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语言学转向不仅对西方哲学和语言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也对西方文学研究产生了强烈冲击。语言学转向的现代性后果是语言的能指功能被进一步强化，而所指功能被遮蔽。在语言学转向的影响下，语言被强化为牢笼，而各种对语言表征功能的质疑也引发了当下语言表征危机的出现。
关键词：语言学转向；表征危机；能指；所指
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4074(2012)01014204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重点项目（11A126）；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0CZW007）
作者简介：蒋晓娟（1974），女，湖南邵阳人，硕士，广州航海高等专科学校外语系讲师。
杨向荣（1978），男，湖南长沙人，博士，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教授。
在西方思想史上，语言学的转向主要在两个领域进行：哲学领域和语言学领域。哲学领域的“语言学转向”可称为语言的转向，主要以分析主义哲学以语言问题取代传统哲学问题和存在主义哲学重新反思语言和存在等范畴为代表。语言学领域的“语言学转向”主要是指现代语言学家对语言及其相关范畴的重新阐释，以及运用语言学理论作为研究其他人文学科的参照系。“语言学转向”不仅对西方哲学和语言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也对西方文学研究产生了强烈冲击。“语言学转向”的现代性后果则是语言的能指功能被进一步强化，而所指功能被遮蔽。在“语言学转向”的影响下，使语言被强化为“牢笼”，而各种对语言表征功能的质疑也引发了当下语言“表征危机”（representation crisis）声音的出现。
一
作为表征问题的“语言”是具有特殊意义的媒介，我们通过语言进行交流和生产，因此，语言是进行意义生产和文化生产的主要载体。维特根斯坦、索绪尔、海德格尔所引发的“语言学的转向”，从一种说法看就是人们对于意义所产生之处的看法发生了转变。[1]（P57）意义所生产的究竟是语言还是世界？是世界在说语言还是语言在说世界？这引发了一系列的讨论，也使语言变成了哲学所关注的焦点。传统的语言观把“语言”看成是对世界上万事万物的一种“再现”，一种状物写意、从而能在人际进行交流的符号象征，我们称为“表征”。
语言所表征的既是客观的现实世界存在，同时也是主体主观意义的世界，因此，语言自从诞生日开始就具有两大任务：一是摹仿再现客观世界，二是表达人的主观思想情感，而表征正是这两大任务的执行者。表征既是客观世界存在的，同时也是个体主观意义的世界，而这些都需要通过语言而得实现，如在柏拉图的《克拉蒂勒斯篇》中，我们可以看到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言观：一种是把语言看成在本原上与世界、与思想经验最终合一的“逻各斯”；另一种把语言看成是一种人为的、约定俗成的惯例，词语由其他的词语衍化而成的，17、18世纪的浪漫主义诗人也认为语言是世界的表征，与所指事物有内在的同一性，在他们看来，语言既是媒体，又是“表征”。语言学转向之后，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将西方千百年来占统治地位的这种语言与其所指最终合一的语言观称之为“逻各斯中心主义”，并将其视为批判的目标。
表征一方面与语言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也与文化及其意义密切相关。语言作为一种媒介，它是文化意义传播的主要载体，只有通过语言才可以发现意义和进行交流。而语言之所以能被发现和产生交流意义，也需要通过一系列的表征系统来完成。第一个系统使我们赋予世界以意义，第二个系统依靠的是意义与符号之间的建构相似性，这些符号被组成到代表或表征那些意义的各种语言中。在这个意义上，表征意味着通过语言的符号组合向他者说出有意义的话来表达这个世界，如霍尔所言，表征是某一些或一类文化的意义的产生和交换过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此外，符号之所以被创造出来，也是为了向人们传达某种意义，意义依赖于我们思想中形成的可以代表或“表征”的世界，是我们能够指称我们头脑内部和外部两种事物的各个概念和形象的系统。[2]（P1517）可见，表征一方面涉及符号与所表征物的关系，另一方面又和特定语境中的交流、传播、理解和解释有着密切关联。
在这种表征中，文化其实已被定义为一种过程，一种实践，以及一个社会或者集团之间的意义生产和交换。文化意义不仅仅在我们的头脑中，同时它也组织和规范着社会实践，影响我们的行为，从而产生实际的效果。表征之所以产生，主要通过意义来进行，如霍尔所言，意义是被表征的系统建构出来的，它并不内在于事物中。它是被构造的，被产生的，它是指意实践，即一种产生意义、使事物具有意义的实践的产物。[2]（P3）可见，意义是通过各种不同的表征方法所生产出来的，尤其是在当下文化语境中，意义在大众传媒和全球通讯手段中被大规模地生产出来，使得意义在历史上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在不同的文化之间生产出来。但无论在何种文化之中，意义所产生的主要“媒介”是语言，语言的表征意义有助于我们建立起使得社会生活秩序化和能够得以控制的一系列的生活规范以及标准。基于此，对“表征危机”的讨论就应当从“表征”系统中的语言本身入手。
二
20世纪的“语言学转向”可以说是迄今为止发生的最深刻、最激进的哲学范式的转换，在这次转向中分析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和语言学家索绪尔的观点颇具代表性。
维特根斯坦早期写作《逻辑哲学论》，就旗帜鲜明地主张：哲学的最终目的是对思想进行逻辑解释。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哲学是一种逻辑解释活动，而解释必须通过语言才能完成。泰赫指出，早期的维特根斯坦实际上是以反形而上学的形而上学方式对语言展开批判的。因为维特根斯坦虽然认为语言仍然是反映自然的一面镜子，但同时又认为这面形而上学的镜子不仅已经破碎，而且将破碎的镜子拼合起来的努力也已失败。[3]（P8）而后期的维特根斯坦也偏离了早期的观点，转向了对“语言游戏”的研究，希望通过“语言游戏”向传统形而上学哲学发起挑战。他在《逻辑哲学》中写道:“我将把这些游戏称之为‘语言游戏’，并且有时把原始语言说成是语言游戏。给石料命名和跟着某人重复词的过程也叫做语言游戏。我将把由语言和活动(指与语言交织在一起的那些行动)所组成的整体叫做‘语言游戏’。”[4]（P7）维特根斯坦的批判矛头直指由于语言误用而导致概念混乱的传统哲学。在他看来，西方哲学所产生的荒谬的形而上学难题，是由于传统哲学家对日常语言的滥用或者误用所引起的。作为分析哲学的创始人，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理论开创了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突显了语言的自主性，也使得西方人文学科逐渐把研究重心转向了语言。
与分析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求助于科学的语言逻辑不同，海德格尔则从语言言说的形而上学维度对西方传统哲学展开了批判。海德格尔认为，主体以语言的方式认识世界，世界因此存在于语言之中，“语言是存在的家”[5]（P46）。这话里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方面，“存在”是“语言”这个家的主人，“语言”这个家是由“存在”所决定和建构；另一方面，“语言”这个家一旦建立，它就成了“存在”的栖身之地和庇护之家。在第一层意思里，“语言”是作为工具使用的，在第二层意思里，“语言”不再是被动的工具，而是在看护和约束着“存在”，语言因此获得了本体论的特征。在海德格尔看来，把语言理解为表述或交流的工具并没有抓住语言的本质，语言的本质在于其本体论的意义。对此，海德格尔认为，说话的是语言，而不是主体，主体只是在他向语言进行反应时才说话。“人言说只是因为他回答语言”[6]（P183），这就是说，主体创造语言，赋予它特定的意义后，语言就获得了独立的地位和权力，并在一定程度上规范和制约着人类的思想言行。主体认识了语言，就可以通过它去认识世界，世界通过语言得以体现，是语言将世界具体而明确地呈现给主体。主体掌握了语言，也就等于掌握了通向世界的有效通行证。而且，主体的“言说”是对语言的倾听与应和，说话人本身受到语言的一定制约；另一方面，主体的“言说”其真正含义往往会超越主体在“言说”时的主观意图，所以主体的“言说”不是按主体的意图行进，而是主体跟着“言说”时所呈现的真正含义行进。在这个意义上，决定“言说”的是语言，而不是主体。这样一来，主体与语言的关系被完全颠倒了，不是主体在各种活动中创造并使用语言，而是语言使主体的活动成为可能，显现出意义。主体不再是语言的主人，恰恰相反，语言才是主体的主人。在海德格尔看来，主体说语言，在语言中获得自身存在的证明，而这是通过诗的途径来达到的。相对于其他语言形式，诗是最纯真的语言，最纯粹地表现了语言的“言说”。诗是语言的作品，语言的本质和功能正是诗的本质和功能，因此，语言和诗在存在本体论意义上便具有了同一性。
“语言学转向”是西方现代哲学方法论上的伟大革命，同时，“语言学转向”也是西方现代语言学界和诗学界的重大革命。促成这一转向的语言学家索绪尔认为，语言表征世界的方式是符号，每个语言符号都包含能指与所指两个方面。能指和所指是语言学上的一对概念，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把语言符号看作是一个概念和一个有声意象的统一体，有声意象又称能指，概念又称所指。“我们建议保留用符号这个词表示整体，用所指和能指分别代替概念和音响形象。后两个术语的好处是既能表明它们彼此间的对立，又能表明它们和它们所从属的整体间的对立。”[7]（P102）能指是语言文字的声音和形象系统，而所指则是语言的意义内涵系统。人们试图通过语言表达出来的内涵及意义叫所指，而语言实际传达出来的形象叫能指。此外，索绪尔还认为，语言的另一个特点是它的任意性。语言是声音和意义的统一体，语言中的词是语音和语义的结合。语言的音义结合、能指与所指之间的结合并不是天生注定的，其间没有必然的联系，而是经过长期的社会实践、社会交际而约定俗成的。词的语音和语义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某一个意义不一定非得用某种声音代表不可，声音和意义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从某个语言的生理或物理特性看不出它要与某个概念意义结合成语言符号的道理。
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索绪尔认为语言学的真正对象是就语言并为语言而研究的语言。在他看来，现代语言学是一种共时语言学，研究对象是同一集体意识感觉到的各项同时存在并构成系统的要素间的逻辑关系和心理关系。[7]（P173）我以为，对语言学领域的“语言学转向”，索绪尔提供了两方面的理论支撑：一是把语言和言语加以区分，强调语言学研究的任务不在于个别人的个别的语句，即言语，而在于所有言语行为者都必须共享的规则和系统，即语言。第二，把语言看成一个由能指和所指组成的符号系统，认为语言的音义结合、能指与所指之间的结合并不是天生注定的，其间没有必然的联系，而是经过长期的社会实践、社会交际而约定俗成的。也就是说，在索绪尔的理论域中，词的语音和语义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某一个意义不一定非得用某种声音代表不可，声音和意义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从某个语言的生理或物理特性看不出它要与某个概念意义结合成语言符号的道理。卡勒认为，索绪尔突显语言能指而遮蔽所指的做法，对传统的形而上学无疑是一场致命性的打击。[8]（P166）确实，索绪尔所提出的语言学理论彻底颠倒了传统的语言观，不仅实现了现代语言学由外部研究转向内部研究的革命性转型，而且他的理论与分析哲学和存在主义哲学对传统语言观的颠覆相互呼应，共同促进了“语言学转向”的最终完成。
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和索绪尔可以说是完全颠覆了自柏拉图以来的表征语言观。这样一来，语言所具有忠实传达人的意思的可靠性动摇了，人们开始怀疑，对于这种不可靠的语言媒介所再现的世界，是否仍然具有合理性？于是，语言的“表征危机”出现了。
三
自“语言学转向”以来，语言的受关注度越来越高，对“语言表征”的质疑也相应变得突显。传统的形而上学语言观把语言当作反应自然的一面镜子，而“语言学转向”打碎了这面镜子，使人们对作为外部世界的“再现”和“表征”的语言失去了信任。塞尔登写道：“文学文本‘再现’某种物质的或精神的、头脑里的或社会的东西、这种观念似乎已经不证自明。但结构主义及其后继者对这――基本假说提出质疑，认为话语绝不是再现的，因为语言系统的作用并不是象征客体，而是产生‘差异’（例如声音之间的差异）。尽管语言有这样的限制，我们还是相信词语能够再现我们愿意‘当真’的事物或观念，也就是把事物或观念重新‘呈现’给我们。”[9]（P1）可见，语言既是世界或哲学观念的真实表征，同时它也可能成为世界或哲学观念歪曲表征。
而且，自“语言学转向”之后，很多问题都被划定到具有符号象征的语言上来，对于客观存在的世界已不再关注。这种性质的变化被划定为现代与后现代的区别：现代是实实在在的世界对人们产生意义的时代；而所谓后现代，它所面对的是一个文本的世界、语言的世界、象征的世界。西方许多后现代思想家的思考都是存在于语言层面的，他们的语言表述是一种“语言游戏”，受语言自身所左右，而这种表述与社会的实际存在是否一致是值得怀疑的。
对语言的表征危机，盛宁将其概括为三种情况：一种情况是绝对地将语言看成与世界隔绝的独立的符号世界，认为语言一旦被索绪尔划分为“能指”和“所指”，就再也不能倒回去了，如德里达主张“文本以外一无所有”。另一种情况是相信语言是一个自足自律的系统，强调语言的界定世界、建构现实的功能，如法国人阿兰?罗伯格里耶就主张“真实”与“虚构”有鲜明的界线。第三种情况是相信语言呈现了世界，同时又相信语言最终并不触及世界。这种看法对于后现代的文学创作和语言学转向以后的西方后现代的人文社会科学都产生了重大影响。[1] P（6263）盛宁的观点很具代表性，顺着盛宁的观点，我以为，所谓语言的表征危机，就是人们对通过语言媒介对于世界的把握产生了某种怀疑，怀疑这样所把握的世界是否仅仅是一个“幻象”，怀疑语言媒介再现世界时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可见，“语言学转向”粉碎了传统哲学的镜式语言观，语言不再是一面反映现实的静止镜子，而是承载着意义和真理的存在。而且，“语言学转向”也颠覆了西方传统哲学思考问题的方式，传统哲学将语言视为反映自然的一面镜子，而“语言学转向”则使这面镜子不可避免地破碎了，换句话说，就是人们对于作为外部世界的再现和表征的语言永远失去了信任。如盛宁所言，文学既可以作为世界或某种哲学观念的表征，但同时也可能是世界或哲学观念的歪曲。文学这面镜子并不忠实反映它所面对的事物，它本身就完全可能是一面哈哈镜。那么，我们凭借语言这个很成问题、很不牢靠的媒介去解释世界，其可靠性和合理性又如何呢？[1]（P61）也就是说，人们在充分认识到语言在再现事物、表达意义方面的局限之后，开始自觉地关注起语言自身的不稳定性和语言在状物表意时的不确定性。语言的表征能力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怀疑，而这，不能不说是“语言学转向”留给我们的深刻思考。
参考文献：
[1] 盛宁．人文困惑与反思――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批判[M]．北京：三联书店，1997．
[2] [英]斯图尔特?霍尔．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M]．徐亮,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3] THIHER,A.Words In Reflection:Modern Language Theory and Postmodern Fiction[M].Chicago:The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84.
[4] [奥]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M]．李步楼,译.陈维杭，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5] [德]海德格尔．人，诗意地安居[M]．郜元宝,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6] [德]M?海德格尔．诗?语言?思[M]．彭富春,译.戴晖，校.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
[7] [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8] STURROCK J，ed.Structuralism and Since From Lévi Strauss to Derrida[M].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9.
[9] [英]拉曼?塞尔登．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M]．刘象愚，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粟世来)
Oustanding Signifier and Covered Signified
――The Representation Crisis under the Linguistic Turn
JIANG Xiao-juan1，YANG Xiang-rong2
（1.Faculty of Foreign Languages,Guangzhou Maritime College,Guangzhou,Guangdong 510725,China；
2.Literary and News Department,Xiangtan University,Xiangtan,Hunan 411105,China）
Abstract: The Linguistic Turn not only has important influence on western philosophy and linguistics research,but also has strong impact on western literature.The consequence of modernity of the Linguistic Turn was Outstanding Signifier and covered Signified.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Linguistic Turn,the language is constantly strengthened and become our prison.And all kinds of questions to the representations function of language have triggered the current language representation crisis to appear.
Key words: the linguistic turn；representation crisis；signifier；signifi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