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从鲁艺女兵培蕊在太行山麓的一张发黄的老照片开始。现实中的新闻记者“我”，进行了对“一场战争的追索”，目的地直指“麻田突围”。突围本身并不是一场胜利的战斗，八千儿女在突围中损失惨重。铜家峡人也被日军狡猾的“杀人挺身队”所蒙骗，为保住军粮全村老少集体殉难。李营长率300孤军与两万敌寇殊死相搏，把“肠子塞进弹片剖开的腹中，就像卷起一条垂下的皮带”。面对数万鬼子而把“勇敢和疯狂发挥到极致”。300壮士以及无数个人高呼着“有枪的留下，没枪的跳崖”！且从容不迫地选择了死亡。生死关头李营长眼前闪动的不是那位送袜子的村姑兔唇姑娘，而是那个他还不知道名字，别着红色小鼓的“鲁艺”的小姑娘――李营长最后的问句是：“鲁艺的同志们冲出去了吗？”然而培蕊并没有如李营长所愿“冲出去”，而是和无数人一起，“从悬崖纵身扑向大地”，就“如同花瓣般飘落”……
有枪的留下，没枪的跳崖！如同阵阵滚雷，再闭锁的心灵闸门也难以承受这般强烈叩击，而豁然洞开。
作者不吝笔墨地描述铜家峡人对李营长及他的队伍的认知过程：日寇将至之时，乡民们对那场战争的幻觉是：“谁来了不纳粮……，又怕谁来？”然而日寇的铁蹄踏破了家园的同时也踏破这乱世求苟安的奢望。战争的现实是：覆巢之下岂有完卵――鬼子们用屠刀为铜家峡人清?透彻地诠释了“国”和“家”的关系。
铜家峡人怆然呼唤：“咱中国的军队哪里去了？”
呼之，两支“中国的军队”即出，先后亮相。
先是“有一番报国之志”却也“识时务者为俊杰”的保定军校出身的国军程长官，他那支盔明甲亮的队伍来在铜家峡受到了缙绅百姓的夹道相迎，还有“肥猪粮草”加“会长千金”伺候，很有点“箪食壶浆迎王师”的意思，盼的当然是这队伍能保境安民，去干些“中国军队”该干的事情，然而这支“并不十分薅恼百姓”队伍却扔下满怀期冀的百姓，“半夜里溜了”。接下来便是另一支装备简陋破衣烂衫的队伍出现在了铜家峡人的视野里，领头的就是“模样秀气”的“李营长”。这支队伍高涨的热情把人们的“愁云惨雾吹掉了不少”。然而刚遭际了失望，对这支近乎于乌合之众的队伍还是半信半疑，给出的“支应”再不是“肥猪粮草”而是“萝卜山药”。这支队伍出山第一仗似乎也验证了乡民们的疑惑：与鬼子一交火，这队伍就“好像土坷垃惊起一地座雀，扑楞楞地四下里飞哩”。惹得在期望与失望的漩涡里游疑的“黑村长”骂着：“好你们这些清水大肚汉哩”。随即挑了八路的锅，在李营长们的心里轰然“撞出一声巨响”。
这一声巨响其实也撞响在读者心里，现在我们对“子弟兵”的涵义早已不再有更多的探究，而历史中的这个名词却经过了的时空的沉淀与人心的过滤：老百姓对军队的支持从来就不是无缘无故的，只有真正爱护百姓又能用胜利保卫百姓的队伍才能得到“……粮……给八路军的……命在，粮在！命不在，粮还在！”的庄严承诺。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是万物繁衍的法则，也是历史演进的魂魄
于是，便有了作者笔下的马堡之战，有了黑村长很豪迈地要为子弟兵包办爱情，以“进步”为召唤的媒妁鼓动；也有了相貌不济的兔唇姑娘死死暗恋李营长；更有了铜家峡人对八路军军粮的千金之诺，以及为此一诺付出的代价……再请看突围关键时刻左权将军给李营长交代掩护任务后道别一段：
这时候，敌人的飞机已经在南艾铺上空盘旋，左权指挥着大队人马向后山撤退，他走过李营长的时候，停了下来。
左权沉默了一会儿，说：明白你的任务吗？
李营长说：明白。
左权问：哪一年入伍？
李营长说：三零年。
左权说：谢谢。
……这样的对话，没有常见的拖沓落俗、刻意煽情。情况之严峻紧迫，两位军人三言两语的问答已内涵饱满且慷慨悲怆。可供读者品味的东西其实很多――如果说这部作品有鲜明的主题的话，那么正如作者所说：人可以落魄，但不可以失魂。一个伟大民族的“民族魂”，正是由这一个个高贵的灵魂凝聚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