性质,仿佛是农人自己的生命歌吟,又仿佛是一个旁观者或者一个大地上的行吟诗人,在唱叹着农人的命运。最后,诗人表述了自己对农人命运的一种稍带乐观的看法,一种简单的“幸福”观,也许有点多余,但细想也还是有一种朴素的真理性存在其中。
  诗人非常擅长将对乡人的情感表达与其命运结合起来,通过对乡村时光的无情亦有情的感知,透视生命的卑微中微微有着的一种平凡的自得。如在《与世界和平相处》一诗中,诗人感喟,世界上真正懂得与世界和平相处的,只有这些永远沉默的农人,中国的农人。他们“用时间这块磨刀石,把生命一寸一寸磨尽”的同时,谁又能告诉我们这难道不也是一种生命的享受吗?但是,毫无疑问,从历史的大视野看,农人的这种沉默背后、“享受”背后,更多的是无奈与无辜。我们在《一九九?乡村之歌》一诗表面平静、淡然、状似中立的诗行之间,还是能够体会到诗人对农人生命的自然和默然状态的理解和同情。而这种同情将在新的世纪骤然加剧,因为历史突然地再次加速,传统的“乡村”概念已岌岌可危,《再见》一诗的出现势成必然。
  《再见》从另一角度切入对中国乡村当代命运的忧思:在当代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乡村人口的凋敝、土地的荒芜和未卜之前途。在这首诗中,诗人熟悉的乡村和故土不见了(是不是就这样永远地、永恒地不见了?),“……再见,和谁再见?在那边,/阡陌交错的水田和山地已经抛荒,/有人远走他乡,下落不明。……”他和所有人一样,处于迷茫之中,不知道该如何对待,又如何自处!从情感的角度,诗人丢失在这里的童年永远再见了,伤感自然难免;但从理性的角度看,谁能告诉诗人,面对乡村的当代变迁到底是该喜还是该忧?乡人云散、土地抛荒,甚至被强制征用,这种现代化的进程何时是尽头?或者是否有尽头?当我们在城市的逼仄空间愈感压抑的时候,到哪里去寻找一口新鲜的空气,像鱼一样鼓动一下我们长期缺氧、已变得漆黑的腮体?
  诗人只能谦逊地、无奈地说:“我欠土地很多很多”(《我欠土地很多很多》)!其悲凉之处在于,欠债者明白真相,却必须继续欠下去,滚雪球一样地愈欠愈多!
  不过,准确地说,不是“我”,是“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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