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两会”，已成为观测企业信心指数的“温度计”。各方面的代表人士汇聚京城，为各种意见的表达和交流，提供了一个机会，这使“两会”政策信号的发现作用越来越突出，越来越常态化。
两会上，各种议案、提案和记者报道，形成意见的洪流，这就像是一面镜子，每一个企业都能从这面镜子中，照出机会和进一步努力的方向，也给CFO们提供了战略预判的基础信息。
本次“两会”是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的最后一次会议，今年也是本届政府任期的最后一年。再加上，今年是邓小平南巡讲话20周年，“改革再出发”成为主基调，人们对今秋将召开的中共十八大充满了期待。这些因素综合起来，使今年的“两会”变得十分活跃，焦虑与亢奋交叉，反思与前瞻并存，会内与会外互动，“两会”出现了新的景象，甚至出现无意识爆出的“粗口”，“两会”代表、委员正从过去那种“被开会”的角色定位中解放出来，他们正在告别单一、沉闷和拘谨，变得多元、活跃和开放，甚至还多了一些做秀的味道。
在微观的企业层面，我们观察到，一种良性互动的民主氛围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尺度，新的契约关系正在确立，当权者和不在其位者，他们敢于讲真话，不怕得罪人地讲狠话，在改革的十字路口，代表和委员们的“交锋”，汇聚成一股巨大的意见洪流，他们用寻找共识的最大努力，推动中国企业转型升级和结构优化。
改革 再出发
改革已成为今年两会的“主旋律”，不管是会前的舆论热议，还是会场上的发言讨论，多围绕此展开。
本次两会上，温家宝总理的报告，较以往更短，但在工作步署中，70次提及改革，充分体现国家继续深化改革的决心与信心。在政协工商联分组讨论中，大连万达董事长王健林委员非常赞同，“宁要不完善的改革，也不要不改革的危险”。
诚然，下一轮的改革无疑是艰难的。现在需要的是勇气、魄力与谨慎、智慧相结合，该渐进的渐进，该激进的激进。尤为重要的是，要创造一种真正有利于改革的宽松的社会环境与心态。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在的中国又需要一场真正的思想解放运动，用诚意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对所面临的问题进行负责任的讨论，在公平正义的基础上重寻共识。
从搁置一些问题，不讨论，摸着石头过河，到利益多元化，不断论争，进入改革深水区。
经济迅猛发展30年后，我们又站在了一个十字路口，矛盾和冲突已难回避。当改革成为共识，需要的不再是思想上的启蒙，而是行动上的勇气。
短短十余天的两会，不可能解决中国社会面临的所有难题，却对未来方向定下变革的“基调”。
总理的道歉
3月8日下午，出席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的经济界、农业界委员在北京会议中心举行联组会。温家宝总理从市中心赶到位于北五环的北京会议中心参加讨论。原定会议开始时间是15点，因为临时遇到急需处理的事情，晚了4分钟的总理向大家表示歉意。
话音未落，全场政协委员们即为他的致歉送上了掌声。
无独有偶，两会活动中，还有两位领导向公众道歉。一位是张平，发改委主任。他在3月6日的记者会上说，为了完成“十一五”节能减排的目标，一些地方采取了一些过激的行为，甚至拉闸限电，这不是我们的初衷，这样的做法也是不妥当的。另一位是国务院副总理王歧山，在代表谈及食品安全的时候，他回应说，“这件事情我们不好意思，很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什么？就是现在好东西多得很，但是吃起来有点不大放心⋯⋯”
官员道歉本是平常之举，各级官员在会上，对自己分管的工作给代表委员一个交代，理应做出认真的总结与自我批评。
但这毕竟是好的苗头，在为这种举动叫好之时，我们也观察到一种良性互动的民主氛围正在形成，代表和委员们敢于讲真话的越来越多。只有两会议政不再是“举手表决”，才有精英共献良策、共襄国家大计的希望。
3月4日在政协小组讨论时，原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对中小企业融资难做出较为客观的发言，包括中小企业本身的问题，如没有抵押品、信用不佳。在企业成立的前三年或者三年半，小微企业处于“死亡谷”中，风险过大，不可能获得银行商业贷款，此时需要种子基金与天使投资。但资金浮燥，天使投资接近于零，在企业成长期有少量创业投资投入，在成熟期有私募股权投资投入，大部分都用高市盈率投入较为成熟、有希望上市的公司，千军万马摘桃子，没人培育桃树，结果可想而知，竭泽而渔成为必然。
中小企业没办法得到金融支持，不仅因为中小企业没有抵押品、信用不佳，还因为在经济紧缩周期，银行无法从大企业、重要平台收回贷款，只能收回中小企业的到期资金，扰乱了中小企业的发展步骤。经济预期不明确、大企业溢价过高，银行偏爱大企业、甚至被大企业捆绑。
出人意料的是，刘明康提及民间借贷时指出，一些中小企业家不选择破产保护，而是选择“跳楼”、“跑路”。现实触目惊心，民间借贷官商勾结比比皆是，有的还与黑社会连在一起。
“1号焦点”
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提案第0001号是关于强本固基维护实体经济坚实基础的提案，困境重重的实体经济成为两会 “1号焦点”。
全国政协委员蒋应时在经济36组的发言中指出，近年来，我国部分实体经济领域出现了“脱实向虚”的发展苗头。一些实体企业为了追逐高回报放松主业，转向房地产和民间借贷市场，投机氛围浓烈，这不仅影响了经济健康运行、扩大了社会贫富差距，也增加了金融风险和社会风险。
由实体经济贫血造成的产业空心化正逐步成为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潜在风险。具体表现为：
一是在当前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中，受国内外因素的综合影响，相当一部分中小企业面临严重的融资难、用工荒和高成本的生存困境，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
二是实体经济与非实体经济之间投资回报反差巨大，做实业不如做投机和投资赚钱多、赚钱快，比较利益诱导大量做实体经济的企业将从实业平台取得的资本投向非实体经济领域。
三是垄断行业投资无门，竞争性行业过度竞争导致大量民间资本游离实体经济，变成炒资产的“游资”和“热钱”。据社科院《社会蓝皮书(2012年)》称，在温州1100亿元民间借贷资金中，用于一般生产经营的仅占35%，用于投机和高利贷的资金占比高达60%。
四是随着企业精英大量移民或外迁，大量实体经济的发展要素流失。
五是企业家实业精神衰退，呈现出“赚快钱”的浮躁、急躁心态。
来自民建中央、农工党中央、全国工商联对实体经济的联合调研，也进一步印证了蒋应时的看法，调研认为，造成当前实体经济困境有六个方面的具体原因：
一是多种因素叠加使成本攀升，实体中小企业面临“成本太高、利润太薄”的压力；二是过度垄断使民间资本投资无门，实体中小企业发展空间严重受限，大量民间资本变成游资热钱；三是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市场需求萎缩，订单大幅减少，实体中小企业产能过剩严重；四是产业链上下游“两极分化”，下游民营中小企业面临融资难、用工荒等多重困境，不堪重负；五是实体经济和非实体经济之间投资回报反差巨大，做实业不如做投机和投资赚钱多、赚钱快，比较利益诱导要素流向非实体经济；六是企业创新需要高投入、具有高风险，中小企业创新转型资源不足，能力不够，举步维艰。
关于发展实体经济，温家宝总理也表态，要给不同所有制企业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让企业有信心、有条件专注于实业发展，脚踏实地、持之以恒发展实体经济。
从减税开始
两会最大的呼声莫过于减税。
对减税最先发炮的是全国政协委员杨元庆，3月4日，在政协分组讨论会上痛批高增值税，“我们的联想电脑在国内没有办法卖得不贵，有17%的增值税必须加到价格里面，但产品毛利率只有15%。”
与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杨元庆抱怨增值税过高的言论相似，全国人大代表、宛西制药董事长孙耀志的议案正是建议将增值税由17%降到13%。“自2000年以来，中药生产企业利润大幅下滑，50%的中药企业处于亏损或停产状态。按现在国家施行的税收政策，中药生产企业所用原料中药材是农产品，按照13%的税率计算进项税，而中药生产企业生产的中成药按17%的增值税税率征税，中药生产企业增值税高出其它行业生产企业4%，更加重了企业负担。”
全国人大代表、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表示，应总体降低企业税负，并继续提高个税起征点。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称，政府收入占GDP比重已不低，对小微企业的减税力度还可加大。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剑阁也在提案中称，大幅度、大范围减税不仅是当务之急，而且力所能及。
减税已成社会共识。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把“实施结构性减税”作为今年的工作重点之一。
财政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1年全国税收总收入接近9万亿元，达到89720亿元，同比增长22.6%。与此同时，财政收入首超10万亿元，达103740亿元，增长24.8%。两项指标远远高于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去年GDP增速为9.2%。
这带来两个结果：一是公众的“税收痛苦”加重，幸福感打折；二是本身困境重重的中小企业又雪上加霜。
因此，减税不仅有利于民生，更有利于发展大局。
实际上，企业家对税改和减税政策寄予厚望的背后，是对政府改革、市场经济地位重塑的诉求。在很多人看来，加入WTO开放国内市场，在上世纪90年代同样是不可思议的创举，却创造中国空前的繁荣10 年，今天当然可以再度勇敢踏出改革之步，从减税开始吧！
但冷嘲热讽声，依然不绝与耳。有网友说：“政府在那儿搞名堂，什么结构性减税，这词像‘休假式治疗’一样让人不明其意。”
“其实它的内涵还是很深刻的。”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说，结构性减税一方面可以利用税收杠杆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与发展方式转变，另一方面，可以冲抵外部经济不确定性，减弱中小企业景气不佳、实体经济信心不足的不良预期。”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秘书长、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认为，现在就是减税的最好时机。他提出，当前的外部环境逼迫中国政府要考虑如何进一步加强实体经济，让企业特别是沿海的中小出口型企业和小微企业度过严冬。“广交会上，往年欧盟来的团都是1000~2000个，去年的人数下降17%，团数下降8%，长期订单没有，短单也不多。”与此同时，当前国家的税收状况和减税条件是成熟的。“不要总说政府缺钱，其实政府是完全可以大幅减税的。”
此时减税在企业家眼中如同雪中送炭，甚至是某些企业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全国政协委员、亿阳集团董事长邓伟认为，减税还有其他的益处。“降低企业成本负担的同时，还能够直接平抑物价，有效地控制通货膨胀。”
面对税收，全国政协委员、银泰投资董事长沈国军则这样总结：“我觉得关税定得有点傻，实体企业的税定得有点笨，对个人征的税有点狠。”
但无论如何，2012年1月1日，上海已经实行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对流通服务业率先实行税改。两个月的时间，上海周边的江浙地区纷纷表示将跟进，北京从今年7月1日起也将实施“营改增”试点。
贾康评价，这是个十分积极的信号，如果一步一步推开，一定会在中国统一市场之内使原来被营业税覆盖的建筑、安装、交通、运输和服务业放开手脚，把自己的专业化做细分，这就是升级换代。他说：“在这样的过程中，依托专业化细分带来的活力，将给消费者带来性价比更高的服务，这是结构性减税里面的一个重头戏。”
谈到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温家宝总理表示，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要与改革完善税制紧密结合。既要减轻企业和个人的税负，又要使税制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结构调整，有利于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有利于解决分配不公，有利于缩小城乡和地区发展差距，有利于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
与此同时，财政部也重申减税措施。两会期间，财政部新闻发言人、办公厅主任戴柏华表示，今年将从五个方面进一步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包括减轻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税收负担；加大税收政策支持力度，落实新的个人所得税法，提高个人所得税工薪所得减除费用标准和调整税率结构；稳步推进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扩大物流企业营业税差额征税试点范围；实施较低进口暂定税率等。
事实上，上述减税措施多数在去年底发布。此前，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在今年两会期间的新闻发布会上已经表示，今年将进一步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减轻企业和居民的负担，落实好已经出台的各项减税措施。
但即使减税已成社会共识，且具备了相应的国家财力，但要顺利实施，尚需深层制度变革配套。处于舆论风口浪尖上的财税部门并不能独立完成减税任务。结构性减税意味着“两高一资”的行业就不能减，战略新兴产业就该实施减税，小微企业的营业税和增值税的起征点应该进一步提高，小微企业的所得税减半征收。但要执行到位，就必须由工信部、发改委、商务部等职能部门全力配合，麻烦的是长期以来操作上属于先收再返，往往变相演化成“跑部前进”局面，为变相权力寻租大开方便之门，最终吃亏的还是中小民企。
从企改突破？
改革的基本特征向来是自上而下的。尤其是在当前的中国，改革已经进入实质性体制转型的阶段，所涉及的往往是复杂的制度设计，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涉及立法程序，在这种情况下，改革没有顶层设计是不行的。但这种顶层设计，必须以民众的广泛参与为基础和前提。在重大的改革举措上，在宽松的氛围中，进行公开的讨论和辩论，甚至在人民代表大会的框架内，进行实质性的辩论和质询，是非常必要的。而顶层设计本身，应当是公开和透明的，相当一部分要通过公开的立法程序来进行。
社会学者孙立平认为，在这当中，不妨将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突破口，探索一条将民众参与与顶层设计结合起来的改革方式。近来，国企改革和破除垄断的问题又成为讨论的热点话题。应当说，国企改革会是未来改革的一项关键性内容。国企改革的成功不见得意味着整个改革的成功，但国企改革的失败一定会导致整个改革的失败。而上一轮国企改革的负面影响，使得这一次的国企改革必须慎之又慎。无论是国企本身存在的问题，还是由其垄断造成的对整个经济的负面影响，都意味着，国企改革已经势在必行。
但这一次的国企改革如何改？重复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国企改革路子，只能会重新上演瓜分国有资产的盛宴。因此，现在许多人对国企改革持谨慎甚至反对意见，在很大程度上是担忧私有化可能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使得现在的国有资产被少数权贵瓜分。对此，人们已经提出种种设想，比如，对已经成为上市公司的国企，一是将国有股份全部变卖，资金全部充实社保资金缺口；二是将国有股份全部分给百姓，这才能实实在在让百姓共享国企成果。还有许多诸如此类的设想。
如果将这些设想进行充分而公开的讨论，最后形成以法律形式体现出来的顶层设计，找到一条更好的国企改革的思路是完全有可能的。更进一步说，如果在这当中形成一种既能体现民众参与又能体现顶层设计的改革模式，对于未来改革是具有极为重要意义的。
金融“开放”
随着改革逐步进入深水区，金融问题也越来越受到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关注。事实如此，无论是稳增长控物价，还是调结构抓改革，抑或是惠民生促和谐，要实现“十八字方针”，都离不开金融体系的配合与支持。
从中小企业融资难到银行利润一枝独大，从温州债务危机到吴英案，再到资本市场IPO制度改革，在今年的多方提案中，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话题再次突出重围。
过度活跃的民间资本，以及呈现出更多风险的民间金融活动一直受到市场关注。民间资本的出路在哪里？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指出，应当鼓励、引导和规范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而全国人大常委、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民间金融的阳光化是当前金融体制改革的一场攻坚战。对民间金融不是打击取缔而是要规范管理，要疏少堵、因势利导，引导民间金融进入正规金融渠道，防止民间金融的边缘化，降低系统性金融风险。
与此同时，关于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每年都在呼吁，但却一直未出现更为彻底的解决办法。为了给中小企业融资搭桥，全国人大代表、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宗庆后建议鼓励发展以中小企业为服务对象的民营银行，使其成为连接民间资金与民营企业之间的重要纽带。
这一建议也在民建中央、民革中央、民盟中央的数份提案中得到体现。针对完善金融市场、加快金融体系建设，民建中央今年提交了《关于进一步发展民营银行的提案》、《关于金融要更好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提案》、《关于加大金融改革力度、优化民意借贷环境的提案》等。其中，《关于进一步发展民营银行的提案》指出，发展民营银行既是打破国有资本对金融垄断，硬化商业银行预算约束的需要，也是缓解中小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困难的需要，同时更是引导民间借贷发展，遏制借贷冲动的需要。
针对当前“IPO上市审不审”、“新股热”等资本市场热点，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际金融公司董事长李剑阁呼吁放开股票发行节奏、通过存量发行等方式抑制“新股热”、完善和严格执行现有退市制度，切实有效地推动市场化改革。
李剑阁在提案中称，针对IPO审批问题做出决定可能需要时日，但放开发行节奏控制，增强发行窗口选择的灵活性，应当先行一步。
在当前经济危机余波未了之时，金融改革无疑将是谨慎的，但金融改革策略只可能是渐进的，甚至是走中国改革开放的“老路”：先开放，后改革。首当其冲的是放宽民间资本设立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使民间金融从“地下”野蛮成长转向“地上”理性发展，实现实体经济与金融体制的良性互动，让金融回归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本位。金融体制与实体经济发展之间的错位与失衡导致中小企业“资金短缺”与民间资本“过剩”并存。因此，要积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适当放宽中小金融机构发起人资格限制，积极培育面向小微企业的中小金融机构，引导民间资本从无序的“灰色地带”走向“阳光灿烂”的规范运作。要构建面向中小企业的政策性金融服务，通过财税政策调动大型商业银行面向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的积极性。要构建多层次的“金字塔式”的资本市场，形成以天使投资、风险投资和股权投资为主体的多层次股权投资体系。加快构建与企业构成相匹配、与企业需求相适应的多层次融资体系，让民间资本支持民营企业发展，为中小企业可持续发展营造良好的融资环境。
并购“外交”
随着联想收购IBM、吉利收购沃尔沃、海航并购西班牙NH酒店连锁集团等消息纷至沓来，很多人意识到，“走出去”不再是一句空话，中国企业大踏步“走出去”的时代已经到来。但走出去已不是单纯并购技术问题，要想真正成功，必须要上升为并购“外交”的高度。
全国政协新闻发言人赵启正在政协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企业“走出去”虽然已经有了很成功的例子，但“总体上还是处于初级阶段”，原因在于企业对国际市场缺乏深入认知，对国际惯例、通行规则还不够熟悉，不善于与当地开展公共外交。
大家都知道的一个有名的，受外国阻挠而没有成功的例子，就是中海油竞争美国优尼科的交易。美国参院的一篇报告指出，中海油失败的原因之一是没有进行有效的公共外交去消除政府和民间的反对声音。
中远公司有一个成功的例子，它在美国波士顿建立了一个转运站，最初当地工会强烈反对，而他们面对公众做了很好的说明，最后取得了成功，还收到了当地议会的感谢电。
赵启正透露，两会之后，政协外事委将开展一项关于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公共外交的调研。
据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统计，2011年中国海外并购交易总额达到创历史新高的429亿美元，同比增长12%；去年签署的海外并购协议数量达到207宗，比2010年增长10%。成功收购沃尔沃、跻身“跨国大鳄”的吉利老总李书福对此表示，“走出去”可以，但是不容易，要讲诚信，体现合作共赢。
温家宝总理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也指出，要实施“走出去”战略，引导各类所有制企业有序开展境外能源、农业、制造业、服务业、基础设施等领域投资合作和跨国并购。
政协委员段祺华认为，为了帮助中国企业更好地适应国际环境，增强对外投资的成功率和效益回报，有必要建立一个专业的境外投资服务机构。
而目前国际上有很多现成的成功经验可以供我们参考。其中很典型的如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和美国商会（U.S.ChamberofCommerce）等。这些机构有些是有政府背景，有些则是完全的民间机构，但无例外都有本国大企业和财团的支持。除了传统的发展和促进跨国投资和贸易外，这些机构都在世界各国各地区设有分支机构，其主要的工作是了解、搜集、分析各国的法律、政治、经济信息，并分析总结后提供给本国的企业或政府。更进一步，这些机构还积极充当说客和中间人的角色，依照本国企业的利益需求，影响甚至干预投资目标国政府的政策和立法，最大限度地保护和实现本国企业的投资利益。这些机构的职能和专业化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
在这点上，中国目前的工作还很滞后。据了解，目前也只有国家商务部等一些部门承担了部分的相关职能，但水平和作用还相当有限。比如，商务部虽然在全球有200多个驻外机构，但大多数都以驻外使领馆商务参赞或商务办公室等类似形式存在，更加注重的是官方职能，在人员规模、专业性、服务功能、影响力等方面并未能够赶上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飞速发展的步伐。同时，考虑到商务部的政府背景，由其在海外设立大规模的分支机构，并承担更多的专业性职能，甚至影响当地的立法或政策制定，似乎并不合适。
因此，段祺华建议可以通过发展某些民间或半官方的协会或组织（如全国工商联等），强化其境外投资服务的专业化职能，直接深入各海外投资重点地区，开展与投资、贸易等有关的专业工作。我们有必要积极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利用中国目前较为充足的财政和人力资源优势，发展对本国企业境外投资的服务功能，突出针对性、专业性和战略性，保障中国对外投资的安全和利益。同时，通过这个专业机构，将有关的信息通过各种渠道及时与中国的企业和机构进行分享，提高信息的利用效率，并促进中国各企业间的沟通合作。这些工作不仅对个体的企业有利，亦对中国整体经济战略的实现，都将起到关键性的保护作用。
两会部长语录
>> 央行行长 周小川
存款准备金率工具的使用主要和外汇储备增加或减少所产生的对冲要求有关，因此绝大多数情况下，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并不是表明货币政策是松或者是紧。
>> 财政部部长 谢旭人
根据当前面临的国内外经济形势，我国政府提出今年经济工作的总基调是稳中求进，就是把稳增长、控物价、调结构、惠民生、抓改革、促和谐能更好地结合起来，积极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优化经济结构和管理通货膨胀预期的关系。从财政政策来说，今年将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既要保持财政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又要增强财政宏观调控的针对性、灵活性和前瞻性。
>> 发改委主任 张平
去年的物价形势确实比较严峻，全年物价涨幅是5.4%，没有实现年初确定的控制在4%左右这样一个目标。作为价格主管部门的负责人，我也借这个机会做自我批评。”
>> 商务部部长 陈德铭
造成现在这样一个外贸增幅下降的原因，主要还是外贸发展的内外环境总体趋紧，国际上因为金融危机还在深化和蔓延，特别是欧债的问题影响了欧洲的消费等等，国内我们自己也有各项成本推高的因素等等。所以我们估计，今年的外贸实现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全年要增长10%左右的目标是可以实现的，但也是要通过艰苦的努力才能实现的。
标签：争锋