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用上海世博会的主题――“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来反思当前中国的城市化，发现其突出问题有三：城市规模过于庞大，城市功能过于集中，城市生活质量下降。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是城市建设要突出“生活”主题，重视提升城市的生活质量，将“乐居”作为城市环境建设的最高层面。其二是突破“围城”模式，将大城市化分为若干个生活功能齐全的小城镇，以星罗棋布的城市规划模式取代众星拱月的城市规划模式。其三是确立“美学主导”的原则，在环境美学的指导下，实现城市生态与人文的和谐，将城市建成具有个性魅力的美好温馨的家。
关键词：环境美学；城市美学；乐居；美学主导
中图分类号：B83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2)O1－0012－04
上海世博会已经成功落幕，但它仍然给我们留下了一些值得深思的问题，比如，对照各国城市化的道路，我国当前的城市化建设有哪些成功的经验或教训?针对我国城市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如何运用现有的理论来加以解决?对此，环境美学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视角。
一、中国城市建设的突出问题
中国城市化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工商业城市优先发展，经济成为城市发展的杠杆。
工业社会的生产方式主要是运用机器进行大批量的生产，为了创造最高的经济效益，一般将工厂适当地集中在一个地区。这样，便于行业之间的竞争，也便于行业之间的合作。工厂相对集中的工业园模式是工业社会的产物。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许多城市建有工业园区，沿用的正是工业社会的模式。只不过，过去的工业园的产生是自然的，今日的工业园的产生是自觉的。
商业是制造业与消费者的桥梁。为了减少运输成本，也为了便于与制造业直接联系，诸多的销售业就建在工业园附近。
工业社会追求效率，讲究成本核算，力求以最小的付出赚取最大的效益，因而，它希望为它服务的政府部门以及其他服务性行业与它们相隔不是太远，而政府部门为了指导、调控工商业运作，也不愿建立在距工业区、商业区较远的地方。这样，工业社会必然制造出一个名之曰“工商业城市”的怪物。工商业城市，顾名思义就是以工业和商业为动力，这样的城市不能不突显经济的地位，而当经济成为城市的杠杆时，人性的全面实现与满足就不可能得到重视，生活在这样的城市，人们普遍感到生活的压力和紧张，其人性均不同程度上受到异化。
二是中心城市成为社会的操纵者。中国是一个各级政府分级集权的国家，各级政府所在地均成为行政辖区的中心城市，并成为辖区诸多功能的集中地。其中最重要的是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教育中心。由此，政治为主导、经济为杠杆、文化为服务成为中国城市化的基本模式。几乎任何一个城市都是行政、经济和文教三位一体。这三位中，政治为主导，是领导者；经济是杠杆，是城市发展的最主要的动力；而文化是为它服务的。在中国，城市的发展最常见的口号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而经济，又在相当程度上与当地政府的政策有很大的关系，是政府在实际上控制着、影响着经济。因此，决定城市发展方向根本的还是政治。
由于以上两个因素的存在，中国城市建设最为明显的问题是：
(一)城市规模过于庞大。在中国，人口超过千万的城市绝不只是上海、北京。世界上，特大城市集中在中国。城市人口多，必然占地面积大。除城区外，中国的城市还带了附近的农村，这样就更大了。
(二)城市功能过于集中。中国的城市集中着社会上一切优秀的资源，城市不仅是经济中心，还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教育中心、交通枢纽。
(三)城市环境日趋恶化。这里说的环境主要是自然环境，主要体现为城市中的原生态的自然遭到灭顶之灾。为了修路和盖房，城市中原有的山或是被劈开，或是被打洞，或是被削平，或是被叠上高房。至于山上的树木，基本上被砍伐殆尽。水源则是要么被严重污染，要么被填堵造地。
(四)城市个性日趋消泯。中国的城市老城应是有一定个性的。工业社会追求高利润，使用机器生产，必然追求标准化，这也影响到建筑和城市规划。产生于19世纪的国际主义的建筑风格是与工业社会相一致的。这种建筑风格强调功能，形式简洁，追求几何造形，基本上没有什么个性可言。城市规划重视纵横排列，多呈棋盘格，街道整整齐齐，同样也没有个性可言。西方国家一些城市的街道，干脆用数字来命名。中国的现代化在相当程度上是在补工业社会化这一课，因而很自然地按照工业社会的模式来建造城市，城市规划基本上套用几何模式。刚刚富起来的中国人贪大求新，追求现代，这样，几乎所有的城市就给弄成一个风格了，城市个性基本上泯灭了。
(五)城市生活质量下降。城市本来是可以让生活更美好的，但由于中国现在的城市普遍存在环境污染、交通紧张等严重问题，因此不仅没有让生活更美好，而且使生活质量在某些方面下降了。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普遍感到精神上的压力，心理健康受到损害。西方社会上个世纪严重存在的人性异化现象在当今的中国的城市普遍地存在着。
可见，城市问题远不只是城市本身的问题，更不是城市规划和城市管理的问题。中国城市模式是中国社会模式的集中体现。中国城市化向何处去，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中国社会向何处去。
二、突出“生活”主题
人活着，基本上是两大使命――生活和工作。生活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涵盖工作，但是在一定情况下，也可以将“生活”挑出来，与“工作”相对应。生活主要是消费性的，而工作主要是创造性的。用通俗的话来说，前者是花钱，后者是挣钱。当然，工作也不只是为挣钱，准确地说，它是事业，事业就含有为社会、为文明做贡献的意义。
在当今社会，人们均向往城市，因为城市应该在生活和工作两个方面均优于农村。用上海世博会的口号来说，就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但实际上，在城市，生活与工作并不是天然就能做到均衡发展的。在现代中国，城市在事业上无疑优于农村，而且城市的行政级别越高，工作的机会越多，发展的前景越大。但生活是不是也这样的呢?当然不是。北京、上海、天津尽管是行政级别很高的城市，但不是宜居的城市。相反，在中国，某些行政级别不高的乡镇倒是更适合于人居。
与人活着的两大使命相适应，城市的功能也应分成两大块――生活功能和工作功能。无疑，城市仍然要重视工作功能，为各色人等的发展创造优越的条件，让他们能在城市实现各自的梦。事实上，对这个方面的功能，城市的管理者一直没有放松过。体现城市工作功能最重要的标尺GDP，一直为主政者高度重视。这倒不是因为它直接给主政者带来了多少经济利益，而是因为我们国家现阶段对城市主管者的政绩考核其主要标尺就在这里。
城市的生活功能是不是也得到一样的重视呢?显然没有。在当前城市生活质量与工作质量严重不均衡的情况下，强调城市生活质量不仅是适时的，而且是必要的。从某种意义上看，城市建设的主题也应是生活。因为工作的目的是为了提高生活质量。即使是工作， 也必须有一定的生活质量做支撑。没有一定的生活质量，也谈不上提高工作质量。人的一生，处在工作岗位上的时间其实不多，顶多只占一生的三分之一。
多年来，我们关于城市环境建设的口号是“宜居”。它重在环境的生态质量与社会治安，强调的是生命的健康和生命的保存。这当然是必要的，但只是人对环境的最基本的要求。目前，根据国家现有的财力和人民日益提高的对生活的要求，应该提出“乐居”的口号来。我认为，这是环境建设的最高追求。
“乐居”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低碳”。低碳的基础是生态，但是低碳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它的意义超越了生态。如果说生态只是人面对着人与自然日益紧张的矛盾不得不采取的一种生存策略，那么低碳则是将珍爱环境与珍惜自然统一起来，将尊重生态与尊重人相统一起来，是一种新的人生哲学。自觉地将低碳作为生活方式的人必然懂得如何处理人与物的关系以及人与人的关系。
第二，“文化”。人是文化的动物，当人在讲文化时，意味着已经从动物的“苟活”中超越了出来。虽然文化具有最大的普适性，但是它的本质是精神的。因此，只有把精神上的追求当做最高追求时，它才是文化的。一个地区的人民在注重精神追求时，这个地区人民的生活质量定然是高的。有精神追求的人们必然会懂得珍惜历史，珍惜文物，珍惜艺术。
第三，“和谐”。和谐包含的内容很丰富。就人与环境的关系来说，它指人与自然的友好相处及人与人的友好相处。和谐的社会必然是法制的社会，但绝不仅是法制社会。只有当一个社会不只是法制的社会，还是一个德馨的社会、审美的社会，它才是和谐的社会。对于一个和谐的社会，“法”、“德”、“美”三者缺一不可。
第四，“幸福感”。幸福是人对生活的最高追求，幸福以一定的物质生活质量为保障，但并不是物质越丰富越幸福。幸福重在幸福感，它既以整个社会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成果作支撑，又以个人对人生意义的正确认识为支撑。我们活着，都在做一份工作，我们对于工作既是敬业的，也是乐业的。只有将敬业与乐业统一起来、将责任与快乐统一起来的时候，工作才是幸福的工作。我们活着既是为自己，也是为他人。只有将为自己与为他人统一起来的人生，才是美好的人生。
三、突破“围城”的模式
考古学家将城市的出现看做是文明的开始，而城市的标志则是有一道围墙。据考古发现，距今4000年至3700年前的良渚文化晚期有城墙。将一座城用墙围起来，这一传统一直维持到近代。在西方，大概是工业革命后，城墙就陆续拆掉了。而中国则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各城的城墙才开始拆毁。有完整城墙的城市现在极少见了，能够保留一段或几段的城市也不多。出于旅游的需要，有些城市又在恢复部分城墙。
城墙的功能主要是防御，在冷兵器时代，它是有效的防守设施。现在，它除了文物的价值和旅游的价值外，别无其他价值。因而没有哪一座城市，为了现代化去修建城墙的。但是，另一种类似城墙的设施却在许多城市实施，那就是所谓的“环线”。环线是公路，不是城墙，它没有防守功能，只有交通功能，在功能上，它与城墙是完全不同的，但在“环”这一点上，它与城墙有某种程度上的相似之处。
环，意味着有一个中心区，它是城市的“大脑”。环线的存在一是便于人们进入这个中心区，二是区分城市地段的级别。在中国，差不多每一个中等以上城市都有几条外环线。环线的存在，意味着城市是一个“围城”。“围城”不一定是工业社会的产物，却与集权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俨然是王城的扩大或翻版。
这种城市格局的弊病主要体现在交通上，因为城市重要的公共资源配置是从中心向外逐步减少的。生活在城市中心的人们享受到的城市公共资源比较多，也比较好，这样，人们就尽量地向中心区拥，以致在某种程度上离中心城区远近成了评断人们生活地位的一根标尺。这是中国城市化独有的一种现象，西方国家的有钱人倒是更乐意住在城外。尽管“围城”模式弊病丛生，中国的城市化目前仍然在按照这种模式进行着，似乎除了这种模式别无选择。那么，能不能换一种思路呢?这里，我们可以分若干个层面来思考：
(一)解构城市概念。城市这一概念是与乡村相对立的。在现代社会，城乡差别在缩小，并趋向消失。先进的国家，已经没有了乡村与城市的区别。既然城乡的差别不存在，或将不存在，有什么必要坚持城市这一概念呢?
(二)解构全能城市。全能城市不仅是所管辖区域的政治中心，而且还是所管辖区域的经济中心、文化中心、教育中心。这样的城市由于集许多中心于一体，谋求不同的利益的人们均向其拥去，自然造成城市巨大的生活压力，严重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实际上，城市的功能不宜太集中。美国的首都华盛顿只是全国的政治中心，虽然城区不大，人口不多，生活质量却是绝对的一流。美国的亚拉巴马州首府蒙哥马利是一个历史文化名城，极清幽，也极美丽。如果就经济来说，它远不如这个州另一个城市伯明翰繁荣，但这一点也没有影响到它的魅力。各个城市，各美其美，互不攀比，因为各有特色，各有功能。
(三)解构街道意识。讲到城市，首先联想到的是街道。人们常去的店铺、机构均排在街道两边。这样既便于人们寻找。也便于一次办很多事。比如看了电影，然后购物，然后再上邮政局。但街道最大的缺点是造成交通紧张――塞车。古时没有汽车，街道是让人步行的，现在主要用来走车，自然不适应。中国城市的塞车之严重也许为世界之冠。因此美国城市建设中的“分区”概念就显出其优势来――它将城市规划成一个个专业性较强的小区――做某类事，就到某个小区去。比如，娱乐区，只提供娱乐。在这里不能购物，购物要到别的区去。这样是不是一次办不了很多事了呢?也未必。因为城市的交通十分方便。由于人们不必挤在一条街上，塞车的现象自然就没有了。
(四)解构中心城区概念。中心的意义是多重的，有空间上的，也有功能上的。市中心通常综合二者，而以功能为主。所谓中心区，不同的时代及其含义是不同的。中世纪，在欧洲一般是教会所在地。王权兴起的时候，一般是王宫所在地。工业社会，又将银行区、大商店所在地做成中心区。其实，正确的做法是淡化中心区，而强调多功能区。一个城市，有商业区，也有文化区、教育区、行政区、名胜区。这些区中，不一定有一个中心。它们都是重要的，在建设上不再重此轻彼，而能各具特色，这个城市就显得疏朗有致且张弛有度了。
(五)建构多元的城市规划理念。城市规划其实是可以有多种模式的，不宜恪守一种模式。过去的众星拱月模式虽然尚不能说全部抛弃，但至少不能成为唯一的模式，要根据不同的城市做出不同的城市规划来。
(六)建构社区群落的概念。我们现在讲的社区只是人们生活的一个小区，小区设立的居民委员会其功能重在服务。而社区群落实际上是一个个小城镇。这些小城镇不管是否承担重要社会功能，它们在生活设施上都是高度完善的。其中必须有一定的绿化带，有 风景区，便于人们与自然相接触。各个社区之间交通应极方便的，那种环绕着中心城区的环线成了网状结构道路。“围城”没有了，有的是一片星罗棋布的小城镇。这种由小城镇构成的城市群在西方一些先进国家早就出现了，它越来越成为世界摹仿的对象。也应该是中国城市化的未来。
四、突出“美学主导”的原则
城市建设是一个综合工程，这一点没有分歧，但是城市建设用什么去做指导，则是有不同的看法的，这其中，政治主导说、经济主导说是最有影响的。而在笔者看来，城市建设宜以美学为主导。
第一，只有美学主导，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城市建设的理念问题。美学属于哲学，处于人生观与世界观的层次。在环境建设中，作为美学分支的环境美学将环境美的本质定位于家园感，将环境看成是我们的家。只要确定了这一点，城市建设中的许多问题都不难解决。
第二，只有美学主导，才能让城市的“生活”主题得到真正的实现。我们在上面谈到城市建设要突出“生活”主题。生活主题中，我们强调的是生活的质量。显然，这种主题的实现需要一定经济基础，也需要一定的政治条件。但是，这些条件只是实现乐居的必要条件，却不是充分条件，更不是唯一条件。而就美学来说，除开那种唯形式主义的美学，真正哲学意义的美学是将真善美看成一体的。真善美三者，美建立在真与善的基础之上，且涵盖真和善。因此，美学主导不仅不排除政治的良性干预和经济的良性支撑，而且将二者的作用进行优质整合，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第三，只有美学主导，才能真正解决城市建设中保护生态与发展人文的矛盾，实现生态与人文的统一。严格来说，人文是对抗生态的。具体到城市，所有的市政工程都是人文，按其本质，它不可能不破坏生态，然而能不能让人文不仅不破坏生态，而且还构建生态，应该说是可能的。美国艺术家帕特丽夏?约翰松在这方面做了很好的尝试。“在旧金山，她的作品是一个下水道和一个可以使公众接近海水、为濒危物种提供栖息地的海滨大道。她的作品，吸引人们进入亚马逊雨林探幽揽胜，净化了一条被污染的非洲河流。”她在韩国首尔做了一个垃圾处理场，她将这个本来用于环保的工程做成了一个景观工程，命名为“千禧公园”。约翰松的经验归纳到一点，就是工程艺术化、艺术工程化。这里，实际上是两个革命：一是工程革命。工业社会的工程，以高功能、高效率为唯一追求，在审美上是很差的。帕特丽夏 ?约翰松将艺术引入工程，让工程不仅在科学上称得上精确，在功能和效率上称得上优秀，而且在景观上也称得上美，这确实是一场工程的革命。同样，艺术向来讲究的是美，它是非功利的，而约翰松却大声呼吁艺术的功能化。我们需要美化的生活，不仅是精神生活，而且还有物质生活，而物质生活的美化又不能不将艺术功能化。约翰松说：“艺术家有着充沛的精力和开阔的视野，但在逼仄狭小并受着严密保护的艺术世界里，这些精力和视野却白白浪费掉了。现在我们不再需要尸位素餐的艺术。我们需要那种与人们密切相关的艺术，需要使艺术与社会及自然界发生功能性联系的机制。”
约翰松坚信“艺术可以拯救地球”，他说的艺术即是那种能实现生态与人文相统一的艺术，他将这种艺术说成是“生存的艺术”。所谓生存的艺术，就是以自然为模式的艺术，也就是生态的艺术。约翰松说：“生物的生存之道正是环境艺术的蓝图。”作为艺术，这是人文。但是这种行为效法自然，因而它又是生态的。
第四，只有以美学为主导，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城市的个性魅力问题。审美的奥秘很大程度在于审美对象的个性魅力，艺术作为审美的典型形式，自始至终将艺术典型的独创性问题、艺术家的个性问题、风格问题看做艺术美创造的关键。要将城市建成美的乐园，就一定要自觉地以美学为指导，按着艺术的基本原则来建设城市，将城市建设成一个精美的艺术品。如果能这样，城市也就必然会像优秀的艺术作品一样焕发出个性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